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有了之后，生活并不会因此凭空变得轻松。在1924和1925年间，朱自清又经历了一些工作上的变动。1924年2月，朱自清离开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那时候，该中学的经费由省里拨给。经过层层拖欠，三十多元的月薪要拖欠两三个月才能拿到，老师们一个学期只能拿三个月薪水。朱自清家累重，入不敷出，只好前往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上虞县白马湖私立春晖中学授课，他在四中教高中文科国文和科学概论，又到春晖中学教国文。同时，他的朋友叶圣陶、茅盾和俞平伯都在为他的工作多方留意，然而一时之间并没有好的去处。那段日子，整个社会环境也沉重得令人窒息——军阀乱战，五卅惨案……求存、求发展、求理想自我的实现，尤为不易。直到1925年8月，他终于结束了在江浙一带担任中学教员的生活，只身赴京，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国文教授。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就此徐徐展开。
狷者有所不为
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签下了一份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在对时局发表意见的宣言上签字，对朱自清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份宣言对于朱自清个人，和朱自清在公众心中的印象与形象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尤其是，毛泽东主席曾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将朱自清、闻一多与历史上着名的伯夷相比，认为伯夷不值得歌颂，而朱自清“一生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此文一出，朱自清的签名举动，俨然就具有了“舍生取义”的深意。翻阅朱自清的日记和相关的回忆资料，不难发现，朱自清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严重的胃病。然而，即便如此，朱自清拒绝美援面粉，依然是一桩殊不容易的、了不起的事。
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记录下了这件事：“签名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美援面粉宣言，此事每月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为精神上之抗议，但绝不应逃避个人责任。”这份声明于当年6月19日起在平津各大报纸刊出。在声明上签名的还有张奚若、金岳霖、唐钺、邓以蜇、吴晗、陈梦家、李广田、余冠英、钱伟长、季镇淮等清华教师共一百一十人。既是签名者，又是组织者的吴晗后来也记录下了这件事的经过。
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
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还是给予的。
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吴晗见证了朱自清签字的全过程。当时，他正好负责联系一些年龄稍长的教授，于是带着起草好的宣言稿去找朱自清。“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是他看了一眼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抖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吴晗：《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
签字后三天，朱自清就退还了当月的面粉配购证，6月22日，又退回了面粉票。此后，朱自清的身体状况越发地坏。他在写给次子朱润生的信中说：“父病前些日子好些，近来又差些。现在只吃流体食物……”但他对于时局的变化并没有保持沉默，7月9日，他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宣言上签字。7月14日，又受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就7月12日暴徒闯入校园打人行凶恣意破坏一事，参与起草给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政府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抗议文电。直到8月6日，因胃部剧痛、呕吐不止送入医院，继而在8月30日并发肾炎，生命几乎走到尽头时，他还是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妻子陈竹隐一定要坚持拒买美援面粉一事。
陈竹隐回忆道：“他那双眼睛已经陷下去，时而闭上，时而又便挣着张开；颤抖的嘴唇一掀一掀，想说什么，但又很吃力，最后，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这样两句话：‘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买……配售……的……美国……面粉。’”
身处困境，仍然对某些利益说“不”
就像吴晗提到的那样，时年五十一岁的朱自清家累很是沉重。与武钟谦、陈竹隐的两段婚姻，为他带来了膝下众多子女。依靠他在清华教书和写作的收入来养育和培养七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无疑非常吃力。实际上，早在读大学之前，朱自清就已经过上了极清苦的生活。来自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负担，加上连年的颠沛流离对于教授收入的影响，使朱自清长期处于经济上的紧张状态。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这种困窘依然没有改善。1940年夏，在日本人的压迫下，英国封锁了滇越路和滇缅路，导致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唯一通道被切断。昆明随之物价飞涨，薪水微薄的教授们的生活也陷入了赤贫。因为工资已经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竹隐带着孩子乔森和思俞回到故乡成都，租下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后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草房，艰难度日。朱自清则独自留在昆明。后来，陈竹隐和儿女们在成都先后染病，心急如焚的朱自清想尽办法，变卖了一些物品，才得以到成都与家人团聚。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过去从来没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吧。”当时，在成都，穷人们因青黄不接、米粮涨价，结伴去抢米仓、“吃大户”。朱自清目睹这一情形，写下《论吃饭》，在文中写道：“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其实，当时的朱自清一家，也与成都城中的普通百姓一样，饱受“匮乏”之苦。1941年4月22日，他在《近怀示圣陶》里告知老友自己的忧思与困苦：
“少小婴忧患，老成到肝腑。欢娱非我分，顾影行踽踽。所期竭驽骀，黾勉自建树。人一已十百，遑计犬与虎。涉世二十年，仅仅支门户。多谢天人厚，怡然嚼修脯。山崩溟海佛，玄黄战大宇。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尤仰俯。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距躟熟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若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赣鄂频捷音，今年驱丑虎。天不亡中国，微忱寄干橹。区区抱经人，于世百无补。死生等蝼蚁，草木同朽腐。蝼蚁自贪生，亦知爱吾土。鲋鱼卧涸辙，尚以濡相煦。勿怪多告言，喋喋忘其苦。不如意八九，可语人三五。惟子幸怜我，骨鲠快一吐。”
这些恳切的诗句将朱自清的沉郁表露无遗。感怀身世，心忧国事，身为生活所困，种种难以言表的沧桑，都凝聚在诗行之中。在战火的摧残下，朱自清与老父亲分处两地，儿女也不尽在身边，眼下正是孩子们需要吃饱、受教的时候，更何况“娇婴犹在乳”！但此时，朱家却已经到了担心无米下锅的地步。
叶圣陶劝朱自清放宽怀抱，“天人心意逾难问，我欲言愁。我欲言愁，怀抱徒伤还是休。”（《采桑子——偕佩弦登望江楼》）。但朱自清依然担心时局会把自己的生活逼迫到无法维持的地步：“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以外一无所有。”
一年又一年，朱自清肩上的担子依然沉重。据丰子恺先生的儿子丰华瞻在《丰子恺与朱自清》（《西湖》，1983年第九期）里所说，1945年7月间，丰子恺从重庆到成都去办画展，与阔别二十年的朱自清重逢。朱自清和丰子恺曾经在宁波春晖中学当过同事，当时，两人与叶圣陶等文友相互酬唱，关系匪浅。渐入老境时再见面，回忆青年时光，共话沧桑，本来，一起吃一顿饭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由于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朱自清竟然穷得连请老朋友吃顿饭也无力为之。于是，朱自清写了四首诗赠给丰子恺，以表心意。丰子恺回到重庆后，即将这四首诗贴在家中的墙上。朱自清后来也还是勉力设法，请朋友代购了两幅丰子恺的画作，表示对老朋友的支持。
透过这些资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朱自清虽不是因为拒买美援面粉而饿坏了身体，乃至饿死，但他的举动仍然是慨然的、英雄的、令人感佩的。
温和的硬骨头
在艰难度日的情况下对粮食说“不”，诚然显示了朱自清在关于民族之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姿态，而不难想象，这个决绝的姿势，乃是因为朱自清有着一把硬骨头。在朱自清自持、温和、敦厚、处处低调与克制的性格下，恰恰就有这样有力的原则性——说到底，朱自清原是一个“狷者”。
谈到朱自清的品性，他的老朋友们有很贴切的评价。吴晗这样描述朱自清——“整饬、谨严、周到、谦和、宽容、高度正义感，加上随时随地追求进步，这些德性的综合，构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朱自清的挚友俞平伯则说，“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
“外圆而内方”的朱自清在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并不时时显示出“斗士”的姿态，而是更强调“从善而归”。哲学家冯友兰曾把他与同时期的清华教授闻一多相比，认为他们二人作风不同，为人处世的风格也相异：“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作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闻一多为民主振臂高呼，大声呐喊以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朱自清一身傲骨，对待政治和社会事务从不轻易发表评论，但在他的内心里，始终谨记自己是“从启蒙时代过来的人”，一方面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所长去做推动现代语文、现代文学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总是以明确的“拒绝”来表明立场与心迹。在他的一生中，“保持沉默”与“说不”的事件并不少见。比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军阀混战、五卅惨案、三一八大屠杀……惨烈的时局让朱自清不忍直视。江浙战争爆发后，不少文化人对于这场军阀战争表现出“不关痛痒”，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连朱自清的好友俞平伯也是如此。对此，朱自清说：“‘到民间去’，‘到青年中去’，现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若是真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方法，便是‘沉默’。虽有这种态度，而不向人言论，不以笔属文，庶不至引起人的反感，或使人转灰其进取之心；这是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远在昆明，得知俞平伯还是碍于情面，答应了一些刊物的约稿。他即连续在信中劝俞平伯“以搁笔为佳”；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前夕，陷于贫困中的朱自清，也毅然推辞了走中间路线的《新路》周刊的邀约。他宁可抱着严重的胃病工作到深夜，去写一些不违背、也不触犯自己内心对政治与社会解读的文章来养家，也不因《新路》稿费丰厚、创办人又多是自己相识多年之朋友就动笔。
其实，朱自清对于政治、对于知识分子应该在动乱年代如何作为，有着很多、很深的思考，同时也格外地谨慎。他的谨慎，来自一双读书人观察的利眼，也与他持重的个性有关。他一方面数年如一日地勤于反省，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做好本分，坚拒内心认为“不当为”之事。另一方面，对于黑暗的力量，他也从未懦弱和退缩：
他曾作为清华教职员代表，与学生代表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携清华教职员公会捐款两千元，会同燕京大学教职员代表梅贻宝及学生代表赴绥远慰问抗日将士。
他曾写下这样铿锵的《维我中华歌》歌词：“献尔好身手，举长矢，射天狼！还我河山，好头颅一掷何妨？”也曾在《清华大学第十级新生级歌》鼓励学生在“举步荆榛，极目烟尘”的时代，“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
他曾因为大胆的文章，于1934年10月被清华校刊警告“不要写煽动性的文章，并把自由当避难所”。对此，他的评论是，校刊越来越像法西斯刊物了。
他曾在《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逮捕了两千多人。这份“十三教授宣言”在报上发表时，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光临”朱家。有人告诉陈竹隐，他在燕京大学看到的国民党的黑名单里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把这消息转告给朱自清，他应道：“不用管它！”陈竹隐问：“怎么，你准备坐牢吗？”朱自清答：“坐就坐！”
……
有所不为，而又有所为。对于诸事都愿持理性、谨慎的态度，又有宽厚的胸怀。朱自清正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