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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同光时期各派概要比较

同光诗坛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后历程中,最复杂、最丰富多彩的一驿。汉魏六朝派、同光体、唐宋调和派、西昆体,以及诗界革命派,各以自己的创作为夕阳西照的诗空绣上绚丽的色彩。尽管他们各自的成就有大有小,但掩盖掉任何一方都有损于晚霞的美丽。在艺术上,流派越多越好,单调划一则意味着艺术的衰落。因此艺术王国,应该是不同的艺术个性和平共处的王国。一种流派、一种风格只要能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说明它仍然享有读者市场,而对于读者的艺术爱好实在无须强行纳入某种个人意志的范围。

艺术享受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任何一种艺术风格都不足以保护一个政权,也不足以推翻一个政权。艺术毕竟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当然,文学作为一种心声,它可以反映人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人们的愿望,当某种感情,某种愿望引起强烈共鸣的时候,就说明这种感情,这种愿望具有普遍性。因此,在先秦时代就有采风以观民隐的政治方法。如果只是企图通过对文学中某种感情,某种愿望的抑扬来巩固政治,那是以叶障目的做法。时乱而变风变雅作,并非变风变雅作而时乱。真正巩固政治的措施,并非是抑扬某种文学,相反是由文学而知民情,由民情向背而知治本所在。文学对政治家的帮助无非如此。然而,诗人往往好为大言,时时以天下为己任,而其实如李白、杜甫,以其诗可以流传千古,然未必能知一州,能宰一县。同光诗坛,有以政治家而兼诗人的,亦有以诗人而从事政治的。也有一生而为诗人的(尚非职业诗人),他们大多数人(不管属于哪一个流派)几乎都主张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都愿意反映时政中的重大事件,也并不回避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其中梁启超更为重视文学的政治作用。然而事实上他们都并未能以他们的诗歌拯救时世,相反倒是对诗歌、小说并不感兴趣的孙中山对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并不纯粹,大都把政论一类文章都纳入文学的范畴,并因此而扩大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梁启超有关文学本体论的认识也仍然是比较模糊的,他本人对后世的思想启蒙之功,主要依靠他的学术文和政论文,而并非是他的诗歌和小说。因此,本书并不打算以各流派所作诗歌的 “政治功绩 ”来论定各流派的功过,而主要看各流派的诗歌是否能真实地表现诗人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由前面对各重要诗人创作的分析,我们认为各流派的艺术风格虽然不同,但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真实的。但对题材的择取各有所侧重,汉魏六朝派诗人中邓辅纶、高心夔较多地描写了祖国壮美的自然山水。同光体诗人中陈衍的作品对重大题材的表现相对少一些,而陈三立、范当世则比较尖锐地表现了时政,情感激愤悲壮。唐宋调和派中的张之洞、樊增祥的诗篇则相对温和一些。西昆体一派则较为深沉,但题材面相对狭窄一些。诗界革命派诗人的题材则相当广阔,他们较好地利用了他们在海外生活的有利条件,较多地表现了海外新事物、新文明,以及异域风土人情,康有为诗集中的海外题材尤为丰富,而黄遵宪对国内重大事件的叙写也相当广泛全面,称得上是晚清社会的 “诗史”。

在创作精神方面,汉魏六朝派和西昆体诗人较为保守,其中尤以王闿运和李希圣为最,然而如高心夔、刘光第、曾广钧、张鸿、孙景贤等也并不完全囿于他们的学古对象,也能立意自创。其中以高、刘为最有离立之势。同光体和诗界革命派都有比较明显和强烈的创新要求,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同光体诗人企图沿着诗歌发展的传统的通变路线,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诗界革命派则已开始有世界眼光,他们希望通过吸收新名词,尤其是描写新事物,来开创新的诗界,然而,他们虽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但都没有使中国诗歌超越古典的艺术规范,产生质的飞跃。而唐宋调和派,尤其是张之洞,受艺术成规的束缚较多,独创意识不如同光体和诗界革命派来得强烈,更不可能使中国诗歌有较大的突破。比较而言,还是诗界革命派朦胧地意识到了中国诗歌的新前途,在二十世纪文化开放的时代,中国诗歌不仅应该从传统中吸收营养,而且还应该吸收海外文化的营养,才能产生突变。而向世界学习,不仅仅是吸取新题材而已,用旧的形式、旧的语言、旧的创作意识是不可能从新题材中发掘出新诗来的。诗界革命派尚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局限。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倾向方面,汉魏六朝派诗人基本以求雅为目标,他们追求汉魏六朝的高格。在艺术手法上,如王闿运、邓辅纶等都尽量避免新巧的修辞方法,而依靠语词本身的直现力去直接刻划对象,在总的倾向上,属于 “返璞归真 ”的一路。当然具体意向是以古格为我格,因而并不可能真正消除异化,有新的艺术突破。同光体诗人企图在不失文雅的前提下,求生、求新、求深,他们尽量利用前人的修辞成果,发扬光大,在总的倾向上,属于 “由疏趋密 ”的一路,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唐宋调和派则调适于两种倾向之间,追求中和之美,以流畅自如、情彩生动、气势充沛为目标,在风格上接近唐诗,由于他们不能在艺术上一意向前,在开辟余地极小,而隋性很大,前进困难的情况下,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而在艺术上就很难有较多新面貌。西昆派总的倾向与唐诗派相近,但他们是学李商隐的专家,以华文谲喻为目标,比较而言,其创作取向显得更为狭隘。诗界革命派诗人似无意在艺术形式,修辞方法上争奇斗巧,但都喜欢隶事用典,而且在语言的选择上比较博杂,不拘一格,艺术质量或有粗疏之病,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比较复杂,前后变化也很大,所以不能一该而论。黄遵宪、金天羽学古面较宽,几乎无所不学,而康有为、丘逢甲则偏重于唐诗,梁启超则偏重于宋诗。当然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比较重视 “以我为变”,要求摆脱传统形式的束缚,尽管在实践上进展不大,但对于他们的努力和创新的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就各自擅长来说,黄遵宪以叙事胜,康有为、丘逢甲以抒情胜,梁启超以写意胜,金天羽则以传神写景胜,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这一派各家格局都比较阔大。

在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各派在整体上都不存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诗界革命派的谭嗣同称王闿运诗 “高华凝重,赋丽以则,擎孤掌以障奔流,上飞云而遏细响,四杰不作,舍湘绮其谁与归!”(《致刘淞芙(一)》)又称邓辅纶诗 “本原深厚,虎视湘中,当代作者,殆难相右”(《报刘淞芙书(一)》)。又读樊增祥《八月六日过灞桥口占》一诗,以为 “所见新乐府,斯为第一 ”(《论艺绝句》)。梁启超则称陈三立诗 “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又称同光体闽派诗人林旭:“少好为诗,诗孤涩似杨诚斋,却能戛戛独造,无崇拜古人意。”(同上)又称李希圣感事诗“芳馨悱恻,湘累之遗也”,“其风格在少陵,玉溪之间,真诗人之诗也。”(同上)又好曾广钧诗,《饮冰室诗话》中多有采录。而金天羽亦认为:“洎夫晚叶,肯堂穷老,胞与民物之怀,渐西吏隐,天际真人之想,两贤徂往,遗文可玩。而执事与中实,惊才绝艳,并辔诗衢。”(《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极推崇范当世、袁昶、樊增祥、易顺鼎,又称郑孝胥诗 “足千古矣”(《再答苏戡先生书》)。学古派中许多诗人亦极赞黄遵宪诗,如陈三立称黄诗: “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人境庐诗草跋》)俞明震则谓: “五古具汉、魏人神髓,生出汪洋诙诡之情,是能于杜、韩外别创一绝大局面者。”(《人境庐诗草跋》)范当世亦称其诗:“诗言起讫一生事,眼有东西万国风。”(《有感于黄公度之人之诗,而遽成两律》)又谓:“吴挚甫、陈伯严皆尝谬称吾诗,以为海内无两,及是,而知其信不然也。”(《人境庐诗草跋》)自叹弗如。相互之间倾倒如此,怎么会水火不容呢?辛亥革命以后,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在世诗人更是经常聚会唱和。1913农历三月三日修禊曰,在上海、北京两地各派诗人会聚一堂仿东晋兰亭故事,分韵唱和,堪称诗坛盛事。陈衍有《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一文纪其事,重要诗人如梁启超、易顺鼎、沈曾植、樊增祥等皆参加了集会,显示了相互之间的良好友谊。他们毕竟同属于古典诗歌营垒里的左邻右舍,虽各有自己具体的诗学宗旨,而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诗界革命派虽标举 “革命 ”两字,但这个 “革命 ”实质上充其量不过是 “改革 ”而已。“革命 ”一词由来已久,早在《书》、《易》中就已出现。当然,梁启超这时所使用的 “革命 ”一词,已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意译,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逃亡日本后,更多地接受了欧美新文化的薰染,1899年间又与孙中山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渐有赞成革命的趋向,受到康有为严厉批评后,终于放弃了与孙中山合作的念头。他一方面认为 “革命 ”与旧王朝之间易姓争斗不同,乃是 “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释革》)。同时又认为不易姓也可以收 “革命 ”之效,所以在政治上主张保留清王朝的皇统,进行所谓不流血的 “变革”。梁启超对于 “革命 ”的这种理解,集中地体现在1902年写的《释革》一文中。而在诗界中进行的 “革命”,也同样受到这种理解的限制,指望在保留传统的 “古风格 ”的前提下实现革命的目的。其核心也就是 “旧瓶装新酒”,并非真正彻底的革命。而且在实践上诗界革命之 “革命”,甚至还落后于他的政治 “变革”。因为在政治上梁启超已有 “群治 ”的要求,这说明他有意变革政体形式,而诗界革命却仍然要保持旧的艺术风格。革命要求只是写新事物。与洋务派之引进西方科技、办工厂相去甚迩。在政治上,梁启超尚能参加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在诗歌方面,却不愿加入创作白话新诗的行列。这说明他的诗学观其实要比政治观保守,此所以与学古派无最本质的区别,最终而能与学古派同声大合唱。当然,在客观上,把“革命 ”一词引进诗界,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诗界革命的口号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第一次呐喊出来,这是对未来的呼唤,在蠛朦天里吹响了春声。诗界革命派之筚路蓝缕在客观上为开启未来真正的诗界革命之先河作出了努力。这就是他们为现代新诗的诞生作出的贡献。

——宣统民初时期的古典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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