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上立足，就要用心编织一张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多益善；广聚人脉，才能事事兴旺、顺达。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万众一心，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协同作战”中获取双赢，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好朋友多多益善
在京城期间，曾国藩特别留心结交朋友，他与倭仁、何桂珍、吴廷栋、梅曾亮、何绍基、汉学家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交往最为密切。他结交的这些朋友，一般都是有些许声望，但是还没有登上真正政治舞台的人。他们的出身、地位、名声相差不大，没有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必要，反而结下了互相激励、互相促进的真正友谊。曾国藩后来办大事，也要得利于他们的帮助。
曾国藩的师友中，以当时的名儒唐鉴地位最为显着，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唐鉴曾经教导曾国藩治学方法，告诫他读书要专一，要先找到入门的方法，并指导他精读《朱子全集》，给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曾国藩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一直对他以师礼相待。后来唐鉴去世，曾国藩不但为他向朝廷请求赠谥号，还给他写铭文。
在这些师友之中，理学大师倭仁对曾国藩也影响很深。与唐鉴不同，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曾国藩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主要记的都是日常琐事，经过倭仁的教导，他主要记自己一天的得失，在不断的反省中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这以后，曾国藩的人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心学问，不说空话，每个人各有专长，而且都心怀大志，不甘堕落之辈。朋友之间经常互相针砭互相鼓励。他们后来都有各自的成就，也为曾国藩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择友，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对那些甘于平庸或者大言欺人的人，他是避而远之。
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有一个刚从外地回京的人，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旁若无人的夸夸其谈。曾国藩非常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如庞作人，慕名来与曾国藩结交，曾国藩见他好说话，不着边际，以后和他的交往就逐渐减少了。
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庞作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但曾国潘一见便觉厌恶，在日记中写道：“有庞作人者，什么都知道，而好讲学，自在京已厌薄之。今天更为看不起他。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这位仁兄只好无功而返。
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认识了很多有志之士，交际视野也慢慢宽广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与不断扩大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交友不慎，不断加以诱导。曾门弟子与同年进土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在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最要好。沈葆桢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与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
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回乡操办团练，沈葆桢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两年后，沈葆桢被封为九江知府，但那时候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他无官可做，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照料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咸丰六年(1856)，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长，就遇到太平军杨辅清率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作鸟兽散。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他的妻子林普晴暂时出城回避，她坚决拒绝，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救。当沈葆桢从河口镇驰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如今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若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便是我的葬身之所。”所幸后来幸饶廷选率领救援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另眼相看，在同治元年(1862)极力推荐，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李鸿章与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交往频繁。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同沈葆桢促膝长谈。后来李鸿章与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马上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密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上任江苏巡抚，沈葆桢则担任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官场中，两人相帮互助，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
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只有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陈鼐等、郭嵩焘，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在京时期，他在曾国藩的指引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土，成为他后来事业成功的人际基础。
只凭单打独斗，难成大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加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做为一个工作来做。
不计私怨，计究原则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惨淡经营近20年的北洋水师，非常失败。三十艘战舰被缴的被缴，沉没的沉没。李鸿章不得不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澎湖、台湾，还赔了2亿两银子。翰林院上表弹劾，被国人骂为卖国贼，李鸿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好受窝囊气。
并不是北洋水师不敢迎战，而是因为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如人，弹药奇缺、船速慢。同日舰战斗时，炮弹很缺乏。许多炮艇上，巨炮炮弹只有一发。发完之后就没有了。小炮炮弹也不充足，只能轰几下，便成了摆设。致远、经远两舰，若弹药充足，何至于动同敌人同归于尽的念头？而且两舰还没靠前，就被日舰用鱼雷击沉了。大家认为，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了。但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90年代，清朝政府预算支出北洋水师的军费是每年500万两。慈禧建颐和园又能用得了多少呢？如果按人们认为的挪用款项150万两，4年时间，李鸿章还有1850万两军费可供使用。如果这些钱用来购置军舰，可再买两支北洋舰队。那么，是谁吃了豹子胆，敢不按预算拨款呢？经考究，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他当时是军机大臣，主管户部，财政工作归他管。
原来，李鸿章和翁同和有一段很深的积怨。翁的哥哥翁同书，曾在安徽当巡抚，太平军围困时，他弃城而逃，被李参了一本。皇帝判翁的哥哥斩刑。做为皇帝的老师翁国的父亲，听说要处死儿子，当即气死。后来，把翁的哥哥由处死改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全因李鸿章所至，翁岂能善罢甘休。
甲午战前，翁力主开战。他的一个学生劝说，我们实力不如人，无胜利可说。翁回答说，我正想让他到去战场，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到时候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里这个他，就是李鸿章。还没等开战，就有人看他的洋相。
任何事物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细节；任何一段历史，都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这里面，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不寒而栗。历史由偶然到必然，这偶然的因素往往就决定了一些人的生死荣辱、兴衰成败。
大战将临，本该共御外侮，却不承想，翁大人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公报私仇。秉持国政的人，竟然如此谋国，李鸿章怎么能不败？清朝怎么能不败？
后来敌人，慈禧怒令翁向李问策。翁一见李就问，你北洋的军舰在哪里？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李转过头去说，你是总理度支，管钱的，平时请求拨款，哪一次不给驳了。现在出事了，你来问兵舰了，兵舰可以依靠吗？翁说，唉，都过去了，我们当臣子的，以节约用钱为尽职尽责啊！
不明白事理的人听了，还以为他为了国家精打细算，怎么清楚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背后，有那么卑鄙的用心。由此看来，假公济私是小人们的拿手好戏。而公报私仇则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私人恩怨在所难免，但在大是大非国难当头的时候这样做有失做人的原则。
曹操战宛城时，其子被张绣杀死，他活捉张绣后，听从劝告，收服了张绣，并同他做了儿女亲家。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陛下认为我有错，就指出来臣加以改正。如果您认为我无过，那是我的荣幸，所以不想知道是谁。武则天听后赞许良久。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放在实事中。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西沙之战的时候，东海舰队听从毛泽东调遣，入台湾海峡，保卫西沙。台湾将领发现后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沉默片刻，说了句，西沙战事紧。那位将领马上明白，让东海舰队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摆在公家的桌面上。这便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多结交可信之人
明珠下台之后，刑部尚书徐乾学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喜爱。按皇帝的旨意，徐乾学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弹劾不避权贵，言路顿开。明珠被郭棉劾罢，朝臣都以认徐乾学暗中主持。于是，朝臣又趋之若骛。徐乾学同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都以鼎甲而位显朝廷，当时号称“昆山三徐”。他们以诗文负重名，不看重名利，广为结交，同朝中汉大臣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诗文往来，互相标榜，在朝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如此一来，不但明珠死党对他们恨之人骨，不少朝臣也非常反对。
因而，为时不久，即有原湖广巡抚张沂上疏控告徐乾学纳贿，尔后左都御史郭棉又上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和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修撰陈元龙、给事中何楷、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郭棉在疏中一一例举高土奇等之罪行，认为高土奇有“四可诛”。
其一，高士奇出身微贱，供奉南书房，本该尽力奉公，以报知遇之恩。却谄附大臣，日思结纳，揽事招摇，以图分肥。致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声名这样显赫，前无一人，其乃沽名钓誉之辈，可杀。
其二，奸贪坏法，无所顾忌。与王鸿绪结为死党，科臣何楷为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于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摇。同时，只要是督、抚、臬、藩、府、道、厅、县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员，都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即不属党者，也有例外，名曰“平安钱”。高士奇常在朝臣面前标榜“我之门路真”。
其三，贪赃枉法夺取民财。高士奇拥有多处田产房屋，都来历不明。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多年，惟恐事发，遂潜伏于直隶天津、山东洛口等地。后将虎坊桥一幢价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余间送给高土奇，以求其庇护。同时，于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置买，并派何楷代他收租金。打磨厂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有四十万。此外在其老家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在杭州西湖、苏、松、淮、扬等地广置田产，修建花园宅院，金银从何而来？
其四，背公行私，欺君灭法。高士奇置皇帝的谕旨于不顾，皇帝告谕严禁馈送，有违者用军法处置，高士奇同王鸿绪竟公然违抗。在淮扬，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潜遗士奇，约馈黄金。疏末，郭棉言：王鸿绪、高士奇、何楷、陈元龙、王顼龄等，豹狼成性，鬼蜮其形，蛇蝎其心；畏势者敢见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目。因，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弹劾。对于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等人，康熙皇帝向来非常器重，但是为了尊重舆论，加之以弹章所引大为事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把王鸿绪、高士奇、陈元龙等打回原籍。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穷追猛打，上疏弹劾徐乾学律身不严，言其“乘修史为名，邮于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招摇纳贿，物议沸腾。他的儿子树毂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没有好的运气好的言论好的事业，怎么有好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