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谨慎：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六法。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说话谨慎：对此要时时刻刻细心留意，这是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祸从口出。
谨慎是危险的生存环境下唯一的避险法。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谨小慎微，防微杜渐
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小心为事的功夫最终能使人保身成功。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只有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新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渡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新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清廷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訢知道中南战场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这期间，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新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发布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又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希望太后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这种行为看起来很虚伪却是聪明过人。正是这种拿捏别人心理，小心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终能保身成功。这教给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烦忧又能达自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勇于改过，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裁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