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尚谋
反对尚谋，并不是目的，而是想要使人们认清楚崇尚谋略的危害性，进而可以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应用谋略。由此，反对尚谋，也并不是反对谋略发挥作用，而是反对一种对于谋略的偏颇的认知态度及应用理论。
中庸之道的危害
中庸之道总是被人们应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以求能够更好地与人相处和发展自己。但是，对于一名战略研究者甚至于任何一名有志于探究真理的研究者而言，中庸之道是有害的。
原本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一部分人无中生有造谣说发生过了，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事实出来辟谣说根本没有发生，结果信奉中庸之道的人出来掺和说虽然的确发生过但也不像前者所说的那样夸张，于是，人们就信以为真，而根本忽略了没有发生过的事实。一个人说真话，另一个人说假话，信奉中庸之道的人出来打圆场，结果真假被混淆而人们又一次信以为真而根本忽略了真话。事实在实际上极难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来，真与假之间的对立和区分也不像理论上的那样显明和容易，但是假如研究者们信奉中庸之道，而他们就会模糊了探究的本意和认真的态度。
现在，研究战略理论的人，倘若发现某位前人的理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或者存在着偏差，于是这名研究者不断深入探究其中的错误和偏差并发出质疑的声音。接着，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掺和进来，以为前人的理论尽管存在错误和偏差但是并不像质疑者所声称的那样严重，于是其他的研究者信以为真而将那名深入探究的人排斥在外，结果错误和偏差不仅没有被厘清，反而因为中庸之道的渗入而越来越模糊和离谱。
中庸之道似乎已经变成了万花筒，一切争论和对立都可以被用来一一拆解。问题的关键之处不在于争论和对立是否可以被拆解，而在于用中庸之道来拆解不仅无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全面地理解事实，反而会使得人们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偏离事实。
绝对理性与人之常情
所谓绝对理性，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以一种纯粹的理性思维来解析一切现象。所谓人之常情，则指人们在具体行事的过程中因为受到主观情绪的影响所发生的诸多不合乎理性的行为。原本人们就受到主观情绪的主导，但是理性思维模式的日渐成型则渐渐使人们在行事时减轻了主观情绪的制约作用。
要说一个人是一具纯粹理性的人，那就意指这个人的一切思维活动和具体的行为活动都是受到绝对理性之逻辑的支配。尽管许多人都曾经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可是在现实世界中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只存在于某些教派或学派的理想主义圣人模式之中。这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对于成为绝对理性之人的追求过程，而是说成为绝对理性之人并不切合实际、其实际可操作性太低以致于根本不能以之来衡量各种实情。
问题是，古代和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们，根本不顾及绝对理性的难以操作性，而是在思考各种问题是总是习惯于以某种绝对理性的逻辑为出发点和主导一切的分析模式，结果古人和今人中那些原本比较符合理性逻辑的事情被解释得神乎其神，而诸多原本就出于人之常情不合理性逻辑的事情却被生拉硬扯进绝对理性的思维模式之中。
关于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决时的兵力，最早著述《三国志》且史料被公认为比较可靠的陈寿分明记述说曹操的兵力不足一万而袁绍有精兵十万，“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可是到了裴松之作注的时候，却根据自己的绝对理性逻辑相当然地认为这种说法不能采信：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
问题不在于陈寿的记载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也不在于后世的注解者裴松之是否有资格质疑前者的记载，而在于，裴松之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只是根据曹操之前曾经有过的兵马数量、个人经验和征战历程而推算在官渡决战这样的关键时刻曹操绝不可能凭借不足一万人的兵力来对抗袁绍的十余万大军。
在此处，我并非绝对肯定地认为陈寿的记述极为准确，我只是就裴松之作注解时以绝对理性逻辑来揣测他之认为不可能之事的例子作出解析，以便使人明了那些绝对理性思维模式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考能力的。
袁绍当时的总兵力据记载是数十万，这一点裴松之也认可了，可是实际情况是袁绍只是挑选了十万步兵和一万名骑兵南下而并没有将他的全部兵力拉到前线去。不错，曹操在收复青州黄巾军时收编了三十万降卒，可是单凭这一数字根本推导不出他在官渡决战时一定会带去多少兵力的结论，这是绝对理性逻辑所延伸不到的死角。裴松之以为袁绍的十多万部队连营数十里，因而就算曹操胆略盖世也不可能以不足一万且伤者十之二三的几千人来抵挡住这样的防线达数月之久，裴松之弄不明白的还有既然兵力不足一万且袁绍以十倍兵力连营攻曹的情形下而曹操居然能够派出徐晃、史涣等将出击截杀袁绍军的运粮部队，裴松之无法理解的第三处是曹操在袭击袁绍的军粮重地乌巢时带了五千人而假如曹操的军队不足一万、且伤者十之二、再加上相持阶段中的损耗那么曹操留在官渡大营的兵力就只会有几千人，裴松之以为留守大营的曹洪根本不可能凭借着几千人的兵力抵挡住袁绍十万大军的进攻，裴松之以绝对理性逻辑推导不出的第四处是官渡之战曹军斩杀袁军七、八万，而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七、八千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凭借着这点兵力去杀死云集的七、八万武装人员的，裴松之不可以理解的第五处是镇守长安的钟繇曾经送给曹操两千匹战马因此曹操的兵力更不可能不足一万，最后，裴松之以他个人的绝对理性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是曹操绝不可能凭借不足一万的兵力战胜袁绍的十余万大军。
裴松之的质疑当然有道理，可是道理终究不能代替事情的实际发展进程。那些在道理上说得通的事情，往往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却根本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在理论逻辑上完美无缺的计划，在实际的执行中总是会因为遭遇各种各样的意外之因素而遭搁浅。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那些历史研究者们，仍然跳不出绝对理性逻辑的怪圈子之，他们从形式上完美无暇的思维逻辑出发，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当事人在绝对理性的支配下发生的绝对理性的事情，据此，历史上的一切看似不合理或者原本就不合理的事情都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被解释成绝对合理和完全符合理性思维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