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