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来，伴着那平平仄仄的诗行，用舞蹈表现自己对叶赛宁作品的理解。她越来越觉得身上的衣物妨碍了自己的发挥，她渴望用自己的躯体表达自由的精神。她一件件扔掉那些衣衫，贴身的红色图尼克都被弃置一边，像一堆燃烧的火。而邓肯，已然是一个熔炉，她把密西西比河的幽丽与伏尔加河的粗犷冶炼成一种奔放的舞蹈。她升到了半空，在云海中欢腾飞舞……
将邓肯从云海中拉下来的是诗人叶赛宁。他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匍匐在依莎多拉·邓肯的身体上，从那典型的俄式大鼻孔里喷吐出来的气息，带有浓郁的白桦林的芳香和大平原的泥土味，粗鲁而迷人。
第二天上午10点，这一对恋人才松了一口气。依莎多拉·邓肯坐在梳妆台前，意犹未尽，她用唇膏在镜子上写道：“叶赛宁是小流氓，不，叶赛宁是小天使。”或许，在邓肯此刻的潜意识里，她已经感受到了叶赛宁“天使”的一面，“魔鬼”的另一面。
叶赛宁的好友马连果夫以及意象派的那群诗人们，都成了巴尔绍娃别墅的座上客。邓肯对一下子能和这么多俄罗斯诗人交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她愉快地与他们一起朗诵诗，舞蹈，喝酒，通宵达旦。但不久，她发现这些人中，除了叶赛宁的天才可与惠特曼一比，其余人则是疯劲有余，诗味不足。她劝叶赛宁不要和马连果夫们过从太密，引起了叶赛宁的不满。有一次，意象派诗人们又在巴尔绍娃别墅聚会，邓肯正兴致勃勃地要给来宾跳舞，被叶赛宁鲁蛮拒绝。他说：
“你的舞跳得很糟，我能跳得比你更好。”
说着，就疯子一般地在房子里绕着圈子，发出怪叫，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诗人朋友们大声喝彩。邓肯的心里一阵绞痛，这倒不全是为了叶赛宁的疯狂，而是她的眼前意外地幻化出帕特里克惨白的面孔，她挂着泪花，默默地退了出去。
意象派诗人们虽然知道邓肯试图疏远叶赛宁和他们的关系，但他们都对邓肯有着良好的印象。马连果夫就在文章中写道，邓肯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士，全身都是艺术，举手投足，一个微笑，都显示出艺术的魅力和文化的涵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女人，的确优秀，她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你感到是自然的，是艺术的，是深思熟虑的。总之，她就是真理，她就是美。”
马连果夫他们并不欣赏邓肯和叶赛宁的恋情，这一方面由于邓肯力图拉远叶赛宁与意象派同仁的距离，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们对诗人叶赛宁太了解了，发生在叶赛宁身上的所谓爱情，注定只是一种形似“泡沫”的玩意儿。意象派诗人瓦季姆·谢尔史列维奇说：
“叶赛宁爱过极少的几个女人，甚至连她们也没有真正爱过，因为爱一个活人可能使他失去对诗歌的爱……他不过以征服女人来安慰自己。”
诗人留里克·伊甫涅夫的措词十分严明：
“我的确很清楚，谢辽沙（叶赛宁的昵称——作者注）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他从来不会长期跟女人纠缠，她们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种‘了不起的爱情’。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人类之爱去爱过任何人。这就是他悲剧的根源，或许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认识叶赛宁的都明白，他的确未曾真正爱过一个女人。”
马连果夫说得直截了当：
“叶赛宁没有卷入跟依莎多拉·邓肯的爱情漩涡之中，而是爱上了她的名望，她的世界范围的声望。”
综合看来，还是评论家伊万·罗扎诺夫教授的解释更能准确地为叶赛宁定位：
“我认为，有三种爱感动着他，激励着他：爱出名，爱诗歌，爱祖国。为了这三种爱的缘故，他甘愿牺牲他的一切，既可牺牲他对女人的感情，也可牺牲对友谊的专一，还可牺牲一切别的国家和民族。”
叶赛宁确实如此，他之于诗歌，就像邓肯对舞蹈的执着追求一样。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小农意识与诗歌崇拜使他锐意进取而人情寡淡，他以农民式的温良谦恭巧妙地遮掩住自己名满天下的勃勃野心，而非凡的天才又往往助其成功，因而在通向诗歌巅峰的道路上，众星捧月几乎使叶赛宁一蹴而就。马连果夫说，叶赛宁是一个善于利用人们弱点的能手，有博得别人喜欢的各种窍门，“他有很大的魅力。人们通常以爱来报答爱。叶赛宁没有爱过一个人，可是人人爱叶赛宁。”
既然叶赛宁和邓肯对文学艺术有同样执着的追求，为什么邓肯的热情与叶赛宁的寡淡、邓肯的宽容与叶赛宁的刻薄隔如云泥呢？我个人以为，这和他们的“人之初”有着很大的关系。邓肯幼年所经历的贫困、她的海洋情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抱负，使她视天下如家园，以艺术为圭臬；叶赛宁虽然渴望出名，但小农意识和殷实家庭带给他的娇宠之气使他固守乡土，且唯我独尊。他用诗歌的方式表达自己恋土与自恋的复杂情结。不错，叶赛宁是世界级的大诗人，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俄罗斯的象征”，正如演员符·伊·卡恰洛夫所言：“我在欧洲和美国漂泊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他（叶赛宁）的诗集。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随身带着一掬俄罗斯泥土，它们洋溢着故乡土地那馥郁而又苦涩的气息。”然而，邓肯却是舞蹈的象征，是美神。境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境界正是人格的体现，精神的体现，灵魂的体现。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叶赛宁的来龙去脉。
5
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于梁赞省柯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这个拥有六百余户的村庄平躺在崎岖曲折的奥卡河右岸，奥卡河不宽，但由于猛然穿出山地，奔腾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因而涛急浪卷，水声澎湃，是“天生一条抒情的河”。幼小的叶赛宁常常站在窗前，凝视着蔚蓝天空下的绿色的草原、宁静草原上的清亮的河流、长长河岸边那锁眉弯腰的古铜色纤夫……
叶赛宁的父亲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读书不多，却很会唱歌，他18岁那年娶了同样喜欢唱歌的塔吉雅娜·费奥多罗夫娜为妻。可惜，共同的爱好抵不过相异的性格，他们总是吵架，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于是，叶赛宁从小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外祖父特别宠他，要什么有什么，将叶赛宁培养成了一个十足的“小皇帝”，他是孩子们中间的淘气大王、打架能手，不断地有大人或小孩跑到外祖母处告状，外祖母每次教训他都遭到外祖父的干扰。外祖父笑着表扬他：
“嗯，不错，打赢了比你大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外祖母说：
“蠢货，让他去，这样他会练得棒棒的。”
慢慢地，架打得少了，他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他又成了闻名当地的“书痴”，他看书的时候总是独自发笑，有时大笑不止，一家人都非常焦虑。可叶赛宁任凭外祖父鼓励他去找人打架，他自岿然不动，埋首于书山之中。
少年叶赛宁恋上了庄园主库拉科夫的女儿吉娜·伊万诺夫娜·卡申娜。卡申娜是一位隽秀的少妇，她出乎意料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叶赛宁一往情深，每天让孩子给叶赛宁送一束玫瑰花，还约了俩人一起去山坡草地幽会。叶赛宁过早地尝到了禁果，而且是一位成熟女性给予他的。男女之间那一种神秘的、奇特的、令人魂牵梦绕的韵味，叶赛宁在不懂事的年龄就尝过了。
以后，在叶赛宁人生的筵席上，爱情总是一道“隔夜菜”，味道虽好却不新鲜。
1912年，叶赛宁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父母想要他留在当地做小学教员。他不干，只身去了莫斯科，打工。他站过店，当过学徒和打字员，唯一不变的是坚持写诗。
两年后，叶赛宁与排字女工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同居。12月，有了儿子尤拉。这一年，叶赛宁的处女作《白桦树》刊登在《小小天地》杂志，不过署的是笔名“阿里斯顿”。叶赛宁没有跟母子俩呆多久，就离开了他们，使得“尤拉”这件作品也好像是某个人用笔名发表的。
叶赛宁发现，莫斯科的诗坛就像一座铜墙铁壁，文学新人很难突破进去。他一边念着自己创作的新诗“压在石头下面的水不会断流”，一边登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在著名诗人勃洛克和克留耶夫的荐举下，叶赛宁诗名渐起，1915年11月，他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扫墓日》，叶赛宁刚好过了20岁的生日。
一战期间，叶赛宁应征入伍，开往前线。战争的残酷使叶赛宁勇敢地站在了自己的祖国一边，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站在革命者一边。他思如泉涌，技艺大进，一挥而就的《同志》《天国鼓手》《伊诺尼亚》等诗篇，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时代气息。叶赛宁的工作是登记伤病员。一天，沙皇的姊妹们来探视医院，宫廷警卫司令参谋罗曼是个诗歌爱好者，早闻叶赛宁的大名。他命令叶赛宁赶紧写一首关于这次探视的颂诗。叶赛宁援笔立就，但诗里压根儿就没有公主们探视医院的内容，而是描绘了战场上受伤惨死在医院里的士兵的苦难遭遇，标题是《血水嘟嘟冒气泡》。罗曼一气之下，将叶赛宁送进了惩戒室。
1919年1月底，叶赛宁与留里克·伊甫涅夫、安纳托里·伊甫涅夫、瓦季姆·谢尔什涅维奇一共四人在意象派《宣言》上签名，随后，“花花公子”马连果夫也加入进来，他们提出了“形象本身就是目的”“形象战胜思想”的“纯艺术”口号，在苏联诗坛独树一帜。叶赛宁与马连果夫从此相交莫逆，形影不离，他的服装开始向马连果夫看齐，头戴大礼帽，脚穿漆皮鞋，肆无忌惮地把满是污言秽语的诗句涂抹在女修道院的墙上，俨然一个放荡阿飞。
幸运的是，叶赛宁骨子里面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懈的探索使他不断地反省，他发觉形象一旦脱离了思想，语汇一旦失去了内容，诗歌就变得云遮雾绕，连自个儿都摸不着头脑了。1921年，他在诗道上毅然迷途知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诗剧《普加乔夫》，塑造了俄罗斯18世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远大抱负和崇高品德，这是叶赛宁创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然而，全国解放的新气象并没有舒展叶赛宁的身心，他内心的矛盾日益突出。他讨厌城市，把城市叫做“机器王国”，把火车叫做“铁蹄钢马”，他害怕“钢铁客人”步步紧逼，侵占他可爱的乡村。1920年8月，他在高加索看见一匹小马驹徒劳无力地拼命想超过一列火车，禁不住怅然良久，他“为离去的可爱的熟悉的小动物的优良品质而感到悲哀”。
这段插曲在别人看来可能无关紧要，但于我却意义十分重大。钢铁的马征服了活的马。对于我来说，这匹小马驹是乡村和马赫诺面貌生动的、可爱的、正在消逝的形象……我现在很凄凉，因为我看到历史经过了一个杀戮生灵的痛苦的时代。
可是，叶赛宁并不想躲在乡村那样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火柴、钉子、煤油、针线、印花棉布，遑论发表诗歌和成名的机会。他把城市当作敌人，而他自己又必须与它长相厮守，内心的抑郁难以言表，他称自己是被城市无情铁蹄毁灭的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
简朴的木桥写进了我的歌声
我伫立做告别的弥撒
用白桦树叶来焚香拜灵
……
在蓝色田野的小径上
很快会出现钢铁的客人
朝霞浸染的燕麦
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
风将要吮吸尽马匹的嘶鸣
像举办一场追悼舞会
啊，快了，快了，木制的挂钟
使我的午夜发出嘶哑的声音
1917年，叶赛宁结识了《人民事业报》的打字秘书吉娜伊达·拉伊赫，三个月后，他便与这位具有古典美的姑娘结婚了。拉伊赫为诗人生了一子一女，她还在怀着儿子康斯坦丁的时候，叶赛宁就卷起铺盖走人了，据说是他更迷恋于那个意象派的小圈子。不久，拉伊赫改嫁给被公认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的梅耶尔荷德，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这一刺激彻底击溃了叶赛宁的爱情堤坝。此后，从叶赛宁的私人情感库里泛滥出来的，多是欲望的洪水和油滑的泥浆。在他的眼里，只有女人，没有爱人。
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成了叶赛宁的命根子，全部身心所系。
叶赛宁与加琳娜·阿尔图罗夫娜·贝尼斯拉芙斯卡娅的交往现在成了一段传奇。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是《贫农报》的秘书，她衣饰简朴，举止大方，为人正派，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她是叶赛宁诗歌朗诵会的狂热听众，她和她最要好的女友总是买同一排同一座位的票——第四排，16—17座。她与叶赛宁相识后，立即成为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大量史料证明，叶赛宁经常听取和采纳她的精辟见解与建议。
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深爱着叶赛宁，但爱情对她真是不公平。叶赛宁先是属于拉伊赫的，后来又投进了邓肯的怀抱，她那里对叶赛宁似乎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写诗的好地方，二是与拉伊赫和邓肯吵了架，她的爱抚能消解诗人的闷气。她一直是以叶赛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她默默地忍受着叶赛宁的多次“移情”，用善良、宽厚和聪颖滋润着叶赛宁的才思。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自杀的周年祭日，贝尼斯拉芙斯卡娅来到了叶赛宁的坟头，对着自己开响了重新奔向爱情的发令枪。
也许，她永远只能看见爱情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