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静静地流淌着，在其中，人们总能发现许多闪耀着夺目光芒的宝石、珍珠，也总会发现一些难以辨认、尚不知为何物的结晶。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创造成果，人们总是试图揭开这些结晶的真实面目，破解这些疑云重重的文化悬案，透过它们来探索人类先祖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留下的艰难足迹，来找寻历史人物一生的悲欢离合。
古语有云：“读史可以明志。”在不断的探索中，这些悬案的背后所折射出的历史智慧也令今人受益匪浅。
半个蚕茧从何而来
1926年春，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个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
当时主持发掘的我国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个。后来，李博士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进行鉴定，刘教授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
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最后，刘教授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
有关这半个蚕茧的报道很快飞过千山万水，远涉重洋，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
关于它的年代，多数人认为此茧属距今5500~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学者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应晚于仰韶文化。
关于蚕茧的性质至今已有野蚕茧、桑蟥茧、家蚕茧三种推断。1968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做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17%，推断是桑蟥茧，也就是一种野蚕茧。但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
这半个蚕茧是被一个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切割究竟为了什么？这对研究丝绸的起源意义重大。为此，后人产生了许多猜测。
尽管这半个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一直被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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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甚至华北地区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过着冬着毛皮、夏着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结实，于是一种新型的用于纺织的纤维──丝纤维出现了，它对满足当时社会需求、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了茧壳腐败变色。从民族学的一些材料也可支持这一观点。在四川省大凉山有一支自称“布朗米”的部落，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开始仅采集蚕蛹为食料，后来才养蚕抽丝。
石鼓文是何国文字
唐代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出土了十块鼓形石，每块石上均刻有四言诗一首，由于诗歌内容多记录和歌颂渔猎之事，又由于石形如柱础，故又称“猎碣”。石鼓文在文学、历史学、书法诸方面均有很高的价值。宋人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害，曾填嵌金泥加以保护。
金人获得后剔去金泥进行拓印，辗转流传至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然而，石鼓文系何国文字？作于什么时代？长期以来成了难以解答之谜。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和张怀瓘《书断》等，都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可是，遍考史书，未见有周宣王在岐阳田猎之事，似与刻诗内容不符。
武亿《金石跋》认为，石鼓文作于汉代，唯一的理由是石鼓文提到天子驾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可是，他忘记了秦代亦尚数六，亦有皇帝驾六马之制。
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瓘书》指出，石鼓文作于北魏。还有人认为石鼓文来源于北周。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石鼓文是秦国的器物。此说又有秦襄公、文公、穆公、灵公、惠文王甚至秦始皇等数种主张。
总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探索石鼓文制作年代与创于何地的问题，看来还大有研究发展的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有种种“新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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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鼓文的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铜奔马的原型是什么
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张姓将军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青铜奔马俑，这是一件艺术感染力极强的古代艺术佳作。
整件铜奔马雕像造型轻盈，各部位比例适中，奔马昂首扬尾，四蹄腾空，身形雄骏，一副风驰电掣般奔驰的形状。而且马身上没有辔头、鞍镫、缰绳，体现的完全是一种自由奔放的境界。观赏者们无论从雕像的正面、侧面，还是从整体上都会感觉到那种雄健、自在、超然的浪漫情调。
更妙的是，马的后足恰巧踏在一只正在收缩着翅膀在空中疾飞的鸟背上，既表现了创作者的浪漫主义意识，又将铜马俑的重心牢牢稳住，显得极为精巧。
正是根据奔马俑的这种造型，人们把它称之为“马踏飞燕”，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情调。
可是，史学家却从此面对着一个难解之谜，这具艺术珍品的原型到底是一匹什么马呢？
最初，专家学者们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造型生动的良骏。据传，周穆王有8匹骏马，号称“周室八骏”，其中一匹名为“翻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匹飞驰速度比鸟还快的马。
然而，研究人员不久发现，奔马俑的右后蹄下踏的不是燕子，而是一种神鸟“龙雀”，它绝不应是一匹奔马所踏之物。这样一来，这匹马就应该是一匹非凡之物才对。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这形神俱妙的古代艺术品刻画的是一匹遨游太空的“天马”。据史书记载，汉代产自大宛的良种汗血马就被称作“天马”。
奔马俑和汗血马似乎有关，可是，这种说法也难解释某些史料中的记载。东汉张衡《东京赋》中称，龙雀和天马当时在王宫内是地位对等的铜制陈列品，而这具奔马俑却是马在龙雀之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一种新见解，认为铜奔马是一具马神的塑像。
只可惜，目前这些解释都仅是推测，没有找到足够的史料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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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铜奔马”的称谓比较直观明了，但是这具铜马俑的精妙之处是其后蹄下踏一飞鸟，仅以“奔马”名之，显然不足以表现其浪漫主义意境，因此有人将其称为“马踏飞燕”，以表明奔马正在作凌空掠过燕背的飞驰。1971年，“马踏飞燕”与一批国宝级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观众如潮，将它誉为“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从此，“马踏飞燕”名扬世界。郭沫若曾泼墨挥毫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
象棋、围棋起源于哪个国家
象棋和围棋，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一项高智能游戏，并列为体育竞赛项目。西方某些国家的弈棋大师们为求棋艺精湛，甚至不惜成本煞费苦心地把多种高难棋谱输入计算机，让机器人与真人对阵，以决高低胜负。但关于象棋和围棋的起源，目前仍众说纷纭。
一是起源于中亚说。
据日本松井明夫《围棋三百年史·发端》所说：“围棋和象棋有它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的就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影响，大致改良而成为十七道的围棋。”
日本杂志也曾报道，古代夏威夷有一种棋戏，棋盘纵横各十一道，着法颇与中国围棋相类似。以资说明象棋、围棋的娘家不是中国。
二是起源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说。
有关围棋起源于尧、舜、禹时代的传说，在我国的历史古籍中多有记载。
战国以后的史籍明确地记述了围棋的起源，但记载语焉不详。我国的辞典如《辞海》、《辞源》中也未谈及“象棋”的起源，只说“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关于象棋（或围棋）的记载”等笼统含糊之语。这样一来，象棋、围棋起源于中国的说法在国内外颇有争议。
象棋、围棋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至今仍是一个谜，还有待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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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棋盘纵横各十九路，棋子分黑白两色，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象棋棋盘纵九横十，每方棋子十六枚，身份、活动范围、活动方式和威力各不相同。这两种智力较量游戏都需要精深周密的逻辑思维和算度，胸怀全局，然而运思过程却有不同的特点。围棋讲究战略谋划，在战略指导下运用战术，从无到有，棋子是越下越多，最终以攻城略地的面积大小计算胜败；而象棋则侧重于战术考虑，通过战术积累来体现战略，从有到无，棋子是越下越少，双方摆开架势，你来我往，在歼灭对方有生力量的同时，以“将死”对方主帅获胜。
老子出关究竟去向何方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开创了道家学派，留下了一部5000余言的《道德经》。老子出关，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件大事，据《史记》记载，老子在关令尹喜得相伴之下，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之后“莫知其所终”。那么，老子出关以后去了哪里呢？
西出函谷关后，老子要么一路继续往西，要么折向西北或者西南，函谷关西北尽是草木不生、了无生命的荒野戈壁，老子断不会往此处去。如果折向西南，那最有可能到达的就是四川了。《蜀中广记》是四川地区地方志，当中有老子出关时对关令尹喜说“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等到尹喜按日期前往，果然找到了老子的记载。而清乾隆年间的《雅州府志》也有多处记载老子在四川的生活，描述老子坐化在四川瓦屋山的鸳鸯地上，没有再骑牛出山。
如若老子出关后继续往西，限于当时的交通路况，极有可能落脚在甘肃，停留隐居在临洮，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飞升”。至今临洮县岳麓山还有“超然台”、“说经台”、“飞升崖”、“文锋塔”等与老子有关的遗迹。有学者经过大量史料的梳理研究和实地走访，竟然探寻出老子在甘肃的大体行程线路：即老子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后，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去世）。当然，老子一路向西，到了帕米尔高原，甚或是地中海地区，也都是不无可能的。
老子骑牛出关寻求自身的解脱之道，却留给后人这样一个历史谜团苦苦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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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关除了留下去向何方这个谜团外，他出关的原因也备受争议，学术界将其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周室衰微，老子明白周朝的衰微是历史规律，要做到挽狂澜于既倒，只有向西寻求更高的理论。二是政治牵连，相传老子在周敬王时期的王室内乱中蒙受失职之责，因受牵连而辞职，于是离宫隐退。三是追寻道法，老子毕生“唯道是从”，他将出关寻道看做毕生的任务。四是避让孔子儒学，不与其争高下，鲁迅和章太炎等人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孔子是否删改过《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孔子曾删改《诗经》，保留了其中的300多篇编订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所说的“诗三百”。由于司马迁以及他的《史记》在史学界具有的重要地位，“孔子删诗说”曾一度被人们相信。
《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也就是说，孔子将原本的3000多篇诗句去掉重复和不合礼义的，择取了其中的305篇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
但这是真的吗？要从3000多篇中择取305篇，这是何其浩大繁复的工程，为何从来没有被孔子的弟子提起过？那些被删掉的数千篇诗句又在哪里呢？按理说，被孔子删去的那些周代诗歌应当有大量散佚在民间。但事实是，现有文献中引用的周朝诗歌大部分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难道这两千多篇诗歌无故失踪了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孔子没有删诗，或者仅仅删去了一小部分。
其实早在唐代，就有学者（孔颖达）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怀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几，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那孔子究竟有没有删改过《诗经》呢？或许，《史记》记载并没有错误，而是后人因为离司马迁那个年代太久远了，在理解《史记》中产生了误解。“三千余篇”是指最初也就是周朝时期的古诗数量，到了孔子的时代，过去已有数百年，社会上留存的诗歌已远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孔子能够看到的也不可能是最初的“三千余篇”了，他再按照一定的原则删改了其中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了《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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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
“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
“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庄子》是不是庄周一人所写
《庄子》一书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它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史学语言就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和高深的水平。《庄子》在唐代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孟子》是孟子的作品，《韩非子》为韩非所写，如此比照，能否认定《庄子》这部着作就是庄子写的呢？
如今看到的《庄子》一书，是经由晋朝人郭象重新整理编订过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在唐代以前，关于《庄子》的作者到底是谁的疑问并没有人提出，人们都相信它是由庄子着成。到了唐代有人发现，《盗趾》、《说剑》这两篇与庄子的风格有很大出入，从而开始怀疑此书非庄子所作。到了宋代更多的篇目受到质疑，多集中在外篇和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