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专一，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四法。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书要专一：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一定不去看其它的书籍。东翻西阅地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一点益处，不过就是一个只求知识而没有道德的人。每天必须圈点十页。
书中自有黄金屋，曾国藩此处是读书要学以致用，精深猛进，方可有为。
诗书文章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援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书生治军有特色
谚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军旅之事，自古就是“文人止步”的范围。兵凶战危，其间种种，与文人所学大都格格不入。文人于军事，多是在笔墨之间表示向往之意。如唐代的边塞诗人。即使忧愁多病之身的李贺，也喜欢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这样充满战场杀气的文字表达对战争生活的向往。但是唐宋以来以文人出身而在军事领域成功的并不多见，北宋的范仲淹、明朝的王阳明算是特例。在义理考据之学中消磨壮志与才情的清朝士人，更是男儿血性渐凋落，“江湖侠骨已无多”，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能够取得成功，并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干，也就无怪乎蔡锷将军发出感慨了。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投笔从戎”。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类似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行为，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早在太平军初过湖南时，曾国藩就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韵文，发动和鼓励当地士人及百姓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太平天国。这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保守平安歌》三首：《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其中《操武艺》一首对乡民和团练的军事技术训练，说得有板有眼：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罐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唯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诗中所述，大都是冷兵器时代的训练方法，也夹杂了一些简单火器的使用，可以说完全没有超出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的范围。曾国藩在两次兼署兵部侍郎期间，曾下过功夫钻研军事，对历代兵书多有研究。而他能在这样一首小诗中把单兵技术训练描绘得如此详细、讲解得如此清楚，已经难能可贵了。
与曾国藩一同起事、最初创建湘军的，也都是一批典型的文人，确切地说是一批湘乡文人。谭伯牛把其主要人物曾国藩、罗泽南、王錱称为“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江忠源则是湖南新宁人。
除了“三个湘乡人”，当时投在罗泽南门下的还有李续宾、李续宜、刘蓉、刘典、蒋益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湘军营垒中的杰出人物。
“书生治军”是湘军的一大特色。根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百分之五十八；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七。
就是这样一群书生联手创建了湘军。不过当时的“湘军”与今天所说的“湘军”，意义不尽相同。郭嵩焘称咸丰四年（1854）“立水陆各十营，号曰湘军”，认为一建军便称湘军；胡林翼在咸丰九年致李续宜的一封信中称“湘军万人循固始、商城，出六安”。在这期间，湘军各主要领导人对所统之军尚无统一和公认的名称，他们所称的湘军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湘军中的一支。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统之部队概称为湘军究竟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探求，但王闿运在光绪初年撰写《湘军志》时，确已这样做了。湘籍学者梁绍辉认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因为出省作战，为了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之为“湘军”。
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中叙述这次出省作战的经过说：“（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江西省城被围，前安徽抚臣江忠源招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配以三厅兵八百人，赴江救援。其监护军行者则有夏廷樾、易良干、罗信南、康景辉、杨虎臣等，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七月二十日，军至南昌。二十四日因进兵太锐，先胜后挫，谢邦翰、易良干及罗信南之弟罗信东等同时阵亡，此湘勇出境剿贼、带勇绅士力战捐躯之始也。”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瓜儿苦后甜。湘军一起步就遭受了这样的损兵折将。靠舞文弄墨起家的湘军统帅们，凭耕刨犁耙养家的湘军勇丁们，要想成为大厦将顷的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显然还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练。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诉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人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