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许可以认为《庄子》的内篇是由庄子写成，尤其是内篇中的《逍遥游》、《齐物论》最能体现庄子哲学；外篇和杂篇则是由他人所作，可能是他的弟子或者是该学派的后来学者着成的，像《盗趾》、《说剑》这两篇则肯定不是庄子学派的思想。
当然，没有其他新证据的情况下，也很难断定《庄子》的作者不是庄周。完全有可能《庄子》全篇都是庄子本人所作，只不过外篇、杂篇是其早期作品，而内篇是其晚期作品。毕竟，风格的不同其实并不能说明这些作品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思想家们往往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庄子》一书年代久远，史料残缺，要明确地辨别出哪篇是庄子本人所作真的十分困难，考证出《庄子》的作者固然十分重要，倒不如将《庄子》作为庄子学派思想的系统着作来研究，这样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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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庄周在其中阐述了自己的多个核心思想。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包括“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还认为“道”是“先天生地”，并且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这个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随遇而安，逍遥自得，这样的理论带有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乐记》的作者是谁
《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着作，它总结了儒家的音乐观点，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我国音乐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现存的《乐记》有《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等十一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关于音乐的本质和特征、音乐的形成、音乐和生活的关系、音乐的作用、音乐和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有些论点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光辉，有些论点则体现了封建社会对音乐的严重束缚。
《乐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专家学者历来对此有所争议。
一种说法认为，《乐记》是战国初期的公孙尼子（孔子的再传弟子）所作，南朝沈约和当代的郭沫若、杨荫浏持此说法。
另一种说法认为，《乐记》是汉武帝时代的“河间献王”刘德和他手下的一帮儒生采撷先秦诸子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的，东汉的班固和当代的蔡仲德等人均持此说法。
分歧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但是对这部集秦代以前的音乐思想之大成的着作的重要价值，各方的评价都是充分肯定的。
关于《乐记》的作者，高亨先生说：“《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公孙尼子》一书唐以前犹存，沈约、徐坚、马总皆亲见其书。则《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被录入《礼记》，无疑也。”
《汉书·艺文志·诸子》儒家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班固自注：“七十子之弟子是公孙尼子，乃孔丘之再传弟子。”《荀子·强国》篇载公孙子评论楚将子发之言一段，公孙子即公孙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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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子篇。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精辟地论述了音乐的本质所在。
杨朱和庄周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个学派纷纷涌起。在众多的思想家中，杨朱是比较神秘又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同时他也是当时思想界极其重要的人物，孟子所说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正说明了杨朱及其所属的学派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可就是这样一位核心人物，在《史记》中记载战国诸家的篇目中，却未被提及半个字，难道司马迁把他忘了？再如《庄子·太史公自序》中，也没有对杨朱学派进行任何评价，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呢？
20世纪初，蔡元培和日本久保天随等学者提供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研究结果令人震惊：杨朱其实就是庄周。
分析杨朱与庄周是同一人，不外乎从名字的音韵、存在的年代、主要的学说三个方面来看。在中国古代，读音相近的字是可以通用的，而杨和庄、朱和周的读音都很相近，是不是也通用了呢？《列子·杨朱》篇说：“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这里的梁王是指梁惠王，可见杨朱与梁惠王是同一时期的人。《庄子》书中屡称庄子与惠施友善，而惠施曾为梁惠王相。杨朱与孟子都与梁惠王有所交集，必然地，他们也是相同时期的人了。
最重要的是，两人的学说是否一样呢？《孟子》里曾提到，杨朱提倡“为我”，即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他也不会做，其他的记载中也提及了他所创立的“轻物重生”、“全性保真”等理论。再看庄子，《庄子·养生主》篇大谈“保身”、“全生”、“尽年”，提倡人们“养其身，终其天年”，不要去做劳形疲神的事。他们的理论这样看又是多么相像啊！
如果没有下面的疑问，那几乎就可以百分百肯定杨朱与庄周就是同一人了。《庄子》书中屡次批评杨朱，《徐无鬼》这一篇记载庄子对惠施曰：“儒、墨、杨、秉（公孙龙字）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耶？”如果这里的“杨”就是庄周，那么他怎么怀疑自己呢？另有《胠箧》一篇更主张要“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庄子可能钳自己的口吗？这其中的真真假假，真的把我们弄糊涂了。
说杨朱与庄周是同一人，学术界有充足的证据和坚定的支持者；说他们不是一个人，又似乎有合理的凭借。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看来这个谜团要继续保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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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是何许人也？他是杨学的创始人，但籍贯与生卒年份已经无从求解，经考证大概与庄子同时，比孟子略早。有关杨朱的着述，后世没有流传下来，仅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淮南子》及汉代刘向《说苑》等书中保留一些记载。因此鲁迅曾经评价杨朱时说道：“杨朱无书。”虽然如此，杨朱仍不失为战国时代着名的思想家，而其思想影响所及，历两千余载，至今仍传。
历史上为何会有两个神医扁鹊
扁鹊，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医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他医术高明，为民排伤解痛，素有“神医”之美名。
然而这里说的扁鹊，并非史料记载中的那个“扁鹊”，此人名叫秦越人，是战国时期的医学家。真正的扁鹊则是指黄帝时代的一个传说人物，相传他是那个时代的名医。那么，历史上为何会出现两个扁鹊？人们为什么要把战国时期的秦越人叫做扁鹊呢？这点还要从秦越人的个人贡献说起。
秦越人是战国时期齐国渤海莫州（今河北任丘）人。相传秦越人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他看病行医还有个“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尤其是第六条原则，反对巫术，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十分先进的思想了。此外，秦越人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还写成《内经》、《外经》两本着作。
秦越人为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亲民爱民，品德高尚，受到了各地人民的爱戴。于是，赵国的劳动人民送给他“扁鹊”的称号。
说到这里，应该明白了吧？其实，后人熟悉的扁鹃并不是那个真的“扁鹊”，他的真名是秦越人，因为人们觉得他医术高超，才送给他上古那位扁鹊的称呼，让他带着这个“光荣称号”，造福人民，并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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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诊法”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根据民间流传的经验和他自己多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出来的诊断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总称“四诊”，现在仍然是中医诊病的基本方法。
望诊，是用肉眼观察病人外部的神、色、形、态，以及各种排泄物。
闻诊，是通过医生的听觉和嗅觉，收集病人说话的声音和呼吸咳嗽散发出来的气味等信息作为参考。
问诊，是医生通过跟病人或知情人交谈，了解病人的主观症状、疾病发生及演变过程、治疗经历等情况。
切诊，主要是切脉，也包括对病人体表一定部位的触诊。
千年以前的“四诊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中的整体方法、系统方法、辩证方法等理论，这点不能不令人敬佩。
孟姜女真的哭倒了长城吗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妇孺皆知，千古流传。传说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秦始皇征去筑长城，孟姜女万里迢迢前去送寒衣，得知丈夫已经死去的消息后，哭倒了长城，终于见到了范喜良的尸体。
为了纪念那位万里寻夫的孟姜女，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姜女庙，登临庙宇的游人，无不动容。
一个普通的女人能把长城哭倒，这无疑是想象和夸大之词，但是，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姜女这个人呢？
史书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诗，诗中说杞梁妻为秦国人，杞梁在攻莒时阵亡，他的妻子痛哭七天七夜，城墙也被哭塌了。“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杞梁开始有了姓，有说姓范，有说姓万，还有称其为杞郎或喜良的。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而故事最终形成于北宋年间。
但也有人对此加以否定，认为在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并不少见，《左传》中也有记载，因此不能说杞梁妻就是孟姜女的原型。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尽管孟姜女的原型无从可考，但人们欣赏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统治者的坚定的反抗精神，至于孟姜女的真实性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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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修筑长城一直是历代统治者都要考虑的一项大工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了烽火台，并用城墙连接起来，便形成最早的长城。秦始皇时修筑了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汉朝修筑起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全长1万多公里；到了明朝，修筑的长度更甚，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的宏伟景象，全长达到8851.8公里。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城，多指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这一段。
《山海经》是外国人写的，这可能吗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汇集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着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完整总括。其风格独特，包罗万象，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山海经》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鲁迅先生称之为“古之巫书”。
就是这么人尽皆知的着作，关于它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却成了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之一。
早在西汉，着名史学家刘歆就提出了《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到了东汉，着名学者王充在《论衡》里提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连司马迁也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从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说法都被认为是正确无疑的。
这就奇怪了，大禹和伯益，这两位是距今4000余年前，即公元前21世纪的人物。但《山海经》中记载的内容却有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也就是说书中记录有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这又怎么可能呢？
宋代着名大儒朱熹看到了矛盾之处，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看法。他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屈原的《天问》而作，因为中国古代的神话主要集中于《楚辞》的《天问》一篇。这个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佐证并不断发展，最终学界认定《山海经》作于战国，成于西汉，经过几代人的创作和修改，是一部集体合作的着作。
但近年来，随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入，印度人、古巴比伦人，甚至是美洲人和希腊人都成为《山海经》作者的可能人选。如此“百家争鸣”的情景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同时另一方面毫不夸张地说明了《山海经》这本神奇的读物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和它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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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山海经》中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神农本草经》的作者真的是神农吗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着作。这本书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的精髓。
如果顾名思义，那么《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就是神农了，真的是这样吗？要解决这个疑问，就让我们先来看看神农是谁吧。神农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会人们用草药医治疾病，是一位对中华民族贡献颇丰的传奇人物。但最重要的是，他生活的年代是远古时期，那时还没有文字，哪来的《神农本草经》呢？如此说来，神农氏编着《神农本草经》的可能性应当是零了。
那么，一定是写书的人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便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一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陶弘景认为书中记载的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并进一步推断作者可能是当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
随着人们对这个问题不懈地探索，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甚至有人指出，是梁朝陶弘景使之最后成书，因为此书的书名是由陶弘景确立，而且此书内容也是由他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安排药物记录，才得以固定下此书的内容。
看来，不管这本书完成于汉代还是汉代之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神农本草经》的作者不是神农，而是那些充满智慧的医学家托古之名，将造福百姓的医药知识记录并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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