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顾炎武的生平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原名绛，是明清之际又一位具有特色的进步思想家。明亡后，他改名炎武（又作炎午），因故居有座称“亭林”的园林，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的继嗣祖顾绍芾是一名普通的“监生”。这种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家教。顾绍芾对历史学和地理学颇有研究，又关心时政世事，曾长期阅读当时的官方报纸“邸报”，并亲手抄录，竟成25大册。顾炎武自小受到祖父的严格督导，他不仅诵读《四书》、诸子之书，读兵书、史书，还要抄书，并跟随祖父学习天文、地理、兵农等实际有用的学问。
明中叶以来的江南社会，生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文化生活也随之繁荣，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文人学士的活动之一，便是结社集会，这些文人的社团也常常议论朝政，甚至形成有影响的舆论力量，使学术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东林书院就是这样的团体。继东林之后，“复社”又兴起，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一同参加了复社。顾炎武在参加复社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日后的长期奔波，就利用了复社中的许多旧识和社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参加复社使他的视野宽阔了，这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
明亡后，顾炎武同黄宗羲、王夫之这些爱国人士一样，积极投身于抗清的现实斗争。顺治二年（1645年），他由别人的推荐，在南京的福王南明廷担任了“兵部司务”的小官职，接着便参加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武装反抗清军的战斗，但不久都以失败告终。之后的十几年（即顺治二年至十三年，公元1645～1656年），顾炎武来往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转入低潮，许多进步思想家开始转入隐居著述的生活。顾炎武没有回到安静的书斋，而是远离家乡，去北方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访图书，做那些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
顾炎武在北方度过了25年，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关中。他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大体上说来主要有：①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州）的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进行了调查核实；②对明朝京师东北部、北部（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守成败的经过，做了调查研究；③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复的旅行考察，并且对山西也进行了南北考察；④对陕西关中地理形势、山川人情进行了调查研究。顾炎武将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了专著，如《营平二州史事》原六卷，今仅存《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
除了调查研究以外，在北方，顾炎武还结交了许多朋友，例如张尔岐、任唐臣、李因笃、王宏撰等等，这些人中，有些是学有所专的大学问家。
顾炎武宁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写作，也不愿受朝廷的招聘。康熙初年，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写信招聘他，他回答说：“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诏举博学鸿词，次年，诏修《明史》，权贵荐举他，他都坚辞不赴。其思想深处区别了所谓“亡国”和“亡天下”，请看他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的思想境界已经不是停留在叹息一个朝代的更替兴亡，而是有了“保天下”的新观念，在这种“保天下”的观念中，不仅有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与野蛮屠杀的具体思想内容，而且更上升到具有反对专制与暴政的意义。
对于明末的腐败政治，顾炎武抱着明确的批评态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读之再三”，称赞说：“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与黄太冲书》，见张穆《亭林年谱》）。他声称《日知录》中所论，“同于先生（按：指黄宗羲）者十之六七”。例如，在对君权的态度上，顾炎武就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命题。这种观点，说法上很委婉，实质上是反对君权的专制，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论（一）》，《亭林文集》卷一）。顾炎武所反对的，是“专权”。他批评说：“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也就是说，用增强地方权力的方法来限制君主的专权。他还提出“守令四权”（辟官，政、理财、治军）皆不得由君主所独专的观点，他说：“必也复四海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日知录》卷九“守令”条）。这样的见解，也是针对着君主的专制的。
对于封建主义的官僚制度，顾炎武也痛斥其弊端，他指出：“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卷十三“名教”条）。他还猛烈抨击了与官僚体制直接相关的“生员”生员，明清时代，凡经考试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制度，指出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第一，生员往往“倚势以武断于乡里”，与胥吏勾结，成为封建官僚的爪牙和帮凶；第二，生员的租税得到蠲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第三，考官与生员、生员与生员之间形成座师门生、同年同门等等关系网。由于种种弊端，顾炎武主张废除生员制度，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以上均见《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
顾炎武所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最多的是关于“风俗”方面。他说：“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与人书（九）》，《亭林文集》卷四）在《日知录》中，也多处论到风俗，他所说的风俗，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道德、人才、家庭、吏风、迷信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风气”。他引用宋朝人的话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条）。他认为，风俗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所谓“清议”。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去说明“清议”的重要性。这样的观点虽然没有揭示出社会风气变化的真正原因，但却间接地反对了封建专制主义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主张封建士大夫有权议论政治的得失。
第二节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及其学术上的成就
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的社会价值，认为理学是空疏无用的学问，它所导致的是家、国的覆亡。他将理学与魏晋的玄谈加以比较之后，批评说：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这里对理学的批评是从大处——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着眼，表现出强烈的重经验与重现实的倾向。他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学，就是“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这些“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一些哲学问题上，顾炎武与理学也有所不同。
（1）在理气、道器问题上，他主张气与器是第一位。他说：“盈天地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卷一“游魂为变”条）这里认为天地以“气”为本，“神”（精神）也是“气”的一种形态，否认了世界上有脱离“气”而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从而在逻辑上使理学家心目中至高无尚的“理”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在关于“理”的看法上，理学内部程朱与陆王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前者讲“性即理”，后者讲“心即理”，实质上都把“理”视为超凡脱俗的神秘之物。顾炎武对理的看法是：“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卷十八“心学”条）这个看法是引述南宋思想家黄震黄震，字东发，浙江慈溪人，著有《东发日抄》（又称《黄氏日抄》），对理学有许多批评。之说，顾炎武肯定这种观点，把理仅仅当作“具于吾心”的主观认识范畴，这个认识范畴既不是外在的，天启的，也不是内心所固有的，而必须是从事物中来（“验于事物”）。和这种思想相一致，顾炎武还多次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卷一“游魂为变”条，“形而下者谓之器”条）的命题，否认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本体。
（2）在心物、知行等问题上，顾炎武从实学的立场出发，同样表现出与理学的不同倾向。
首先，他反对“用心于内”的心性之学。他说：“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日知录》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所谓内，是指宋明理学家的心、性学说，这是宋明理学的中心论题，它所探讨的范围，很少涉及传统儒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有用学问，也即顾炎武所说的达道、达德、九经、三重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语皆出自《中庸》。之事，因此受到顾炎武的批评。当然，顾炎武所说的有用学问，并没有超出传统儒学的界限。
顾炎武反对“道统心传”之说。他指出：“心不待传”。心的作用是认识事物之理并作出判断，而事物之理又来自日常的经验（见《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
对于理学家争论不休的“格物致知”说，顾炎武虽然没有直接地批评，但他释“致知”为“知止”，以政治伦理的社会生活为“物”，间接地否定了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说。他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致，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止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卷六“致知”条）他对于“止”的解释，虽然搬用了《大学》的说法，但其用意，在于反对释“格物”为“穷理”（程朱）、释“格物”为“正心”（陆王）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认识的范围。顾炎武的这种认识论观点，近乎荀子。他们都认为，人不必深入研究自然，顾炎武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未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这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顾炎武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即：社会的动乱使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超过了一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不擅长理论思维的弱点。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除了以上两个主要方面以外，还注意到理学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他对此也加以否定。
例如，他反对“语录之书”。他说：“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下学指南》序，《亭林文集》卷六）“语录之书”虽然不能说起源于二程，但以语录的形式编书，确实是宋明理学家的一个特色。例如二程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语录，如《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均为语录体，共37卷，由二程的弟子记录、朱熹所编定。又如朱熹，更堪称一位编语录的“专家”，他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录，是一部著名的语录汇编，对后世影响极大。再如王守仁的《传习录》，也是语录体的“典型”。语录之书，既有讲学答问，又有书籍摘编，这种文体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有利于理学的传播；但语录的形式也往往因感而发，就事论事，或断章取义。对于学术上的这种现象，顾炎武认为，它脱离了传统学术轨道，“其术愈深，其言愈巧”，脱离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顾炎武从通经以致用的精神批评理学，因此在哲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他就比不上同时代的王夫之。这是因为：第一，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史学、经学（文字考据）以及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于涉及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哲学问题，下功夫不深；第二，他为了反对理学的心性之说，注重见闻与经验的重要，但却忽视了“心性之说”中有理论思维意义的某些合理之处；第三，他运用古代儒学作为反对理学的思想武器，忽视了从生产与科学知识方面吸取营养，这也限制了他的理论思维的深度。
顾炎武所进行的学术建设，是以讲求实际有用为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一再提出的“实学”。这个实际，一是国计民生，一是踏踏实实的学问，从这两个方面出发，他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按照传统分类，主要表现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即《音学五书》、《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
《音学五书》是关于音韵学的著作。音韵学今天属于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人的学术分类中，与文学、训诂等同属于“小学”范围。顾炎武通过对字音的研究，进而研究字义，从而解决经书中的疑难，达到对经书的真正理解。这部著作共有五种，即：①《音论》3卷，是全书总纲性的部分，意在“审音学之源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韵的变化；①《诗本音》10卷，整理并订正《诗经》中的音韵；③《易音》3卷，订正《周易》中的音韵；④《唐韵正》20卷，考察由上古以至唐宋以后的历代音韵的发展变化过程；⑤《古音表》2卷，将古音分类罗列。以上共38卷，形成一个整体，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在江苏淮安雕版问世。其主要部分的写作年代，大约在顾炎武抗清斗争失败，流寓江南时期（公元1645～1656年）。这个时候顾炎武孜孜于音韵学的研究，不仅表现了艰苦力学的精神，而且还特别表现出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卓越创见，即：经学的研究必须从文字读音的基础工作开始。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所谓“考文”，即文字的考察，所谓“知音”，即对音韵的了解。他认为，经学的研究必须从文字下手；文字的研究又必须以音韵为起点。其《音韵五书》在音韵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清代至近代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著名学者如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以至近代的章太炎、黄侃等人，都继承了顾炎武在音韵学方面的方法和成就。
顾炎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日知录》。这部书初刻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当时只有8卷，后来不断增补，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成30卷。今本32卷是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于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刊刻的，那时顾炎武去世已经13年。
《日知录》是一部札记心得式的著作，共计1013条，其内容十分广泛，潘耒《日知录序》中将其划分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自己曾简洁地将其归为三大类：“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这些内容，都直接关系到经世致用之学。《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最主要的代表作，其学术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在这部书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反映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叙述天下山川形势和生民利病，相当于政治经济地理，以资料为主，共120卷，也是在作者去世之后才正式刊刻的。在这部书的《序》中，顾炎武写道：“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亭林文集》卷六）这里所说的“舆地之记”，修《肇域志》，是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另一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不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其中渗透着作者“经世致用”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他从大量的史书、方志、文集、公文奏章中探讨明代社会经济方面的利弊得失，力图找出挽救危亡的方案。这部书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兵防、赋役、水利三个方面，这些正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基本问题。这部书，是顾炎武提倡实学思想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以上通过三部著作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略窥顾炎武的学术研究范围。顾氏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对清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人称他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并不过分。
第三节 顾炎武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方法
顾炎武的学术作风，有两个特点，一是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另一个是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
顾炎武尖锐批评明代以来社会中流行的八股文风，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条）文人作八股的目的，是把写文章当作求取功名富贵的手段，因此也就谈不上学术价值，这种情况对学术和人才的破坏作用，更甚于焚书坑儒。顾炎武指出：“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闻，是个人的名利；达，是社会的功利，顾炎武曾具体地指出是所谓“明道”、“纪政事”、“察民隐”等等，并说：“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顾炎武以社会功利的标准来看待学术，并把这种观点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顾炎武的写作态度十分审慎，他不爱发表玄虚的“高论”，他认为，书是写给天下人读的，如不慎重，就会贻误天下。他严格按照这样的原则去指导写作实践，没有丝毫的苟且，他的《日知录》一书，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推敲，逐步完成的；其《音学五书》修订了五次，誊写了三次。他曾经举例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名著，即或这样，其中还难免有差错，更何况其他！当他的朋友写信问《日知录》又成几卷时，他回信说：“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可见他的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
顾炎武深知学术研究的甘苦，因此他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他宁肯抄书，也不愿意去发空议论，他说：如果要著书的话，“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做，学术工作才有开创性。
顾炎武写作态度严谨，但他并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书呆子”。他的宏富的著作，是同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他说过：“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其代表作《日知录》，书名取自《论语》“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之意，表明了他认为获得知识要依靠艰苦的日积月累和反复思考，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学生潘耒说过：“先人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顾炎武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得到清初许多学者的称道。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在注重实地调查和善于运用归纳法这两方面很有特色，经世致用思想使他不能满足于依靠书本的学习方法，他要用实际知识来验证书本知识，要得到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他后半生的25年，“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清初学者全祖望这样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亭林先生神道表》，《鲒·亭集》卷十二）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治学，是顾炎武学术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他说过：“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又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经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答人书》，《亭林文集》）顾炎武把学术研究比作铸铜钱：是采铜于山，还是用旧钱回炉？他赞成采铜于山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调查探索，取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顾炎武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使他更多地了解当代时令与掌故。他写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经济政治军事专论，都是以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
顾炎武治学，从不盲从轻信，而注重材料的搜集，对于获得的大量材料，他善于采取归纳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归纳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材料的归类排列，找出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顾炎武把这样的方法运用于对古代重要典籍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对古代重要典籍的研究方面，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按照“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古代典籍（这种观点后来被事实证明是一种真知灼见），在实践这种观点时，他大量运用了归纳的方法。有一个为后人熟知的例子是：《尚书·洪范》篇中有“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句话，唐朝皇帝李隆基（玄宗）见到此篇别处皆协韵，此处“颇”与“义”不协，便认为有误，下诏令改“颇”为“陂”。顾炎武用归纳的方法找出经书中有“义”之处，加以比较，证明古人读“义”若“我”，颇，义协韵，《洪范》原文不应改动，从而解决了古籍中的一个疑难。类似的例子颇不少见，为证明某个字的读音，有时他甚至可以归纳上百条材料，据统计，为了证明“行”古音读若“杭”，他排列了364条材料；为了证明“下”古音读若“户”，他排列出219条材料，等等。用这种归纳的办法找到古字的正确读音，对于字义及内容的理解就容易了，因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顾炎武的这种方法比起妄自删改经文的独断做法要严谨得多。
顾炎武用于归纳的材料来源很广泛，不仅有经书，也有史书、子书、文集、诗赋、谣谚，甚至医书等。他采用陈第的看法，把归纳本书的内容称之为“本证”，把归纳它书的内容称之为“旁证”，可见这样的归纳工作，在顾炎武之前就有人做过，但顾炎武所做的更加完备，超过了前人。他的这种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经书内容的方法，后来便发展为“考据”方法的一种。
顾炎武的归纳方法不仅仅限于训诂经书，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他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归纳。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而有许多将材料排比贯穿之后的分析，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军制论》、《形势论》都属于这一类。在《日知录》中，这种方法更是随处可见，这里仅以史学方面为例，他关于秦汉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论断、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评论、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的评价、关于古代宗法制度的论断等等，都运用了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后人很有启发，后来的学者如清乾隆年间的崔述写《考信录》、清末俞樾写《古书疑义举例》，都采用了这种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当然，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仅仅依靠它是不能从宏观方面找到事物的本质的。
还要指出的是，在史学方面，顾炎武特别重视“志”和“表”的作用，他认为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不立“志”、“表”，是一个缺点。他还说：“郑渔仲言：‘作史莫先于表’。今观宋、辽、金、元四史，紊乱殊甚，不先作表，则史未易读也。”（《菰中随笔》）顾炎武对“志”和“表”的重视，正说明他看到了归纳排列材料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总之，从顾炎武的归纳方法，我们不仅见到了求实的思想风格，也见到了抛弃思想独断、探索新方法的可贵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