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同性恋观点既基于他的性倒错学说中的基本理论设定，又是他的性倒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关于同性恋的观点虽然早期和晚期略有差异，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基本理路还是清晰一致的。在同性恋成因方面，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天生有双性潜质，而不是唯有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有双性潜质。弗洛伊德所指的双性潜质，不是指既爱男性又爱女性的双性恋，而是指所有人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元素。弗洛伊德不是暗示所有人生来就是双性恋者，而是认为在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或者女人中都能发现异性元素的痕迹。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后天性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他认为，异性恋是常态和正常的，而同性恋是变态和异常的，是性发育不成熟的症状，是性发育受阻的结果。在同性恋可治性方面，他虽然没有有卩除同性恋可以通过治疗改变的可能性，但是他一方面怀疑改变同性恋的治疗的有效性，因为同性恋被彻底改变的比例不高，另一方面质疑改变同性恋的治疗的伦理性，因为他认为同性恋本身不是疾病。弗洛伊德的同性恋观点在他晚年答复一个儿子是同性恋者的母亲的回信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这封回信写于1935年4月9日，内容如下：
我从你的来信获悉您的儿子是同性恋者。你所提供的有关他的情况中没有使用这个词，我对此印象深刻。我能否询问你为何不使用这个词呢？虽然同性恋不是一个优势，但是它不是丑事，不是罪孽，不是退化，也不应被定性为一种疾病。我们认为它是一定的性发育的阻碍而导致的性功能的变异。许多古代和现代的名人是同性恋者，
其中甚至有伟人（柏拉图、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将同性恋作为罪行予以惩罚，这是很不公正的，也是很严酷的。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阅读霭理士的书。
你问我能否帮助戒除同性恋，变成异性恋。我的回答是，一般而言，我们不能承诺我们能做到。在少数事例中，我们能够修复在每一个同性恋者中存在着的具有异性恋倾向的受损组织，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事例中，我们不能做到。
这涉及就诊者的个人体质和年龄。治疗的结果不能预见。
心理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你儿子。如果他不许可使他和谐、平静、高效，无论他是否仍然是同性恋者还是不再是同性恋者。如果你决定他应当接受心理分析（我希望你不要如此决定），他得来维也纳。我不想离开这儿。当然，敬请回信给我。
众声喧哗：同性爱科学二十世！己上半叶在中国罗芙芸（RuthRogaski)认为，“整个20世纪，卫生成为一种形成中国精英现代理想想象的工具性话语，通过这一工具，他们希望国家、社会和个人能被改造。”对于个人而言，卫生不仅是身体卫生、生理卫生，而且包括精神卫生、心理卫生。而且，卫生话语通过“赛先生”来实践和展布。其中，同性欲望成为科学化的卫生话语的基本对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从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同性爱”科学的引入，主要是通过译介当时西方的各种研究同性爱现象的文章。例如，1936年由“中国健康学会”主编的在上海出版的《性科学》第二卷第四期是“同性爱”专号。其刊登的六篇文章中，五篇编译自西方和苏联学者的论文，一篇是留学德国的中国人写的。
在这期“同性爱”专号中，日本医学博士杉田直树写的《学生间同性爱与父母师长的教育》一文讨论青年学生之间的同性恋以及家长老师如何管教的问题。该文认为，“在青春期，因性的冲动诱发，常常发生同性爱得行为，这固然有种种原因与理由；但基于精神分析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人类自生来，便在性的心理发育上有所异常，如同患精神病一般，强烈地表现前述的同性爱倾向。实际上，有些患者虽然已达成年，且充分有与异性相爱的机会仍强烈保持着同性爱得倾向的，这便是所谓变态性欲者，在社会上颇为常见。”接着，该文指出，“在学校与公共宿舍(工厂、军队等宿舍）中，完全没有异性朋友，所以将知道性的冲动的人们，不得已多犯手淫恶习，尤其里面有知道性交行为的年龄较长者，或实行同性爱，或加以宣传，于是同性爱得风气在宿舍内流行了。这种事实在社会上颇为常见。”
在学校教育方法上，该文认为，“应该诱导他们思想转变到运动、游戏或学问等方面，最好使他们自动的减退性的冲动，使他们恢复单纯的友谊关系，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在学校宿舍安排上，该文提出，“宿舍中，使年龄相差悬殊的数人同居一室，极易染有此种恶习，所以选择年龄相仿佛的人们三四人同居一室，最为妥善。”“二人同居一室，极易酿成同性爱，相互手淫等恶习，为牵制避免此种情事起见，最好三四人同居一室。尤其女生间，若是两个人同居一室，双方极易陷于同性爱，纵然勉强未陷于同性爱。双方亦有减弱性格之虞。”至于家长和长辈的教育方法，该文建议，“溺在此种关系的两个人，若被父兄师长发现的时候，父兄师长决不该激烈叱责。使二人陷于绝命的地步。因为这种同性爱，大多数由于境遇与经验不足而起，应该好好训谕两人，使两人暂时隔离，那么两人便可向正常性爱途径走去，这种同性爱的倾向，自然会逐渐消失的。假设仍不消失，那便是在前面所述之精神病的变态颠倒症，应该委托特别专门医卩市施行治疗。”
该期还刊登了一篇美国医学博士普赖德写的《真正的同性爱可以治疗吗·》。该文作者指出，“在我的微见看来，我晓得同性爱特质在原始是怎样形成的，所以结婚是没有用处的，这时我们应该彻底观察这件事实了，就是我们需要儿女的，固然不需要多，而是需要善良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假如让同性爱的人结了婚，接着再能发生成功的性的关系，产生的子女，又是属于他们的同样类型，这是更多的增添了同性爱的人口，我不能不想，这种结合，是失败的。我的这篇短文，倒算不了怎样生动而有意义，不过盼世人对这种特质，总该承认它的实在性，而不可再有像我们以前所看到的这些恼人的情形才好。”
该期同时刊登了苏联教授蓋利曼写的《女性的同性爱和性的变态》。该文着重介绍女同性爱现象，认为，“无论如何，像这种情形，决不是堕落，也不是颓废。更不是所谓交相自淫。那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具备了一切要素的一种性的结合。虽然如此，但也逃不了是变态的性欲。而且除生活以外，在其他的方面，她们这两个同性爱者都以为自己和普通的人完全一样。在性生活方面，什么恋爱，真实性，永续性，以及其他所说过的问题，在她们同性爱者之都是有的。而她们也和常态的人们同样的为自己求解决。但她们决不向男性求解决，而以其同性的女性为对手。所以那是变态。”
而署名“DR.A.E.LONG”的《同性爱的研究和防止、一文则强调，“应当知道同性爱是一种自然的变态，有许多同性爱者，并非自愿如此的，他们在异性爱和同性爱两种势力的冲突之间，经历过许多痛苦，那种痛苦也就够受了，并且有许多同性爱者的品性很好，我们的责任是要保护一般非同性爱者，免得他受同性爱得影响。假使我们存了一种扫灭同性爱者的心念去对待那没有害及社会的同性爱者，那就不合理了。我们知道有许多同性爱者，是注重精神生活的，其品性比一般注重肉体生活的异性爱者来得高尚。”
“同性爱”专号是通过编辑者在中国选编而成的。这个编辑作品既非单调，也非主调，而是复调，并且是多声部的。其中，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同时这些西方作品在其中的呈现是以译作形式，而译者皆是中国人。所有作品虽然都指向同性爱主题，但是各有侧重。即使涉及同一方面的，不同作者的观点的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尽管相似，但仍有微妙差别。例如，在法律、医学治疗手段与同性爱、同性爱者的关系方面，《学生间同性爱与父母师长的教育》一文认为，同性爱经过教导之后，“假设仍不消失，那便是在前面所述之精神病的变态颠倒症，应该委托特别专门医师施行治疗”。
而《真正的同性爱可以治疗吗·》一文却认为，“同性爱得特质，是不能治疗的，而且对这种人，绳之以法，也是没什么成效的，把他们禁之于官署，反足以影响他人，染成同样的性向，用刑罚是制止不了他们那天生种子的滋长的。”《女性的同性爱和性的变态》也认为，“同性爱是道德的颓废，必须以刑罚惩罚同性爱者以矫此弊的，是过去了的事情了。今日的科学则已明确证实了同性爱既不是恶意，也不是罪恶，而是病症，已经难以矫正的深刻的精神的，或肉体的变质，不论男女，同性爱者的一切世界都是变质的，和常态的人所具有之常态的性的诱惑完全不同。”这部编辑作品是多主体(多个作者、译者、编者)通过交际、渗透、选择、保留等X话式互动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是巴赫金(MikhailBakhtin)所谓“众声喧哗”（heteraglossia)的局面。
这个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对话者、发言者、传播者。在这个对话、交流和传播过程中，他们作为话语实践者将同性欲望及其表现经由性与民族国家建设、国民建设联系起来。近现代中国对同性恋的知识想象和科学建构是一种极其混杂的过程和效应。这种想象和建构至少交杂了性别意义与国族意义的相互建构、支援和强化。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性是实现和促进国家雄健、民族强健、国民康健的基本载体和锚固点。性的科学想象至少在一个人、一Xt人、一群人（社会、民族）之间驰骋穿梭。
性的科学想象同时把性别、性行为、性对象作为关注点。男不男、女不女作为中国长期以来Xt具有同性欲望和表达的人的民间想象，在近现代中国，被拼接和嵌入同性恋的科学知识，以及知识被拼接和融入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经济想象中。当时被冠以“性学博士”的张竞生就指出：最为我所关心者就在我国男女太过没有真正的性别：男子太含有妇人样，女子太存了男子相，这个关于‘性美’的前程甚大。为改易这些丑状与为优强我们将来民族计，我想第一步惟有从‘性的生理’入手，即从优美的交媾法着力，以便生殖腺与性欲有关的内分泌充分发泄，俾能得到一个男即是男，女便是女的人种。”与性别气质，与“美”有关，与强种保国有关。于是，性以科学、以国族、以生命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于作为知识与权力的工具和效应的性而言，同性欲望及其表达是性的一个重要场域。
三、陶刘妒杀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同性恋爱
1932年2月，杭州发生了一起因同性相爱中的性格不合而杀人致死的案件。在这个当时轰动全国的案件中，死者是西湖艺专女生刘梦莹。罪犯贝IJ是她的同学陶思瑾。两人的恋爱关系至案发时已逾三年。在相恋初期，她们如胶似漆、海誓山盟。刘梦莹在1929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俩缔结了一种永远的盟约，为永久保持我们的情爱，决不同男性结婚了。”陶思瑾则在同月28日的日记里写着：“梦萤对我是轻轻地呢喁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的高兴呀！我们的同性爱，是多么的伟大与圣洁呀！”但是，两人性格迥异，时常争吵，恋爱关系好景不长。刘梦莹在1930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谁又料到思瑾小孩子脾气发逞，使我受重大打击呢！她一点不曲谅朋友的心’反躬自问，应否认懒散的态度，来过目前的生活，反要来抛弃我。为了看电影问题，竟下哀的美敦书。”
她在同年6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思瑾你和我的路途，也日渐分离起来；你不能了解我，感到痛苦。”两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导火索是刘梦莹怀疑陶思瑾同时与该校女教师刘文如恋爱。1933年上字第二四O四号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刘梦莹见陶思瑾与该校绘图系女教师刘文如亲近异常，颇疑其亦有同性恋爱关系，屡嘱陶思瑾与刘文如绝交；并以杀害刘文如或陶思瑾，及宣布恋爱历史等词为恐吓，因之两人情感，已由此日疏。”案发当天，刘梦莹质问陶思瑾从上海来杭州是否以看望刘文如为目的，“并谓再不回头，将来定要发生悲剧”。“陶思瑾说其不必如此固执，随即走至浴室外间，用电炉烧茶。刘梦莹复跟踪而至，哓哓不休。陶思瑾一时愤急，触动杀机，奔至隔壁厨房内，取菜刀一柄，向刘梦莹猛砍。刘梦莹亦取木棍一根，抵御格斗于陈列室之四周，血淋遍地。刘梦莹负伤，弃棍奔至大门。正欲开门逃走，又为陶思瑾追至，砍倒地下，并割断其颈部气管，随即身死。陶亦昏卧于地。”
(一）同性恋爱：危险的隐私
正如陶思瑾和刘梦莹之间的关系，对于同性相爱的人而言，同性爱的美好的境界是永远的盟约，而恶劣的境地是以杀害对方及宣布恋爱历史等词为恐吓。同性恋爱作为隐私，往往会成为相爱之人关系的威胁。同性恋爱对于没有向父母等亲属公开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而言是一枚握在对方手中的定时炸弹。同性恋爱于是成为一种危险的隐私。值得深思的是同性恋爱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危险的隐私，而不是美好的隐私。
隐私是当事人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的信息。不愿被别人知悉的信息不一定就是可憎可恶可鄙的，不一定就是为所谓社会公德不容的，不一定就是违反法律禁令的。一个未婚成年人的异性恋恋情对于当事人而言或许是隐私，但是通常是美好幸福的。异性恋会因为相爱的人的阶级归属、社会地位、家庭纽带等因素成为一种危险的隐私，例如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又如曹禺名剧《雷雨》中繁漪与周萍的爱情。即使如此，在异性恋关系中，对方性别本身不会成为一种危险因素。然而，在同性恋关系中，Xt方性别对于没有公开性倾向的人而言就是一种危险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