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人为主体的大千世界，是一个富含感情色彩的世界。这是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通过自身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对待世上的万事万物无不持有一定的感情“基调”。这种感情“基调”有强有弱，有浓有淡，有明有暗，有远有近，但只要是和这个世界发生接触的一切正常的人，都必定会具有的。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①人非草木，岂能无情？犹如月有阴晴圆缺，人都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憎；有欣慰，也有忧伤。感情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天性”。
作为“传播新近发生、发现或变动的事实”的新闻报道，其传播对象是活生生的受众，即广大的读者、听众、观众。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人的感情这一“天性”的影响和制约。新闻报道所传递的信息，所宣传的观点，所讲授的知识，只有被受众所接受，进而转化为受众的内在意识，才能产生社会的效应，实现其应有的报道价值。然而，新闻报道的受众并不是可以由新闻报道任意施加影响的消极客体，而是富有感情的积极主体。每个新闻接受者都有着自己的情感、信念、意志和人生的阅历，都有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据以评判是非、裁决好恶的标准。人们会从（也必定从）自己的感情出发，能动地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观念、知识作出判断、选择，接受他们感情上所喜好、所赞同的，排斥、抵制他们感情上所厌恶、所反对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闻报道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报道与受众的感情是否一致。
探讨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便是寻求新闻报道与受众感情一致的内在规律及其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看，记者捕捉和报道新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寻求与受众的感情共鸣点的过程。记者只有掌握并通过这个感情共鸣点，沟通与受众间的情感，使之融洽，浑然一体，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外观、审美要求才能得以真正获得，新闻报道的传播任务也才能得以完美实现。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脍炙人口的新闻特写《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全文不足６００字，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该特写见报后，深深地拨动着广大读者的心弦，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特写的标题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建设“四化”的强劲动力。究其原因，除了报道的内容新鲜、主题深刻和写作手法得当以外，十分重要的便是记者牢牢掌握并善于运用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当时，中国男排健儿不畏强手，勇于拼搏，终于战胜了世界排坛劲旅南朝鲜（我国８０年代称呼，后称韩国——编者）队。消息传来，人们从中感受到的绝不仅是一场球赛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中华民族无往不前的英勇精神的自豪。为此，北京大学学生欢欣雀跃，连夜自发组织起来游行庆祝，这就是我广大民众这种爱国之情的真实流露。而这篇新闻特写的记者也满怀着对我中华的真诚的爱，不知疲倦地连夜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字里行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①，充分表达了亿万人民的情感。
正是由于记者和所报道的对象和受众之间存有“灵犀一点”，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在热爱祖国、振兴中华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新闻报道的感情共鸣点的威力爆发了，采写的这篇新闻特写才会有如此理想的社会效果。
二
现今，我们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在新闻价值、“政治”需要和受众感情三者的交叉点上，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捕捉和再现的。这三者之间，新闻价值是决定新闻报道的依据和砝码，“政治”需要是决定新闻报道的原则和界限，受众感情则是决定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的基点，便在于对受众感情的深刻洞察和熟练掌握。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受众感情这一因素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促使新闻报道对受众产生接近的作用、感化的作用、暗示的作用，让受众“神与物游”②，从而增强新闻报道的可信性、可读（听、看）性，增强新闻报道的效应。
新闻报道中感情因素的接近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它能给受众一种亲近、融合、平易、舒适的情感，迅速缩小乃至消除受众与新闻报道之间的距离感。众所周知，接近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一大要素。接近性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但最关键的是所报道的人和事与受众情感上的接近。情感是人类生活的内驱力、能源力量。情感上的接近，则是诱发受众兴趣的“大磁场”。
比如，关于老山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盛其顺的报道，传播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其“奥秘”之一，就在于报道里的盛其顺并不像以往一些报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那样，他不是“高、大、全”的“完人”、“圣人”；他为党、为祖国、为“四化”而英勇战斗、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的形成，不是生来俱有的，同样有一个凡人所经历的转变、进化过程。记者抓住了这一点，所报道的英雄人物和受众在情感上接近了，受众便觉得英雄并不“神秘”，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是可信、可学的。这样，新闻报道的吸引力自然不同凡响。
新闻报道中感情因素的感化性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受众加深对所报道内容的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受众情绪的转移、观念的变革、信息的更新。我们的新闻报道当然要有明确的思想性，要让受众从报道中得到教益，受到启迪，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新闻报道的思想性，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寓有的，是通过对受众的“感化”达到的。新闻报道只有从客观事实的实际出发，力求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并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下，从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从它和受众的利害关联处，去剖析和挖掘出事物的普遍意义，阐述其思想性。这样，新闻报道才能避免做表面文章，才能对受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现感化人、启迪人的目的。１９８３年全国获奖好新闻《谭德定见儿子被电击死仍然坚持接车》（见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２日广州《铁路工人报》），报道的是，广州铁路局涟原车站扳道员谭德定当班时，正当６２次特快列车即将进站，而他６岁的儿子却在扳道房不慎被电击死。
在这场“公”（一车人的生命安危）与“私”（死去的儿子）之争面前，谭德定先是“强忍悲痛，手拿信号旗，主动向二号扳道房要道还道后，又按规定，站在扳道房外立岗接车。６２次列车终于安全通过了……”然后，他再去处理儿子的后事。这篇报道通过具体、生动、感人的事实，抓住了与受众的感情共鸣点，深刻揭示了这位普通扳道工人的高尚情操和完美人格。读后，撼人心田，催人泪下。报道蕴含着很强的思想性和感化力，它不仅给人以激励、奋进的力量，同时对社会上那种损公肥私、害人利己的卑劣思想和行径，也是十分有力的鞭挞。消息一见诸报端，立即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广州铁路局１０万多职工掀起了学习谭德定的热潮；编辑部先后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表示要向谭德定同志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改变社会的不良风气尽力；有个读者还给谭德定同志寄去了自己几个儿子的照片，请他任选一个做儿子。新闻报道的“感化”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因素的暗示性作用，在于它能够帮助受众了解新闻报道所暗示的内容、背景、趋向，以及“言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