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一趟家费事、费时，李老总是隔两三个月才回西安休整一次，以致他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宁夏的儿子两次回家看他都扑了空，只好赶到了向阳村。
李老的心血没有白费。村上先后有100多名文盲基本脱盲，且具备了自学能力。许多向阳人因此而改变了生活面貌。他们不但认了很多字，知道了学习的重要，还学会了打算盘、算账，认识了各种度量衡器具，增长了不少见识。田玲玲走村串户做起了收购粮食的生意；王长串骑着三轮车四处赶集卖布：原先一字不识的朱素珍，如今不光能读报，还能给远在外地读研究生的儿子写信……
李老的扫盲行动为闭塞的山村吹来了清新的春风，村里打牌的人少了，忙着学习的人多了。人们科技致富的意识增强了，尝试着各种治穷的办法。不用担心因不识字而坐错车、算错账，外出打工的人也增多了，村貌悄悄发生着变化。乡亲们发自肺腑地称赞：“李教授让我们这些睁眼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李老连做梦也是乐呵呵的。他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汇报、探讨扫盲工作，许嘉璐给他同信说：“我对您老的精神实在敬佩。您不顾年迈，毅然把晚年贡献给扫盲事业，为穷人服务。为的是让仍在贫困中生活的农民尽快富起来，让祖国在未来的科学技术竞争中不至于被动挨打。实际上，这还是您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初衷。”
“向阳村的群众太好了！冷了，给我做棉鞋、买毛围巾；我的脚崴了。探望的人拿来这种药那种药；我去县城乘三轮车颠簸，不知谁把单人沙发放到三轮车上让我坐雅座……我好像又回到了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群众和我在一起，我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做点事，不全心全意、全身心的帮助他们识字念书呢？”
——李东甫《敢叫文盲都识字》
李东甫来向阳村时，有人劝他：“农村生活苦，你是古稀之人能受得了？”可他说：“再苦也得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向阳村村民出门就爬坡，土路、土房、没有电话。初到向阳那年，李老78岁，还患有耳聋、哮喘、腰疼等慢性病。这样一位老人，怎么在条件简陋的山乡开展他的扫盲大业？可他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李老住在村民家，硬要一日付5元生活费，与群众同吃同住，顿顿红苕、包谷糁糊糊，他谓之为“纯绿色食品”。房东家的土炕又高又硬，李老腿脚不便，每晚睡觉前要费一番周折：他在炕角下放一个小木凳，先小心踩上去，就势坐到炕沿上，再把两条腿挪到炕上，这才完成了整个“程序”；山村的夜晚漆黑一片。为了不影响上课，他买来了拐杖、手电筒；年龄大了，上厕所蹲不下，起不来，他就买了一个坐便器似的凳子；怕晚上停电妨碍编写字典，他专门备了应急灯……所有可能遇到的难题，李老都千方百计一一化解了。
房东燕永斌家，也是扫盲学员的课堂。借来的黑板挂在柱子上，用作教学；李老自费买来的《世界地图》、《中国行政区划图》、《陕西地图》等挂在四周的墙上，还有顺口溜编制的《中国历史沿革表》、《中圉行政区划表》等布置得堂屋成了充满文化氛围的大课堂。
上课时，学员们有的盘腿坐在炕上，怀里抱个小方凳就是课桌：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把铁簸箕翻过来扣在腿上写字。缺笔少纸，大家用粉笔头在地上练生字，黄土地就是最大的作业本。课间，大家还时不时吼吼秦腔、眉户、歌曲。李老感慨道：“这很有点革命乐观主义的架势，不亚于三四十年代延安窑洞里的学习气氛。”
感动是双向的。李老不但办识字班分文不取，还不时自掏腰包用于扫盲。看到学员们缺少学习用具，他买来了生字本、练习本、铅笔、橡皮和削笔刀；有3位学员眼睛老花，他便在西安精心挑了三副老花镜送给他们。他购置了大小19部工具书，买了适合学员们阅读的通俗连环画十多套及童谣古诗、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等几十种读物和十几种报刊。9年来，李东甫花在扫盲上的各种费用超过三万元。
扫盲，让李老日思夜想。他回到党校休整，不是修改整理扫盲资料、复印材料，就是去省、市教委请示或汇报扫盲的有关事务。有一年，单是识字课本他就编写了程度不同的5个版本。李老的精神也感动了省委党校的领导，党校从西安送去了黑板、桌椅；还免费为学员们印发了李老编写的第一二册识字课本。
1997年春的一天晚上，李老去一个扫盲点讲课，一步没踩稳扭伤了脚。一夜之间，那只脚肿得老高，不能动弹。得到消息，省委党校干部与他的老伴要接他回西安治疗。闻讯赶来的乡亲们执意要把李老抬上车，被他婉拒了。在乡亲们的搀扶下，他一步步挪出房门，疼得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围在车旁的乡亲们，眼里噙着泪花送走了他们敬爱的李老师。他们以为，受了这么多煎熬，李老再也不会回向阳村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李老又出现在村口，村民们喜出望外，流着热泪围住李老嘘寒问暖。
对李老的义举，向阳村的村民感激不尽。李老外出讲课，学员们怕他摔跤，总有一两个人前后左右地护着他；春天来了，学员们给李老的房里插上了桃花、苹果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房东的女儿把别人送的生日礼物——洋娃娃也摆到李老的床头：有的学员悄悄把鸡蛋放在李老的住处，有的送来了新收的绿豆、苜蓿；为了让李老上下床方便，房东燕永斌特意拆掉土炕，换成了又软又矮的席梦思床；学员们争着为李老洗衣服、织毛衣、补袜子……
李老80大寿那天，向阳村比过年还热闹。房东燕永斌的房前屋后，挤满了前来祝寿的村民。堂屋墙上，挂着村民自发凑钱，特意请县上一名书法家写的“寿”字中堂，两边对联是：“诲人不倦哪知老，润物无声堪为师。”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蔬菜、水果、土特产，几名妇女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大家吼起了自编的秦腔、小曲，载歌载舞，献给这位他们心中最尊敬的老人。李老高兴地说：“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好的一次生日！”扫盲是李东甫强大的精神支柱，80高龄老人的精力超过了常人。为了使更多的群众脱盲，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扫盲教学实践，1998年起编写了第一本字典——《成人自学汉语字典》，收字5700字，全书约60万字；2001年起他编写了第二本字典——《识繁写简常用字汉语字典》，收字3500个，全书约40万字；2004年起他又开始编写第三部字典——《识繁写简字群识字汉语字典》，计划收录国家规定的7000字。他想在90岁时把第三部字典作为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献礼。
心中有宏愿，常常夜里三四点钟，李老房子还亮着灯。那盏灯，在寂静漆黑的小山村，显得温馨而明亮……
“我出身贫苦，十几岁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穷人过上好日子。共产党员就是不同于一般百姓，就是应该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现在许多人富起来了，可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穷人还是穷，我还得为穷人服务。”
——李东甫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的信
在向阳村人眼里，李老是雪中送炭的“活菩萨”。房东燕永斌告诉记者，在邓小平逝世后，李老说邓小平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么他说：“我是中国穷人的儿子。”李老心中的穷人情结很深、很重。村民王自立抹着泪给记者讲道：有一年夏忙，邻村山门子村的麦场着火，李老独自冒着烈日，拄着拐杖，步行三四里山路去查看。当时有两家损失惨重，李老掏出400元钱救助。其中一家是我姐夫陈景文家。事后，我姐夫提了些蜂糖去感谢李老，却被李老双手推挡了。他说：“我虽然年龄大，但身体健康。你患癌症刚动完手术，你比我更需要营养……”几句话说得我姐夫双泪长流。他对我说：“咱这辈子报不了李老师的大恩！”
李老济贫是济真贫。有一年春节将至，他让房东和村会计各写最贫的5户名单。然后，他把两人名单中重复选的三户，作为济贫对象。目的很明确，他怕两人不客观、公正，把最贫的漏掉。从1997年起，李老每年年关都要给三五家困难户一二百元的过节费。到2001年，他把受助户扩大到20户，每年拿出1000元。他常给村民讲：“你看‘人’字，一撇保护一捺，一捺支持一撇，人不帮人，世上就无人。我当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他心里总希望贫困人能过得好一些。
李老不光从钱上给予资助，他还智力扶贫、科技扶贫，想彻底改变向阳村的面貌。在扫盲时，他既教文化，也教科技。他给向阳村订了《陕西农民报》、《法制周报》、《中国农村小康科技》等多种报刊。
根据向阳村宜于发展种植、养殖业的实际，李老购买了《新兴养殖学》、《科学高产养鸡新技术》等12本函授系列教材。他从报刊中搜集、筛选、分类整理出有关养牛、养羊、养鸡、养猪、养兔及种植小麦、油菜、玉米、大棚菜，栽培果树，施肥、饲料等资料，剪贴了13本让村民传看。
向阳村的农作物品种单一老化，影响产量，李老叫上燕永斌去杨凌。燕永斌至今记得当时的艰难：那天一大早，他就和李老步行了十几里疙瘩土路，走到柏油路上拦了一辆“蹦蹦乍”，一路摇晃到了周至县城。在县上有关部门开了证明，两人又挤上长途汽车赶往武功县，从那里再转道杨凌农科城。一路马不停蹄，年迈的李老气喘吁吁，走出了一头汗。到了杨凌，顾不上喝口水，他们立即拜访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小麦专家韩思明教授。在他的指点下，李老掏钱买了80斤“白和尚”麦种，当晚就无偿地分给几家困难户。第二年，亩产大增。村民纷纷想换麦种，李老义出钱雇人从杨凌购回2000多斤“小偃22号”、“白和尚”等优良品种。
为了引导村民致富，他到处搜集信息，实地考察。他和老伴一起访问西安人工栽植灵芝公司和白蜗牛培育中心；和老伴搭班车到蒲城县考察红薯粉条机的性能；1998年他为8P村民从哈尔滨邮购了俄罗斯饲料草并已在向阳村推广；他从报上看到，在小麦扬花时，用10斤水兑2两醋喷洒，小麦能高产，教村上人“照方抓药”，当年小麦增产了许多……
有一年夏收，李老急得帮不上忙，他就每天准时听收音机，把当天天气预报抄写在村口的黑板上，供村民看着天气预报安排活计……
“李老常说，我离休以后，为人民什么事情也不干。但党和人民每月还给我很多钱，医药费百分之百报销。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生活之后。把人民给我的钱。还给人民一部分办点好事，我心里舒坦，思想愉快。”
——向阳村识字班学员给省委党校领导的信
向阳村的村民说，李老有时吝啬得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花，有时又大方得一出手就是几百。村民给记者讲了许多李老吝啬与大方的故事。
初到村里，李老很快就被乡亲们当作“向阳人”了，这不仅因为他的平易近人、只知奉献不讲索取，更因为向阳人从李老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没有菜，顿顿吃红薯包谷糁子，他一样吃得很香；衣服破了，他也一样缝补了再穿；村民甚至惊讶地发现，他的毛巾居然也打着补丁！
有一次，李老到邻村理发，理发员问他要不要喷发胶，他耳聋没听清，就点了点头，结果花了4元钱，他心疼得一路叹息：“唉，4元钱买成菜，要吃多长时间啊！真是的……”太空棉裤又轻又暖，他拿着高工资，舍不得买，硬让老伴用两条旧单裤和旧棉絮做一条……他的毛衣、内衣上都打着补丁，为自己，他舍不得多花一分钱！
他对自己近乎苛刻。一位高龄老人，常乘车跑县城，有相对平稳的昌河面包车不坐，他偏要坐颠簸而又不安全的三轮蹦蹦车，为的是省那两三元钱。李老常说：“不应花的钱，我一分都不花；该花的钱，再多我也不计。”
村民担心他独自挤班车不安全，劝他让省委党校派车。他却说：“作为党校，还有比我扫盲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再说，我来向阳是自愿的，不是组织安排的，我最好不给党校添麻烦。”10年，这位“老革命”挤了多少回班车，没法说。
对于需要帮助的山里人，他又慷慨得判若两人：
山里的冬天奇冷，李老看到房东对门李家贫困，便把自家的皮大衣送给了李家；
一位孤老太太想养几只兔子，换点柴米油盐钱，他塞给老太太50元钱，让给兔子盘个窝；
有个乡妇联主任慕名找到李老，请求帮助一名快要失学的孩子。李老给她400元钱说：“这是娃上完小学的费用。”
李老每次从西安网向阳村，总提着大包小包。一进村，先被孩子们叫着“爷爷”围住了，他像待亲孙子似的散发食品……
房东燕永斌问李老，你救助贫困学生、救助贫困户到啥时候为止？李老毫不犹豫地答道：“直到我去见马克思。”
记者走进李东甫的家，就像走进七八十年代的家庭博物馆，所有家具都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当时让人做的。一个大衣柜，一用就是30年；红漆的半截柜也是20年前的；床头灯20年了，换了一个节能灯管。18时长虹彩电、单开门雪花冰箱、单缸双鸥洗衣机和脱水机，一个个锈迹斑斑了。光秃秃的水泥地板，陈旧的家具摆设，谁能想到这是一个革命近70年的离休老干部的家，一个拿高工资教授的家！谁又能看出房子的主人“文化扶贫”，会给一个山村慷慨得“甩”出去五六万元！
“我患癌症仍在编字典，但肯定编不完了。我很希望能得到咱校文史教研室同志们的帮助。我来日不多，向您提出申请，越快越好！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现在还在吐丝，丝未尽……”
——李东甫给省委党校副校长的信
一位高龄老人，为了拼抢时间，长年超负荷运转。天麻麻亮起床，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才休息，身体严重透支。2005年2月2日，李东甫终于累病倒了，这一病就给他敲响了生命即将终结的警钟。
儿子、老伴瞒着他，可头脑清醒的李东甫意识到了。历经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贯乐观，他对死无所惧，让他揪心、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扫盲事业，是他已编写6年未完的《识繁写简字群识字现代汉语字典》。
医生提出做手术，他拒绝了。他想采取保守疗法，与病魔再斗争一二年，力争编写完这部字典。入院十多天，他忍着剧痛，在病榻上艰难地工作着。记者翻看他编写的字典草稿，他常常是凌晨两三点坐起，编写两个小时，有时是四五点开始编写。直到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不得不停下笔。
他知道生命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查出癌症4天以后，他硬是断断续续用5天时间，给许嘉璐写了一封长信求援，他分5部分详细介绍了字典的体例、内容。最后恳请派国内有关专家在他编写的基础上研究改进，力争“编著出一本有利于祖国儿童学习母语和外国友人学习汉语文字的工具书来。”
2月11日凌晨4时，他给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薛引娥去信求助。在信末，他言词恳切地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现在还在吐丝、丝未尽……”
病床上，李东甫一再叮咛儿子，不要用太贵的药。对探视他的省委党校的领导，他再三说对不起党，已经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住院治疗还要花费党和国家这么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