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查，丰子恺早年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以随意漫笔表现生活情趣的小品画，一九二五年五月，由文学研究会的主将郑振铎拿去，在《文学周报》第一百七十二期起逐期发表，并在每幅作品刊出时，由郑振铎代拟标上“漫画”两字。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其机关刊物《文学周报》是有广泛影响的刊物，丰子恺在该刊逐期发表标明“漫画”的作品，自然有广泛影响。而且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郑振铎的主持下，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由《文学周报》社出版，广为传播。这样，就自然而然在广大读者中形成丰子恺首先使用“漫画”这一名称的印象，亦就得出丰子恺首创“漫画”一词的结论。
以笔者见，上述说法值得商榷。需要弄明白的是：
一、究竟谁首创“漫画”一词？
二、“漫画”这两字，是否如丰子恺所说“在中国向来没有”而由日本“舶来中国”？
研究历史（包括美术史、漫画史），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史料，才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
中国南宋学人洪迈（1123-1202）擅长随笔类着作，留下了《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等多本随笔集，内容十分广泛，文字简洁明畅，甚有可读性。在《容斋五笔》卷三第二则《瀛莫间二禽》一文中说：“瀛、莫二州之境，塘泺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鹜，奔走水上，不闲腐草泥沙，唼唼然必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画。”由此可见，早在九百年之前的十二世纪的南宋，已经出现“漫画”一词，不过当时是作为一种鸟的名称出现。今查相关资料得知：所谓“漫画”之名的鸟，即篦鹭，通常称为鹭鸶。
唐宋年间，是中日文化交流最为频繁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派遣大量各类人员出使中国，几乎全方位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艺，并搜集大量中国典籍带回日本，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等随笔集刻本亦在其列。有趣的是，十八世纪的日本文人铃木焕乡于一七七一年（相当于中国清代中叶乾隆年间）出版了木刻本随笔集《漫画随笔》，该书的《捞海一得自叙》一文，其笔法和记叙的内容几乎与中国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中《瀛莫间二禽》一文如出一辙，如说：“瀛、莫有鸟名漫画，终日奔走水上，捞捕小鱼而食之，犹不能饱。又有鸟名信天翁，立水上屹然不动，游鱼至前，因以食之……”可以看出，日本文人铃木焕乡的随笔风格有明显模仿中国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的痕迹，并且因为喜爱“漫画”鸟的名称和性格，而将自己的随笔集取名为《漫画随笔》。这一史实清楚地表明：“漫画”一词首创于中国的南宋，而后传到日本。这样，对于丰子恺所说的“‘漫画’两字在中国向来没有”之说，以及社会上流传的“‘漫画’一词是丰子恺首创”之说，亦就不能成立。
至于“漫画”一词作为绘画品种的名称，是否如丰子恺所说由日本“舶来中国”，这倒是事实。
广泛运用汉字的日本，十九世纪上半叶江户时代，着名“浮世绘”风俗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就把他造型夸张变形，用笔随意抒情，表现城乡风俗生活的绘画，用“漫画”一词作为画种名称而出现。葛饰北斋于一八一四年出版，分为十五编，收有四千件风俗画作品的结集，就命名为《北斋漫画》，广为发行。据日本漫画史学者北泽乐天研究认为，“漫画”一词作为画种的名称，的确出自《北斋漫画》画集之书名。此说已成为日本美术史论的共识。葛饰北斋还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创作有三百多幅插图的《水浒画传》，风格与《北斋漫画》集相似，造型和艺术表现亦有漫画情趣。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绘画大师，所以，一九六○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他列为世界纪念的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的《北斋漫画》集亦流传到中国。所以说，“漫画”一词作为绘画品种的名称，从日本传入中国亦是很正常的事。
在我国，明确以“漫画”作为画种名称出现，是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该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警钟日报》上发表的具有漫画特征的绘画就冠以“时事漫画”的名称。此后，《警钟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在一个月内又分三次同样以“时事漫画”刊出了漫画。这比一九二五年《子恺漫画》开始公开发表要早二十一年。诚然，一九二五年起《子恺漫画》的连续发表和结集出版广为发行，对“漫画”作为画种名称在中国的流播普及，有着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六十年前的一本禁书
杜鹃
禁书是有种种原因的，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本书直接攻击了当时不能攻击的人。
在辛亥革命前后，为了推翻清朝，为了打击政敌，一批革命志士在写了呼吁民众觉醒的书之外，也写了一些攻击执政者和政敌的书，其中对慈禧、袁世凯等人也有无中生有的捏造谣言，也有以无中生有的故事激起民愤，这些都是一种宣传手段。
而当时在上海，由于商业的发达，改变了做生意的一些传统观念，广告也要出奇、出怪才能抓人眼球，上海滩的广告噱头一时名扬天下。于是在出版界也出现了以耸人听闻的事做选题出书的现象，当时也称为“黑幕书”，迎合了人的探秘的欲望。
“黑幕书”有教人警觉、揭人隐私的功能，也有教人耍奸、泯灭诚信的作用，所以在主流社会看来总是旁门左道，不能以此去教化民众。再加上“黑幕书”总有与事实不符，评论随意的弊端，这就更为执政者所难容，借用一下来“妖魔化”对手是可以的，但被对手“妖魔化”就不行，还是要用法律来限制写“黑幕书”者的自由，不能让那些耍笔杆子的人毁谤名誉。于是“黑幕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逐渐减少，尽管因文章引发的笔墨官司还是不少，但这些书在法律限制下是少多了。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黑幕书”改成了“内幕书”，在抗战胜利后更是出了不少，有揭露特务内幕的，有揭露汉奸内幕的，有揭露豪门内幕的，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倒也没听说有将这些书和它们的主人告上法庭的。
而也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写了不少小说的作家却被传进了警察局，原因是他写的小说“毁谤名誉”。
这个作家叫冯玉奇，是浙江慈溪人，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生，十九岁时出版了一本叫《解语花》的小说，并被改编成话剧，名扬上海。以后他一直靠写小说为生，八年中出版了小说有近九十种，一时被众人注目。
这时，他又涉足演剧界，创办过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还被朋友约去为好几个越剧团写剧本。他写过十多个越剧剧本，有人说他粗制滥造，剧本不堪一用，把他辞退。也有人说他的越剧处女作《雁南归》，口碑甚佳。是一个“有名的，既快而又不粗制滥造的剧作家与小说家”。
在褒贬不一之时，他又退出演剧界，专门去写小说，又用“金宇珏”的名义开了个文粹书局，自着自出版，到一九四九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的小说有近一百九十种之多。
正是这样一个个子不高，右眼失明的冯玉奇，在涉足演剧界时，因他那本叫《艺海双珠》的书被告进警察局，罪名是“诽谤”。
这本《艺海双珠》由上海华英书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广艺书局总经售。按时间分析，他当时还在为越剧团写剧本。这本小说是较早描写上海越剧界演员圈子和小报界状况的，也可以说这是最早写越剧演员舞台姐妹生活的文艺作品。
但是，冯玉奇在这本书中把写实与虚构混在一起，又十分明显地影射名人，还发泄了他对这个圈子的不满，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被影射者的指责。
更不可思议的是，冯玉奇竟然已敢在小说中说：“戏院老板姓张叫老帆的，张老帆在越剧界也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坏蛋，据说以前是流氓出身，后来搭上了一个花旦，靠着花旦的号召力吃饭，慢慢地居然也做起老板来了”。这是在说后来被枪毙的那个逼死筱丹桂的张春帆，张春帆在一九四六年时是越剧联谊会常务理事，那时筱丹桂还没有死（筱丹桂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自杀）。
由于此书涉及诽谤，据书中被影射的主人公的原型说：“越剧联谊会控告，这位冯先生就被传到警察局，第一次他本人不到，当局则因为此事与我很有关系，我也到警察局作详细谈话，第二次他传到了，查问的结果，他回答得很妙，‘我和×小姐并无仇恨，这本书中写的确是向壁虚造，但是我写作的动机，一方面消消剧团辞退之气，同时也想借此赚些钱吧。’”从这段话中可知，当时告冯玉奇的是越剧联谊会，而不是被影射的主人公的原型，当然那时被影射者对冯玉奇也是有愤怒之情的，事后对冯玉奇也并无好感。
这个控告的结局是：“他既知罪认过，所以也就接受当局调解：‘禁绝该书，不准偷售，如有发现即行查办，且不准有类似性质书籍出版。’”
然后，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本《艺海双珠》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又改名由上海广艺书局出版了，书名改为《千紫万红》，内中被影射的人名全都改过，连被影射的戏院名称也改了。书中把张春帆改名施金城，但原来那段话还是没有改。
我不知道这一年中又发生了什么事，但后来也没有看见那些被影射的人再告冯玉奇的事。难道被影射的人对此无可奈何了？难道冯玉奇另有靠山？
一九四九年前冯玉奇出了近二百种书，被禁的只有这本《艺海双珠》。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时代不同了，当时凡涉及谈情的书大多视之为色情书，而写有国民党特务抗日情节的书也被视为政治倾向反动，所以，他有一百五十多种书被禁。
在查禁书目中，有关《艺海双珠》和《千紫万红》的查禁理由是：
《艺海双珠》：写女伶的腐化生活，并把国民党特务写成爱国者。
《千紫万红》：述越剧演员私生活，有侮辱艺人处。
通过对这本《艺海双珠》的查禁情况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影射得太真实是犯忌的，特别是被影射的人在名字上只有一字之差，人们更为敏感，被影射的人也更计较涉及情节的真实程度。
而冯玉奇也恰恰在这一点上把真实和虚构混淆了，或许他是真想借名人效应赚些钱，但我认为不全是这样，因为当时冯玉奇写小说之名已很大，越剧团也是慕名而请他去编剧本的，所以我认为冯玉奇自己说的“消消剧团辞退之气”是可能的，而在越剧团中的经历又让他有了新的生活素材，这样才有了这样一本敢于涉及名人隐私的禁书。
我现在读过了《艺海双珠》和《千紫万红》，心中也有一番感慨：如果冯玉奇在《艺海双珠》中就把影射得十分明显的名字像《千紫万红》书中那样全部改掉，如果我们对那些名人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本小说会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这些情节会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多少真实呢？
我的感觉是有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告诉我那时越剧舞台姐妹的遭遇，她们的心态，她们的不幸，她们的无奈，她们周围环境的恶劣，她们大红大紫后的状态。
或许冯玉奇当时要把他在越剧团中的经历通过虚构告诉我们是为了泄愤，但是这些真真假假的情节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冯玉奇的价值观，看到了他对黑暗与光明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