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自己的真气：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七法。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培养自己的真气：能够做到内外统一、光明正大之行，没有奸诈计谋、行险侥幸之念，任何所作所想都能够说得出口，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
培养自己的真气，其实就是培养一个人内在的浩然之气。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人群臣。樊哙独排闼直人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他进而认为，刚直二字，“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宇做出”。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人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今天因为听到吴竹如的话，才清楚这事绝对不是意志疲惫软弱的人所能胜任的，一定要刚强、勇猛，拿出浴血奋战的功夫来，千万不能软弱下来，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牢记着《朱子语类》里的‘鸡伏卵’和‘猛火煮’这两条，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敬德修业，不可固愤而废
“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倭仁
每个想做成点事情的人都应该全神贯注，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坐着这山想那山。没有积极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是不可取的，会有很大的危害。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认为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日：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日：‘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日‘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增多，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我们常说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智”就是以敏慧的思维作出判定，进而能采取正确的对策。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一种看问题时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要能够真正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除了行动迅速之外，还要看清应当怎样办。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种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的综合，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他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
“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还有一个是“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顺势乘势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会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
远见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宽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识的充溢。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局势下，曾国藩结识有志之士，广纳天下英才，为救国于水火而兴办洋务。他认为唯有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摆脱外国的威胁和挟制，达到自立自强。
在筹办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置办轮船枪炮，设立翻译馆还是派遣留洋学生，每项工作他都周密计划，大力支持，结果取得积极效果，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潮流时局、发展趋势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有需求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懂得借势，没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是事倍功半的。就现代而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势”。认清这些，结合自己的客观情况，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借助局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甘心吃亏，早有戒备
得失盈亏心知肚明，常怀一颗戒备之心有益无害。有大志向的人心装天下事也装己身危，学会保护自己才是发展的前提。
有人说：“吃亏是福”。且要看吃的什么亏，如何吃的。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与他纵横官场，看尽尔虞我诈有密切关系。
一个人主动吃亏，是否有所求，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善良还是别有用心，分辨起来可不这么容易。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恩惠背后总是有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这和现在所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请客送礼的事情，自己不做别人做，也要想明白该不该收。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有人为了上学送礼，这样的人能学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