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我
朱正
一九八六年这一年，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在我任内最后一件事，也是引起最大风波的一件事，就是出版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我们出这书，可以说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赚钱。那时我们很少有印数大的、能赚钱的书，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为了摆脱困境，全社上下都是在想主意。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一天，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兄向我提出了出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建议。他告诉我：有友人给他提供了一册三十年代饶述一的旧译本，他看了一下，译文还可以，拿来照着翻印就是了。着者译者都不必付稿费了，对提供底本的朋友也不必付酬，只印出来多送点样书给他就行了。
他这提议使我犹豫起来。我知道它会有个较大的印数，可以赚一点钱，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也知道，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在他的本国和美国就被认为是一部色情小说而遭到查禁，打了多年官司，直到一九六○年才获准合法发行。虽说在外国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在中国出版，恐怕还是有风险的。为了这事，唐荫荪兄同我商量了好几回。我再三考虑，于是想到仿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凭购书证发行《金瓶梅词话》（删节本）的办法，我们也来个凭证发行，把发行范围限制在大学文科师生、作家、翻译家、社会科学研究者……等等之内。商定之后，还真印出了一大堆购书证。这大约是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事。
这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应邀赴会了，记得主持开幕式的是副院长钱锺书先生。在这几天会期里，我抽空到国家出版局去看朋友，在闲谈中，我说起要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朋友连忙说，这书不能出，漓江出版社报了这个选题，没有批准。说着，他就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打印件给我看，大意是，漓江出版社：你社选题计划中的《恰特利夫人的情人》不得安排出版。话虽说只这一句，可是毫无弹性。我就想，这书是不能出的了。
一回到长沙，我就提出立即刹车，不出这书了。可是在领导班子的会上，五个人中有四个（正副社长和两个副总编辑）反对刹车。他们的理由，一个是，我看到的那个文件是给漓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给我们社的，不用管它；一个是，开印前的各项工作都已完成，要是不印了，前期的投入收不回来，经济损失不小。总之是已成骑虎之势。我想，既然大家都主张印，那就印吧。由此也可见我并没有最后拍板定案的权威，我这一年总编辑也当得够窝囊的。
在这些日子里，发行科廖科长更是情绪高昂。她每次遇到我，都兴奋地把最新的征订数字告诉我，总之是征订数字逐日直线上升，开印的前一天还说是三十万册，到开印的时候，就是三十六万册了。
确切的日子记不清楚了，总之是一九八七年元旦前几天或后几天，书印出来了。当时的场面真是壮观，订了货的书商把汽车停在印刷厂的门口等候，装订好一批就运走一批，很快就上了书店的货架。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当时看来很小的小事、一件后来变成了很大的大事的小事。武汉有一家书店，看到如此热销的市面，也想进点货来发卖，可是当初他们收到我们社的征订单的时候没有回应，于是只好找我社发行科来情商了，没想到碰了个钉子。这时正是发行科最得意最亢奋的时候，答复说：当初我们发了征订单你怎么不订货呀？现在我们是按征订数开印的，没有多余的书给你们了。大约还奚落了几句。这事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就由发行科这么自作主张处理了。我想，假如发行科来问我了，我或者会反问能不能匀出一点书给他们，实在匀不出，也应该婉言回答，请他们稍等一等，添印了再给书。现在你不给书，还语带奚落，岂不是得罪人吗？
这就确实得罪人了，而且是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这家书店的负责人是熊复的老部下，他就给熊复写信告状了。解放初期，熊复是中共中央中南局（驻武汉）的宣传部副部长，这时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把这封告状的信转给了邓力群，邓力群马上作了批示。他批示之后，国家出版局不敢怠慢，即将这事立案，雷厉风行地进行查处了。
当时的情形就像突然遇到了一场大风暴一样，社里派人四处追回已发出去的书。大约是为了表示我们纠正错误的态度很坚决，分管发行的副社长提出把全部存书销毁。我答复说，只把还没有来得及装订的化浆吧，已经成书的都封存起来，听候处理。这些留下来的书，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分批卖掉了不少，算是减少了一点损失。
既然国家出版局已经立案查处，湖南省委也就不能不重视了。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省委副书记刘正找了省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副局长黎维新、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和我这个总编辑，四个人到他那里去谈话。他说，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看书，让秘书看了一遍，把有问题的地方折了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觉得“真不像话”。我默不作声，心想：文学作品能够这样去读，去批评的么？谈到最后，他要我写个检查，说“这样主动一些”。我回答说：这检查我不能写，我写了人家就会说我是外行了。
外行还真有。湖南省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长，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批评说：什么书不好出，要出“撒切尔夫人的情人”，这不会影响同英国的关系吗？
唐荫荪兄原来和我在《新湖南报》社同事，一九五七年一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共事，这时他来找我了，说，没想到这本书闯出这样大的祸来。这书是他一再建议才出的，责任都在他，应该向上面说明这情况，要处分就处分他。我说，这书虽说是你建议出的，我同意了，签字发稿了，就是我的责任，你就不用管了。至于说到处分的话，上面对处分一个编辑室主任不会有任何兴趣的，就是处分我这个社领导，味道也不大，据我看，他们是想处分省出版局的领导呢。我这样看是有道理的，因为办案人员找我谈话，总是问局领导的责任，似乎是希望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的回答是：局领导当初批准了这个选题，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在后来运作过程中，他们曾打电话来制止，我没有听他的，责任在我。我这态度大约使办案人员有一点失望。最后的处分是：李冰封、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不是党员，受行政记大过处分。
待人谦和的荫荪兄已经去世多年了。今天重提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希望不要妨碍他在天之灵的安息。
不久以前听黎维新兄谈起一件有关的事情，说当时他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寄了一份油印的简报给他，简报的内容是，胡乔木参观国家出版局办的一个小型的内部展览会的时候指出：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放在淫秽读物里展出是不妥的，他说了一下这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于是展览会上即撤下了这本书。黎维新兄收到了这份油印简报，觉得应该让有关领导知道这个信息，于是将它复印了四份，分寄给省委有关的几位常委。看来这一信息对于我们的处分是起了作用的，即处分决定没有说我们出了一本坏书，出了一本淫秽的书，而是以“违纪”这个罪名来处分的。如果让我来挑选，我倒宁愿得到“出版淫秽读物”这罪名。
这事在我们社里，对我们几个受处分的人来说，当然是一场大风暴。可是在别人看来，只不过小事一桩罢了。因为也就是在这前后，人们关心的是一件真正的大事：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到十五日北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上胡耀邦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后来我自我解嘲，说我这个总编辑是和胡耀邦总书记同时下台的。
大约是前年吧，我在书店里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四年一月出版的新译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译者赵苏苏，版权页上的印数是五万册。我连忙买下一册珍藏，置于当年我们印的那一本之旁，留作记念。
2008年3月24日
谁首先使用“漫画”一词
黄可
在我国，谁首先使用“漫画”一词？亦就是谁首先将“漫画”一词作为绘画品种名称使用？
多年来，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是丰子恺先生首先将“漫画”一词作为绘画品种名称使用。
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毕克官、黄远林所着的《中国漫画史》就认定丰子恺首先使用“漫画”名称。（见该书72页）
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载杨云棠先生《大师们》一文，更是明确说：“首创‘漫画’一词的是艺术大师丰子恺先生。”还引证刘海粟先生在《怀念丰子恺》一文中，亦谈及“‘漫画’一词，即是丰子恺先生首创。”
此后，见一些书报刊物依然谈及“漫画”一词为丰子恺首创。例如，见朱国荣先生编着，二○○五年八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之最》一书，亦认定“最早使用‘漫画’一词的人丰子恺”。（见该书104页）
那么，丰子恺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丰子恺于抗日战争后期撰写的《我的漫画》一文中回顾自己漫画创作生涯时说：“‘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约在民国十二年左右，上海一班友人办《文学周报》，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逐期刊登在《文学周报》上，编者代为定名曰《子恺漫画》。”并且说：“其实，我的画究竟是不是‘漫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两字在中国向来没有。”丰子恺于一九四一年撰写的另一篇《漫画》一文中说“‘漫画’这两个字最初是日本用出来的。后来舶来中国，到今日已经盛行。”（见丰华瞻、戚志蓉编《丰子恺论艺术》，1985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