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华伟
开学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报社招新，我是面试的考官之一。为了考查新生的观察力和敏感度，我问了很多新生同一个问题：这个月发生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那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生，黑黑的，朴实的样子。他苦涩的笑着，说出来还怕你笑。我说，说吧，没事。他便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来自一个小山区，这是我和父亲的第一次进城。从长途汽车站下车后，是学校的专车直接接到位于武昌的学校。交完费后，父亲说去汉口看亲戚。
那是我们第一次坐公汽。我们走出校门，拦了半天没拦到车。父亲急了，跑到街中央开始挡车。车来来往往的开，一辆辆擦身而过，摇晃着这个城市朦胧的背景。站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我和父亲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这个城市对于我们来说，太遥远、太陌生。没有人理我们，后来挡住一位路人问路才知道，乘车要到指定的站牌，车才会停。满头大汗的父亲和我拎着沉重的行李终于在远处的站台上搭上开往亲戚家的车。
车一路开到亲戚家附近的十字路口，遇到红灯，车停了。父亲一把拉住我说，孩子，准备下车了。我赶紧拎好东西，准备和父亲一起下车。父亲走到车后门处，一手拎着行李，另一只手重重的拍打在后门上，乡音浓重的喊着：到了，停车，停车。
门没有开，也没人应声。周围的人纷纷怪异的盯着父亲，厌恶的往一边闪开。司机不耐烦的回过头，瞪了父亲一眼，掉过头去，一踩油门，车开了出去。走道里，父亲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尴尬而酸涩，手缓慢而沉重地垂下来，眼里一片朦胧。后来，有一个中年人冷冷地丢过一句话，十字路口不能停车，不到站牌也不能下车。车厢里一片静默。父亲使劲的攥着蛇皮袋子，古铜色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还有惊惶失措。
从亲戚家返回学校时，站牌上搭车的人特别多。从前门上车的人一哄而上，没站到有利位置的父亲一下子冲到了后门，从后门挤了上去，而后，门一下子关上了，我被隔在车门外。父亲急了，双手拼命的拍打着后门，唯恐落下了我。他操着浓浓的乡音，冲司机大声的喊开门，隔着车窗，眼睛发红的看着我，眼泪就要溢出来。没有人理他，没有人开门。焦急的父亲将行李扔到地上，手拼命的挤进车门的缝隙里，倔强的用手去拉那车门，试图用自己的手去掰开它。门没拉开，司机也没打开。父亲，像一头倔强的老牛，红着眼，含着泪，为被落下的儿子，用全部的力量和尊严去打开那扇门。
最终，我从前门上车了，我愤怒的把两个人的车票费塞进投币箱里，我无法原谅那仅仅为了防止别人逃票而紧闭车门的司机。满含泪水的父亲挤过拥挤的人群，一把紧紧地抓住我，像是找寻到遗失了很久的孩子，害怕被别人再夺走一样。那一刻，父亲的手红红的，上面是勒过的印记，有几个挂翻的指甲里，滴着血丝。
这就是我一向认为没有亲情、不懂爱，不懂得关心我的父亲。而这，也是我背叛故园，一直向往着到达的我的城市。
男孩讲完了，久久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不能释怀。我的双眼朦胧了，只是对他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很爱你的父亲。
一次进城的经历，使男孩和父亲之间的沟壑得以消融，也筑起了男孩和这个城市之间的墙。多年以后的男孩或许还会清晰记得，最初的城市是如何的抹杀他的自尊。而这个城市留给父亲的伤是永久弥新的，在这个他一生或许只会经历一次的城市里，这个城市却未曾对他微笑过，留给他的只是自尊的一次次磨损还有异乡人的落寞。
城市的居民到农村时，在心里总会有一种依稀的或潜在的优越感与高傲感，而他们受到的依然是一个个憨厚朴实的微笑，一张张貌似冷漠的脸端出的一杯杯滚烫的糖水与殷勤的招呼。而农村人到城市呢？更多的或许是诸于此类的经历。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在哪里？除了地域和经济条件外，在为人的本质上，我们还有什么差别？除了城市所依托的工具文明和技术文明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它不是我们骄傲的资本，更不应该是人区别于人，人优越于人，人拒绝于人的标尺。
在那一个个尴尬的境遇里，可曾有人想过伸一只手对他说：“别急，你应该这么做”，可曾有人想过：在异乡陌生的街头，有人多么渴望这里也有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