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把静坐视为每日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坚持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