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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
卢那察尔斯基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
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前额凸出，平滑如镜，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
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第六交响曲》，这是人类生命的交响曲。在人类存在的初期，那时人已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世界，自然界的力量，水的闪光，天体的运转，这一切都震慑着他们。人一认识这个世界，就面临着永久的斗争。
“在交响曲的第一部分，反复演奏着一个悲怆的主题，好像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苦难。第二部分，则是春天、爱情、人类精神的蓬勃生机。在这一乐段中，听得见生命的呼唤、心灵的撞击。第三部分为谐谑曲，那是贯穿人类全部历史的斗争。结尾是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
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依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与音乐杰作配合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是一次革命的表演。”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卢那察尔斯基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人的孩子仍然在接受本质上是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当代俄国的芭蕾舞堕落、色情、格调低下，其男演员对于女演员来说，不过是没有丝毫男子气的把杆而已。
依莎多拉·邓肯激动地说：
“如果你想要未来的一代理解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本质，务必今天就把孩子们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偏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期待着立刻回答，国家能不能为大剧院星期一免费向公众演出提供手段？我离开了艺术和商业紧密联系的欧洲，如果我将再次不得不为资产阶级观众作收费表演，那与我的全部信念和愿望相违背。”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
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
“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
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
“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
“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
“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
“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
“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