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3日，潘光旦在《华年》第1卷第2期就陶刘妒杀案发表《陶刘妒杀案的社会责任》一文。其中，他指出，该案暴露了当时社会与心理健康的三方面问题：一是精神病专家的缺乏，二是精神病疗养院的亟宜组织，三是学校教育的心理卫生问题。”有关精神病专家缺乏问题，他写道：“陶、刘案里陶的律师在他们的书面申述里一再地说：被告陶思瑾，确有精神衰弱之实据，应请法院讯准命令医生鉴定。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是这种医生在那里？普通法院里所聘请的法医是不行的，他们只会检验体格上的损伤，却不能鉴定心理上的创痕。在市上挂了性病脑病专家招牌的，一则绝不多见，再则他们的学识经验似乎集中在招牌的前两个字，平日请教他们的人也十之八九是那些所谓‘还风流债的人’。据我所知，上千上万归国的留学生里，只有两位是专门研究精神病学，而且有实地经验的。两位目下都在北平，一位抱病，正在休养，一位以前在武昌同仁医院，现在北平居家，最近接到她一封信，知道她将悬壶应诊。除此两位以外，大都是因研究心理学而兼习一些精神病学的，不能算作专家了。所以我前天看了陶的辩护人的申述以后，第一个感想便是：谈何容易？专家岂是俯拾即是的，尤其是精神病的专家？近来有许多自杀或杀人的案件，其实都应当经专家的手研究和诊疗的；专家稍多，自杀率和杀人率定可减低，而杀人犯的惩处，也就可以斟酌轻重，不必以抵命了事了。这是一桩很大的社会责任。”
在现代刑事过程中，由于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与人犯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关系，所以每一个刑事案件都会涉及罪3E的精神状态，这势必需要一定数量的精神病专家。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处理刑事案件，但是没有一定数量的精神病专家。潘光旦敏锐地指出当时中国缺乏这一带有显著现代性色彩的因素。正是这种缺乏和断裂凸现了发籾于西方的现代性的特征。西方现代刑事司法的舞台是由国家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与精神病专家等共同搭建起来的，并参与刑事过程。
对于站在被告席中的人而言，接受审判的不仅是他的行为，还有他的精神。在西方，根据福柯的观点，这个过程是“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是权力一知识一主体互相构成、互相支持、互相结合的共生共存的过程。然而，在当时中国，现代刑事制度从西方移植而来，虽然可与西方的形似，但是与西方现代刑事制度相关的权力一知识一主体不可能在当时中国社会瞬时并同时生成，当日寸几乎没有精神病学，几乎没有精神病学专家，几乎没有精神病院。所以，在中国迈向刑事现代性的过程中，或许权力一知识一主体在初期阶段并非有“一部共同历史”，而是与西方形似的刑事制度要求和召唤司法精神病学的学科和人才在中国的出现，也就是要求“神似”。
而且，潘光旦认为，现代社会有责任防止精神病人的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反社会的行为，而发病的精神病人得在精神病院中治疗。“罪犯坐监，一半是惩罚，一半原是防他再犯，但是对于有精神病的人，这种预防是极不彻底的，因为早晚他要被释放，恢复自由行动。对于这种人，社会只能有一种妥协的处置方法，就是，放到精神病院里去，非等治疗好了，不许越雷池一步；设所患为一种不治的癫狂，那只好使他在病院内尽其天年了。这种方法也叫做‘隔离’，不但对于社会有好处，对患者自身也有好处，因为可以免除许多外界的刺激；大之可补助治疗之功，小之也可以叫所患的病不致进行太快。”
但是，他发现，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精神病院在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他担忧地写道：“一旦陶思瑾一类的不幸者被开脱或释放之后，试问社会将如何安放。让她回家么？让她再进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么？谁能保她不再发生同性爱，不再妒，不再杀？这一类的问题，社会为陶，为自己，又是不应不赶快设法解决的。”在西方现代性的实践中，精神病院是收治精神病人的空间，是对“不正常”的人的隔离区。在潘光旦对现代性的想象中，精神病人，尤其是不治的“癫狂”病人，应在精神病院里“隔离”治疗。这是与中国传统的实践截然不同的想象。在中国古代，家是医学治疗和法律管控疯病之人的空间，也就是说，将癫狂之人拘束在家，就是对癫狂之人的隔离。潘光旦所提出的对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隔离治疗的建议借鉴了当时西方的实践。在西方现代实践中，精神病医院、监狱、教育机构等空间具有同构性；在对人的规训方面，它们的功能和效应相同。
(2)性：心理的科学化与身体的规训化
潘光旦1932年4月16日在《华年》杂志第1卷第1期上发表《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一文，试图根据他所知的当时西方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起案件涉及的有关心理现象。他认为，“所谓心理变态又可以分做两部分说：一是同性爱的部分，一是陶的个别心理和行为。陶、刘的同性爱，和因恋爱而引起的强烈的妒意，都是事实。但同性爱不尽属一类，有出乎天性的，也有出乎不很自然的环境的。陶、刘的究竟属哪一类，第三者观察难周，无从断定。但无论属那一类，两人变态的感情生活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是无可怀疑的。陶的个别心理和行为也确乎很反常。被告律师说她精神衰弱，似乎还是说得轻的。她的精神病的症候实在很显著，不过切不能归在那一类罢了。亟切不能归在那一类罢了。她已经经验着很强烈的幻感(delusions)，一种被迫害的幻感。这种幻感，因为嫉妒的心理的煽动，往往特别见得深刻。”在此文中，潘光旦使用“同性爱”一词来指称陶思瑾与刘梦莹之间的爱情。同时，他将这种爱界定为“心理变态”。而且，他认为，同性恋由先天和后天之分，但他不能判断陶、刘之同性爱属于哪一类。
一周后，潘光旦在《陶刘妒杀案的社会责任》一文中，指出，“目下中国的学校教育太没有设备好。”他认为，同性恋爱的发生，以不行男女同校希U的学校为多，艺专是男女兼收的，但也不免于发生此类事故，可见陶、刘一案，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不自然的环境，在陶或刘容有些少先天“内转”（inversion)的倾向。但无论先天倾向的有无多少，假使一个学校之内，除了指授学术之外，能兼顾到学生平日的情绪生活，甚而至于专设一个导师，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暗中排难解纷，好比一个校医，为他们在生理方面有卩难解纷一样，学校内的生活和空气一定要健全得多，决不会弄到杀人的地步。现在学校里有所谓训育主任一职。他的职责固然在此，而他的能力却并不及此。“……若学校中早有这一类导师的设备，他纵Xt于陶的个人的行为和治安，不能有所改进，他至少可以发现她的变态的状况和程度，和她和刘的关系，从旁加以监督防止了。又何至于等到一发不可。”
潘光旦的这些评论、建议和主张的智识基准已经是以“科学”为名的西方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也就是福柯所剖析的十九世纪起西方“四大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展布”。这四大战略集合是，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化。陶刘妒杀案中的加害人和受害人正好符合这些知识拼合起来的形象：她们是变态的同性恋者；她们是歇斯底里的女人；她是在校青年学生。
在变态的同性恋意象中，性爱根据“科学”按照性欲对象的生理性别划分为同性爱、异性爱或者双性爱，唯一正常的是异性爱。异性爱是常态，非异性爱都是变态。女性被认定应当爱上男性，不应爱上女性。而且，异性爱是不证自明的，而非异性爱则有“病源”、“病因”或许是“出乎天性的，也有出乎不很自然的环境的”。在歇斯底里的女人意象中，她们的日常生活、经历、行为和性格等都被纳入xt她们“疯狂”的分析。在《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一文中，潘光旦引述了他在案发地杭抑I的友人寄给他的信的内容：“我所要告诉你的，就是关于刘陶二人的性格与平日的生活。我为此事曾数次到艺专向友人探询。
据说：刘性格坚强而能干，陶则较为温和柔顺；二人心理变态的表现，也似乎很明显。有时两人因细故忽起龃龉，陶常会用手巾扼住刘的咽喉；过后，刘会忽然抱住陶的身体大哭。刘最欢喜哭，有时会在半夜里哭起，一直哭到天明，其哭声之大可使隔壁宿舍里的同学也能听到。惟其二人情爱异常深切，所以妒情也分外地深厚。后来陶有了恋人，刘查到了以后，常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陶有一个，即被刘破坏一个。有时刘探得陶之恋人为某人时，刘竟会用方法与某人实行同居。”她们疯狂的恋爱、疯狂的猜忌、疯狂的嫉妒、疯狂的伤害，成为女性的负面形象的极致。在青年学生的意象中，少年、青年是既易侵害他人又易被他人侵害的群体，既是高危人群又是易感人群，因jt，学校除了传道授业之外，还应扩展“解惑”的范围，除了学业之惑之外，还有生理和“精神生活”之惑。不仅如此，学校还得关心学生的性行为，其中包括手淫。性生理卫生与性心理卫生是表里关系。性生理是性心理的征候。“最精明些的，据我所知，也许会和洗衣作里弄串通了，知道每个学生每星期手淫的次数。”学校可以通过提高“训育”水平，从而“使学生的情绪生活得到安放，可以无须乎手淫”。
这些意象表明，在现代社会，女性、未成年人、同性爱等成为性的主战场，各种权力和知识关系网络弥漫其中，充满着控制和阻抗、规训和承认。性是精神科学化和身体规训化建构出来的，是有关情欲、快感、行为和关系的分散而又联系的客体化的知识集群，是精神科学化、身体规训化的战略要地和前沿战区。同时，精神病医院、学校、“环境”等成为性的规训空间，成为在性场域中进行权力博弈的机构，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表象化（presentation)。而这些机构本身就是矛盾体：这些空间是为了矫正、减少、杜绝变态的性、反常的性、非异性恋的性，但是这种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承认了这些非正统的性的存在，承认有变态的欲望的存在，有认知变态的欲望的欲望存在。性成为现代性的知识论和政治观的聚焦点和锚固点。在这个意义上，性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和部署，而不是自古就存在的。
同性恋科学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一世纪初1949年后，虽然中国医学界一直探索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但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理论和实务在中国发展严重滞后，以致中国医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同性恋是疾病。同性恋是疾病这一认知定式幽灵般地长期支配着中国医学界、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对同性欲望及其表达的知识建构和想象图景。
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变态心理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仍然是十分荒芜。张伯源、陈仲庚在他1986年出版的《变态心理学》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我国变态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极为缺乏，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空白。人们只能参阅三十年代的早已陈旧了的著作。为了满足人们对这方面的知识的需求，我们不揣冒昧地把这本尚不十分完美的书献给读者。这是我们二十多年来在变态心理学（即病理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进行长期劳动积累的结果。我们为能够在祖国欣欣向荣的科学的大花园里栽上一棵小花而感到欢欣和快慰！”该书有专门部分介绍“同性恋”。
他们对同性恋的成因提供了他们的描述和看法：“同性恋行为常常在幼年时期即可出现迹象。例如在游戏时喜爱扮演异性角色，爱着异性服装，体态、动作、腔调也与异性类似等等。在这些迹象形成中，环境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人从小生活在异性同伴之中，处处仿效异性行事；有的人因为家长出于某种目的而让孩子装扮成异性，这对孩子身心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在儿童时期，同性恋行为的迹象可能还是模糊而不自觉的，及至青春期性腺开始活动，情况就会恶化，开始对同性发生好感，而对异常不感兴趣。同性恋以男性多见，且大多独身。监狱、男女修道院、远洋航船以及寄宿学校，都是容易造成同性恋的环境。但是在脱离该环境而有了接触异性的机会以后，大多数人也会把兴趣转移到异性。
有的同性恋即使结婚，其正常性活动也会明显下降。这种人在早年也许已感到自己不像生理结构所标明的性别，到了年长，深为自己所具有的异性身心素质而忧虑。由于他们认识到社会上不允许按照违反常人习俗的欲望与同性发展‘性爱关系’，而本人又不愿意与异性结合，因此感到非常苦恼。有的人甚至企图自杀。”就同性恋爱的双方关系，他们认为，“在同性恋的双方，总是有一方是真正的同性恋者（即男性被动型和女性主动型者）。
他们在身心素质方面都有极大的变态，在他们的身上具有较多的异性特征。如果追根求源也可能会发现是属于体质型的（称为素质型同性恋者）。这种素质型的同性恋者完全以同性作为性活动的对象，而绝对厌恶异性，因此比较难以纠正。而同性恋的另一方则是比较正常的，从属的（即男性主动型和女性被动型），他（她）们参与同性恋活动常常是出于暂时的感情联系（如少年即生活在一起或接触较多等），或者由于具有较强烈的性欲要求和兴趣，并且作为其多种性变态行为中的一种。这种人在年事较长以后或有了良好机会就有与异性结合的可能。”
至于同性恋是否变态，是否违法问题，张伯源、陈仲庚指出，“意见尚有分歧，至今仍无定论。同样，对于同性恋作为一种反乎习俗的不正常的性行为是否应为国家法律所禁止，亦无一致看法。在美国许多州的法律把同性恋等违反习俗的性行为规定为轻罪或重罪之列。
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同性恋是合法的、被允许的。就是在美国，许多州的法律也并不禁止同性恋。”1989年4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通过《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简称“CCMD-2”。该标准将“同性恋”列入“性变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于1990年5月通过《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0版，并于1994年起施行。该版标准编码F66为与性发育和性指向有关的心理和行为障碍。为避免误解和歧义，该条特别加注“性指向本身不视为一种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