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让我们全方位地考量官渡之战的性质演变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地审视当时曹操的参战兵力状况。
官渡之战最初是一场阻击战，对于曹操而言，200年的官渡之战最初只是被当成是一场阻击战而进行的，阻击的目标是挡住袁绍10余万大军南下许昌。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大大超出双方所料，袁绍没有想到此的是其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力居然全军覆没，曹操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结局是歼灭了袁绍的主力。
《三国志》武帝纪中明确记载曹操兵力不足一万，而袁绍则有十余万众。可是最早作注的裴松之却根据自己的揣度认为曹操想要歼灭袁绍主力而其在官渡的兵力不可能如此之少，当然，这是一种臆测和事后之见。因为在交战之初曹操只是想要成功地阻断袁绍南下的势头而并没有将全歼袁绍主力当成是作战目标，因此，用不足一万的兵力对十倍于己的兵力进行阻击战是可能的，比如马拉松之战中斯巴达人用三百名战士和约六千名盟邦军队几乎阻断了希腊二十万大军从温泉关南下。而裴松之认为曹操兵力不可能如此之少，则正是因为他只看到了歼灭袁绍主力的结局，因此据此向前推以为不可能用不足一万的兵力歼灭袁绍八万主力，而事实上在袁军粮仓被烧、全线动摇的情势下，曹操用不足一万的兵力发起全线反攻是在用高昂的士气重击垂头丧气的袁军，在此种情势下以一杀十并非不可能。
仍然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曹操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官渡之战中只投入不足一万的兵力，他们的想法是曹操此前已经收编过三十万青州兵，因此兵力即便有所损耗也绝不可能如此之少，而事实上当时的曹操身处四战之地、对袁绍整体上采取防御姿态，至少有五个地方需要驻扎兵力防守：西边的长安驻守一部分兵力防御袁绍右侧、东边的青徐二州驻扎一部分兵力防御袁绍左侧、大本营许昌驻扎一部分兵力作战略预备队、南阳的宛城驻守一部分兵力防备刘表、还有当时的汝南刘备势力也需要分派一部分兵力应对和袁绍的一支几千人的骑兵深入腹地骚扰曹操的运粮部队也需要分派一部分兵力应对，这样加上官渡，曹操至少要在六个战略点上布置兵力。当时曹操的总兵力经过作战损耗和自动精简之后不超过十万，一些学者在仔细分析之后认为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总兵力只有6。9万，却需要分散驻守至少六个地点，因此，对于在对袁绍方面整体上处于防御姿态的曹操而言，其最初的作战设想是有效地阻断袁军南下的势头以保守住既有领地才是真正的作战目标。这样算下来，曹操为在官渡这个点上阻断袁绍南下，集结起不足一万的兵力是合理的。倘然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为了与袁绍主力对决而集结起3、4万兵力，这就与裴松之的事后之见和想当然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了。
研究者们对于以往历史中的推测与揣摩在用语上当然需要斟酌，然而，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使得历史上那些不可理解的事情能够被现在人绝对理性逻辑解释得通顺起来，理性逻辑的本来作用就是要使今人和后人在行事时尽量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更改逻辑的意义更在于现在和今后的实践，而绝对理性逻辑却只会使当事人在其主导之下走进死胡同。
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某种他所能够认可和接受的理论来作为解释万事万物的绝对真理，由此那些不符合他们之绝对真理的事情和现象就都被费尽心机地曲解为完全符合，或者他们干脆对那些不合逻辑之事情和现象不屑一顾而只是有选择性地将那些符合他们绝对真理的事情和现象解释通顺，以此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印证他们的绝对真理。
人们习惯于将所有他们认为美好的品质全部安插到他们所认为的圣人身上，同时又将所有他们认为恶劣的品行强塞进他们所认为的十恶不赦之徒身上，以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满足他们由于种种因素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诉求。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圣君与昏君的形象对比，夏王朝的最后一个王的确有恶劣行迹然后推翻它的商王朝却将之描绘为十恶不赦之徒并冠之以桀即残暴不仁的称号，后世的文人们根本不能准确了解当时的实情因而就将他们所能看到和想到的一切恶劣品行和卑劣行为编帜到夏桀身上，宠信奸妃、剖骨验髓、残戮大臣、戗害百姓等所有曾经有过的君主的某种卑劣行径都被强塞进去。而当周王朝灭掉商王朝最后一任有卑劣行径的帝王时，代表着恶的纣又被安插在他身上，后世那些根本不能了解当时具体情况的文人像对待夏桀那样如法炮制将宠信奸妃、剖骨验髓、残戮大臣、戗害百姓等所有曾经有过的君主的某种卑劣行径都强塞到商纣王的身上。古代像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君主被认为是圣明的君主，于是后世人就又将一切美好的品德比如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安插到他们身上，而对于他们的污点却刻意隐讳或者曲解为在某种情形下不得已、为了天下大众的必要之恶，分明汉武帝穷兵黩武却被说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不得不对外征战、李世民不顾兄弟之情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夺取皇位被说成是为了之后出现的贞观之治而施行的必要之恶。
现在的研究者们还是遵循着这样的习惯，将绝对理性逻辑强加到所有他们认为具有高超智慧的军事家身上，而同时又尽可能地将他们所认为的不合逻辑的事情强塞到这些军事家对手身上，以此鲜明的对比来证明正是因为前者具备他们所相当然地认为的那些优良的品质因而才必然成功。
如此，对于一个伟大军事统帅在某些战场上所犯的重大错误，习惯于理性思维的研究者们便根据这个统帅以往常常能够做出理智决策的经历来推测这个统帅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因而千方百计寻找其他理由来为这一次失败开脱。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主观情绪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伟大的人物，他们在做决定时也只不过是将其主观情绪控制到了不至于损坏其决策的程度，而谁也不能确保这些伟大人物每一次都可以成功地将其主观情绪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因此，在研究那些伟大的军事统帅之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将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人，以人的视角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来解析这个原本就是人的统帅的一切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