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无意识’一词的最古老而最妥适的意义是描写的，无论何种心理历程，我们若由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但同日寸又无从直接觉知，我们即称此种心理历程为‘无意识的’。”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系从征候出发，而征候则起源于自我的被抑欲望。”这个被抑欲望往往与性本能（eros，“爱若斯”，本能）有关。征候存在于叙事之中。在叙事中发现征候，继而找出压抑、抗拒和欲望，找出没有显现于外的无意识。这个过程是一个解释叙事的过程。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认为，“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而绝不是单凭一得之见而做出的解释。”他所指的“严格的阅读方法”是他挪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概念而提出的一种具有结构主义特色的方法，卩“征候阅读法”。“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征候阅读法，如同精神分析法，更为关注的是表面缺席深层在场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思想领域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总问题”。征候阅读法旨在发现看得见的叙事背后的看不见的断裂、空白、缺席，从有形的显性的话语表象看到深藏不露的“总问题”。“正是总问题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总问题。”征候式阅读法的理趣在于，通过对作为无意识的“总问题”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
阿尔都塞式的征候阅读法提供了一种解读法律叙事的方法。对一定的法律叙事进行征候阅读，试图发现其中的征候，继而探明潜藏于一定的法律叙事之下的“无意识”，揭示一定的法律叙事与在时间上相隔久远的其他法律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这两种法律叙事出现的时间序列上有先后，但是潜伏于其下的无意识是相同的。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对于无意识而言，“既无所谓时间的观念，也无时间经过的认识，更不随时间的经过而有心理历程的变迁”。无意识可以说是无时间的，或者说是超越时间的，或者说是历久弥新的。不同的法律叙事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迥然相异，但是由于它们是基于同一个无意识而产生的，从而使它们有了同一个隐性的思维架构的基底。而要探明和揭示这基底，必须首先发现存在于法律叙事中的无意识的。
要发现法律叙事中的无意识的征候，就得格外留心法律叙事中的“口误”、“赘言”、“多言”现象。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口误”是无意识活动的典型形式之一。“口误”是无意识以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征候。虽然表面上是说错话，但是实际上反映了说话人内心有说出该话的意向，反映了说话人心理中的不被察觉的无意识。“口误”是“口非心是”。“口误”在表象上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是一种不必要的词语增量，因此，是“赘言”。“赘言若疣，套言若毬。”“赘言”是无意识在话语层面滋生出来的“疣”。言多必失。“多言”暴露了隐藏深处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同样，法律叙事中的“口误”、“多言”、“赘言”，以及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模糊和空白是法律叙事的深层的无意识状态的观念的外显症状。
《二李鸡奸案》叙事中至少有两处文字可以作为征候值得格外观察。一处是“劳改犯”；另一处是“（鸡奸）”。它们分别透露出了“自由刑的无意识”与“鸡奸罪的无意识”。
(1)自由刑的无意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劳动改造是为了惩罚刑事犯，将刑事犯由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等监管，并且强制刑事犯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的制度，是一种惩罚与改造目结合的制度。劳改犯是处以自由刑的刑事犯。自由刑是剥夺犯人一定时间的人身自由的刑罚，是一种对犯人进行社会隔离，在特定的刑罚执行场所接受刑罚执行的方法。在《二李鸡奸案》叙事中，涉案犯系劳改犯的身份表征是一个征候。在叙事中，下级法院专门指出他的身份，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原本就是服刑犯人，但是在服刑期间实施“鸡奸”行为。“劳改犯”一词的使用反映出更为深隐的“自由刑的无意识”。在《二李鸡奸案》涉及鸡奸行为是否具有犯罪性的语境中，“劳改犯”一词袒露出存在于自由刑制度中的无意识的性本能关注。如果说身体刑中的“宫刑”对人的性本能、生殖力的关注是有意识的话，那么自由刑制度对人的性本能的关注是无意识的。但是，对人的性本能、生殖繁衍的关注始终存在着，无论制度设计者是否明确意识到。
在现代中国，监狱等监管场所似乎不是一个可以形成性话语的场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中国大多数刑法学家对犯人在监狱等监管场所的性行为问题几乎不提及，即使提及的也是用词晦涩。研究过中国近代犯罪与刑罚问题的荷兰学者冯客（FrankDikotter)指出，这“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同行不一样”，而且，“尽管民国时期的现代精英人物急切地讨论关于性教育和性道德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刑法学的论述甚至不愿意提及性问题”。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二李鸡奸案》催生了有关监管场所中的性话语。“劳改犯”鸡奸使得表面上没有任何性欲能指的以纯粹单质的自由概念为理据的自由刑制度出现了断裂。《二李鸡奸案》与其说是关于自愿鸡奸行为“问题化”的叙事，不如说是关于自由刑制度“问题化”的叙事。
自由刑是近现代国家采用的主要刑罚方法，被誉为“近代刑罚之花”。自由刑较之于古代生命刑和身体刑，凸显了对人的生命存在和身体完整的尊重，彰显了刑法近代化过程中的理性化。理性化的自由刑制度将其惩罚方法建立在对刑事犯的人身自由的剥夺上。近代自由主义是自由刑制度的理性化的表层理论结构。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石性概念的“人身自由”是一个类概念，意在概括所有形式和种类的自主行为的可能性。但是，具有美丽理论外表的“人身自由”术语由于它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掩盖了其所指的模糊不定性和隐晦曲折性。这种模糊和隐晦不易察觉，而“劳改犯”之间的鸡奸恰恰使得“人身自由”概念问题化，从而揭示自由刑的无意识。所谓自由刑中“人身自由”问题化就是用一个与性本能和生殖繁衍有关的“总问题”对“人身自由”概念发问。于是，人身自由是否包括“与他人性交的自由”，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自由刑是终身或者在一定时限内剥夺刑事犯的人身自由的刑罚。自由刑基于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假定，而被剥夺的人身自由是基于全部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假定。
这里的“人身自由”包括而且应当包括与他人性交的自由，而且他人的性别的默认设置是异性。这自由是隐含其中的，是“人身自由”应有之义。虽然自由刑制度没有明文表达出来这一点，但是自由刑制度的无意识中包含着这一所指。从性的角度看，自由刑是一种性的社会隔离制度。这种性隔离制度适用于所有被判处自由刑的犯人，而不是仅仅针对性犯罪的犯人。作为一种性的社会隔离制度的自由刑，是以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只有在监管场所中的同性之间，尤其是男性之间的合意性行为，使得这种性的社会隔离制产生了裂缝。理应没有性关系的监管场所出现了犯人之间自愿的性关系。这种裂缝显露了刑罚制度中异性恋正统制的无意识以及没有明文写出的对性自由的剥夺的无意识。
(2)鸡奸的无意识
《二李鸡奸案》另有一处征候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鸡奸）”。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体系中起补充说明或者解释作用。这个似乎多余的注解并不多余。如果在叙事中仅仅提及“性交行为”，会产生歧义。这语词明确的所指是什么，这个问题会产生。它是指“肛交”、“手淫”、“口交”还是其他形式的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性行为之一或是全部呢？“（鸡奸）”这一词语和标点符号组合的插入使得“性”的 ，“肛”。
“（鸡奸）”这一词语和标点符号组合的插入，是此文本中的一种陈述的“不连续”，但是同日寸它将该叙事与先前的法律文本联系起来。这些先前的文本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中的“鸡奸”条文。这种时间相距甚远的不同叙事文本之间的相连所形成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有助于揭示“鸡奸罪的无意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法国思想家于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文本间性”这一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她认为，“一个文本被建构为一种诸引述的马赛克镶嵌图；一个文本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变型。”没有一个文本是孤立存在的。任何文本与早于它存在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没有一个文本可以脱离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文本的生成与解读受到文本间性的制约和影响，无论作者和读者是否意识到这种制约和影响。“‘文本间性’一词是指将一种或者多种符号系统置换到另一种或者另外多种符号系统之中。但是，由于该词时常被当作研究起源的通常意义来理解，因而‘置换’一词则更受我们青睐，因为它表明从一种指意系统变换成另一种指意系统需要对主题的一种新的表达，也就是对音与义位置的一种新的表达。”文本间性着眼于后生成文本对先生成文本的模仿、吸收、转化，着目艮于文本之间的动态的对话关系，把文本当作不同话语之间的交往形式。文本间性理论拓宽了Xt文本进行“征候阅读法”的方法论空间。
鸡奸在清代是一个罪名，是从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角度设置的，而且无论强制还是自愿，均构成犯罪。“（鸡奸）”在这个法律叙事中的出现是为了用中国古代法律术语或者民间俗语来减少和杜绝男性之间“性交”一词的歧义性。这是在社会主义法律话语中司法机关对具有古代意识形态特点的“鸡奸”一词在新语境中的挪用和改造。这是一个复杂的文本间性的形成过程。一方面，“鸡奸”一词的引用使得中国古代对肛交行为的法律负面评价置换到新的社会主义政法语境和文本中：鸡奸是“一种败坏道德，有害于社会风化，违反人体的生理和机能的行为”。
这种语气坚定的带有强烈否定评价的陈述把“道德”和“生理”作为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象征，并将“道德”与“生理”结盟，左右夹击，将男性间肛交排除在合乎“道德”和“生理”的领域之外。鸡奸作为男性间肛交的隐喻成为反道德和反自然的隐喻。这种陈述把“道德”与“自然”绝对化、永恒化和单质化，仿佛从古至今这些概念的“本质”或者“内涵”没有变化，仿佛“鸡奸”一词自仓颉造字起就开始存在了，仿佛“鸡奸”自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或者从三皇五帝开始就受到法律惩罚。
另一方面，“鸡奸”这个古代的法律符号在处于现代性之中的社会主义政法话语秩序中的位置尴尬。“鸡奸”不是现代才出现的新词汇，不是现代性的发明。但是，当时对男性之间性交的知识论还未生产出带有现代性记号的符号。在这种情境中，“鸡奸”一词在社会主义法律术语表中出现。但是，它在这个词汇表中的位阶显得十分窘迫。在代表和体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通过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没有它的位置；然而，在中国司法机关对法律和法规的司法解释中有它的位置，因为法律和行政法规规范可以而且可能抽象、概括和笼统，而面向多样复杂的社会和生活的司法就得直接、具体和细致，于是“鸡奸”这个古代法律用语和民间俗语就被引入和挪用在社会主义司法叙事之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既在又不在”现象：“鸡奸”不在法律条文中而在司法执法中。这现象在中国持续到二十世纪晚期。
再者，“鸡奸”一词的出现在社会主义政法话语中既体现了修辞焦虑与道德焦虑，又反映了司法机关对于现代正义的追求和焦虑。在这个司法叙事中，“鸡奸”一词的存在是一种反讽。鸡奸是中国清代出现的法律术语，而且清代刑律对该罪有详尽的规定，但是，司法机关根本没有提及清代法律规定，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清代法律被认为是封建主义法统，应当被彻底铲除，划清界限都来不及，遑论提及。相反，当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却提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