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投资者经常低估了未兑现的收益的巨大价值--它被巴菲特戏称为一项“财政部的无息贷款”。为了阐明他的观点，巴菲特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做1美元的投资，这个投资每年的价格都翻一倍，那将会怎样？如果你在第一年年底卖掉投资，你会获净利0．66美分（假设你的税率是在36％这一档次）。第二年你又将1．66美元再投资，并在年底又获加倍增值。如果这种投资持续下去，每年投资值都翻一倍，你每年都将其出售付税，将剩下的钱进行再投资，到20年的年底，你将拥有25200美元的净收益，总共付税款13000美元。相反，如果你购买1美元的股票投资，每年投资翻一倍，但你不将股票卖掉，那么到20年的年底你出售股票时，大约付税35．6万美元。
如果你不每年收取你的利润而是让利润以复利形式增长，最终你的利润将会多得多。但与此同时，20年后你所交付的总税值也多得令你瞠目结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直觉的角度感到要每年将收益转化成利润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更好，可以将税收控制住。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在利润的损失上到底有多么巨大。
杰弗里和阿诺特计算了周转率对证券投资开始产生负面影响的机率，自然的，计算结果与人们的直觉是截然相反的。投资税率最高，对投资伤害最大的对期是在换手之初，然后随着换手率的增加而减少。杰费里和阿诺特写道：“传统思维认为任何处于1％～25％之间的换手率都是低档次的，从而对企业税收影响不大，只要换手率超过50％，它就被认为是高换手率且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事实恰恰相反。”
杰弗里一阿诺特的研究表明，只要换手率达到25％，证券投资所产生的80％的税就相当于换手率达到100％所产生的税。他们的结论是，在你投资换手率较低的时候，你就要引起相当的重视。而不是在换手率很高的时候才对其重视起来。为了保持税后的高回报率，投资者必须将其年平均投资换手率保持在0％～20％之间。
什么样的战略才有助于人们保持低换手率呢？一个可行的方法是被动的、低换手指数基金战略。另一个就是集中投资战略。杰弗里和阿诺特说：“这就像是婚前咨询一样，我们的忠告是，你要试图建立一个你能与之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投资证券组合。”
查理·蒙格解释说：“在当今的证券投资管理界，每个人都想赢，但每个人又都不想在年业绩表现上距离标准的道路太远，除非你是顶尖人物。以理智消费者的观点，整个证券行业都是疯狂的，它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人物但从事着对社会无实际贡献的交易活动。”然而券商们反驳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的业绩就是这样被衡量的。”
今天券商们受到相对业绩的束缚。彼得·伯恩斯坦，一位业内作家足这样解释的：“在相对业绩这场游戏中，你的证券风险已不再由你所拥有的证券所决定，你的风险由你不拥有的那些数量fJ大的证券所决定。在这些证券面前你永远矮人三分。”如果证券券商的业绩与市场收益相距甚远，他们就面临着失去客户与维护他们信誉的咨询专家的危险。用查理·蒙格的话来说就是“偏离轨道”的恐惧--即业绩远离市场回报的恐惧--已经“束缚了这个行业的手脚”。
四、关系投资
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投资策略开始浮现。曾经以短线交易为操作典范的机构投资者，在行为上已表现出自己像是持股公司的老板。这个主意开始被人们称作“类系投资”，反映出一种建立在投资人和公司之间的长期关系的概念。经由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支持，机构投资者一直被鼓励购买公司里的更大股份，以便使他们的行为更像长期股权持有者。
（一）互蒙其利
“关系投资”的逻辑是明确的。投资人提供长期资金，以便经营者可以透过这笔资金的运用来追求公司的长期目标。投资人和经营者都不担心短期价格变化的冲突。“关系投资”的价值对机构投资者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它具有潜在的报酬。虽然在80年代，被动的股市指数投资提供了充足的报酬，但对90年代而言，可能是更为困难的获利环境。
今天，退休基金占了几乎全美普通股股票的55％。在过去，当投资人对公司和它的经营方式失去信心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立即卖掉手上的股票，并找寻另外的投资管道。但是当一大笔退休基金决定移动某特定资金的时候，即使该基金可能仅移动了资产的1％，这1％可能就代表，一家公司股票的一大部分。在一次交易中，数百万美元的股票被卖出，一笔交易就可能分散一公司的股权，而使其难以获利。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正在学习长期持有普通股股票，并与经营者共事以改良公司的绩效，这样可能比单纯销售股票更能获利。
关系投资的理念仍在发展当中。在它最激进的形式之中，包括了经营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对立。但是不像80年代，公司的侵入者会设法逐出原来的经营者，并将公司解体，现在，关系投资人宁愿与经营者共事以强化这家企业。在最温和的例子中，“关系投资”只限于提供长期资金和监督公司，这使得经营者得以继续执行公司的政策，而不用担心潜在的接收者或不耐烦的投资人。巴菲特所运用的就是这种“关系投资”的模式。
（二）稳定经营
先买下一家公司，再寻求大规模转变，这并不是巴菲特的创见。相反地，他尽量避免选择需要做大幅度改变的公司。此外，因为他只购买持有经营者重视股东权益的公司，所以股东与经营者对立企图改善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主意令人无法想像。在大多数的情况中，巴菲特会把他的股票表决权指派给经营者。虽然这种作法有的时候会为他在公司的董事会上赢得一席之地，但是也是一样。它之所以成功在于，这种投资方法既可以减少你可能会犯下的错误，它们多且复杂（预测市场，经济和股票价格）；也要求你把少商简单的事情做对（计算一家企业的价值）。当巴菲特购买股票的时候，他只注意二个简单的变数：企业的价格价值。一家企业的价格可藉由查询它的报价找出来。决定价值则需要一些计算，但是这并不会超过那些乐意做一些家庭作业的人的能力。
因为你不再担心股票市场、经济或预测股票价格，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地运用在了解你的企业上。有更多高教率的时间可以花费在阅读年报，以及和企业与产业有关的文章上，这些都会增进体做为企业股东必须具备的知识。事实上，愿意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减少了你对别人的依赖，而这些人往往又以建议人们采取无理性的行动来谋生。
最后，那些最好的投资主意，将得自于你做的家庭作业。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觉得受到威胁。华伦·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并未超过大多数认真的投资人的理解力。你不需要具各企业硕士的水准，就能评估价值，并成功地运用它。如果你还无法应用自如，勇敢地问你的财务顾问这些相同的问题。事实上，你越深入于这种价格和价值上的对话，就会开始越加了解和欣赏华伦·巴菲特的方法。
在他的一生里，巴菲特已经尝试过不同的投资策略。在年轻的岁月，他甚至尝试过亲手绘制股票的走势图。他曾经与本世纪最具财务观的格雷厄姆学习，并且和他的合伙人，查理·蒙格共同经营和拥有一家企业。在最后的40年中，巴菲特已经经历过二位数字的利率、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股票市场大跌。经历过所有的混乱与颠覆，他发现他的利基，这使得所有的事情变得有意义；这使得投资策略和人格特质能够并存。“我们的（投资）态度，”巴菲特说，“配合我们的个性和我们想要过的生活方式。”
这种和谐的思想，很容易在巴菲特的态度里找到。他总是保持乐观，并支持伙伴们。能每天来公司工作让他兴奋，一种出自真心的喜欢。“我生活中所有想要的正好就在这儿，”他说，“我爱每一天。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这儿跳着踢踏舞，并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工作比经营柏克夏更有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这个地方工作。”
五、概率论在投资中的运用
（一）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计算
在沃伦·巴菲特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就已经对数字颇为着迷。我们已经知道他年纪轻轻就已进行普通股投资。但沃伦与数字的关系之深之广，且大大超出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范围却是鲜为人知的。当他没有在思考股市时，年轻的巴菲特总是在着手解决数学难题。曾有一次他决定计算教堂赞美诗的作曲者是否比常人活得更长。他的结论是，具有音乐天赋的人不一定比正常人有更高的长寿概率。
今天巴菲特被数字包围了，而且包围他的不仅仅是股市数字。柏克夏的保险业务是所有业务中最具数学挑战的业务，也是统计学和概率论中必讲的一课，当巴菲特没有在想他的保险业务也没有在想他的证券业务时，他在思考他的最大业余爱好--桥牌。巴菲特自大学时代起就热衷于打桥牌，现在仍每周打几个小时。如果他不能与人面对面地打牌，他就会在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桥牌爱好者切磋牌艺。
巴菲特认为，桥牌游戏与股市投资有许多共同点。他解释说：“他们都是有百万种推论的游戏。你有许多赖以推论的依据--已打出的和未打出的牌所有这些推论都会告诉你概率发生的可能性。它是对智力最好的锻炼。每隔10分钟，局势都会发生变化。桥牌是关于盈亏权重的比率问题。”巴菲特说：“你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计算。”
每一个与巴菲特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告诉你具有超凡的快速计算能力。柏克夏公司长时期的股民，纽约券商克瑞斯回忆起他第一次与巴菲特约见时的情形。
“我问他是否曾使用过计算器。”巴菲特回答说：“我从未有过计算器，也不知怎样使用它。”
克瑞斯穷追不舍的问：“那么你如何进行繁杂的计算呢？难道你有天赋吗？”
巴菲特说：“没有，我只是与数字打交道的时间太长了，有些数字感觉而已。”
“您能否为我示范一下？比如99×99得多少？”
巴菲特立刻回答“9801。”
克瑞斯问巴菲特是如何知道的。巴菲特回答说他阅读了费因曼的自传。
理查德·费因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项得主，也是美国原子弹研究项目的成员。在他的题名为《费因曼先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部自传体书中，他介绍了如何在脑中计算复杂数学的方法。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巴菲特要么记住了他阅读的所有资料；要么他能在脑中做神速计算。
克瑞斯又追问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一幅油画的价格100年内从250美元涨到500万美元，年收益率是多少？”几乎又是在同一时刻，巴菲特回答道：“13％”，克瑞斯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做的。
巴菲特回答说任何复利表都会显示出答案。（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理他是一个活利率表？可能是吧。）巴菲特说还有另一个计算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它加倍的次数来计算（250美元加倍17．6次就得出5000万美元，每隔5．7年就加倍一次，或者说每年增长13％）。”他好像在说，这还不简单。
尽管巴菲特很谦虚，但他显然是有数学天赋的。基于这个原因，很多怀疑家们声称巴菲特的投资战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而对那些没有这种数学能力的人，这个战略就无效。巴菲特和查理·蒙格说这是不对的。实施巴菲特的投资战略并不需要投资者学习高深的数学。在一次由《杰出投资家文摘》报道的，在南加州大学所做的演讲中，蒙格解释道：“这是简单的代数问题，学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应用它。费马／帕斯卡定理与世界运转方式是完全谐调的。它是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掌握这一技巧。”
（二）概率论
在股票的世界里，有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力量在联合左右着价格，所有这些价格都在不停地运动，每支股票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又没有哪一支股票可以被肯定地预测。投资者的职责就是缩小范围，找出并排除那些最不了解的股票，将注意力集中在最知情的股票上。这就是对概率的应用。
当我们对某一局面不太肯定又想作出回答时，我们经常在语言表达里会说，“可能性是”或者“不太可能”。当我们进一步并试图用数字来表达综合观点时，我们就在与概率论打交道了。概率论足不确定性的数学语言。
任何事件其发生率既非肯定又非不可能时的概率为1．0到0之间。决定0-1．0之间这个小数就是概率论所要探讨的全部问题。
1654年，布来斯和皮埃尔俩人互通了一系列信件，信上的内容就构成了当今概率论理论的基础。布来斯是一个具有数学和哲学天赋的神童，他受到哲学家兼赌徒舍瓦利埃·德梅瑞的挑战，要他解决一个令许多数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德梅瑞想知道如果两位玩牌者不得不在本局牌结束之前离开牌桌，他们的赌注应如何划分。布来斯针对德梅瑞的挑战找到了当时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取数学奇才称号的皮埃尔。
“布来斯和皮埃尔在1654年针对德梅瑞的挑战而交换的信函开创了数学历史和概率论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尽管俩人着手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所不同（皮埃尔使用的是代数方法而布来斯转向几何的方法），但是他们建立了决定几种不同结果的概率论的体系。的确，布来斯的数学三角形解决了许多问题，包括你最喜欢的棒球队在已输一场的情况下获得世界系列循环赛胜利的概率有多大的问题。
布来斯与皮埃尔的工作开辟了决策理论的先河。决策理论是在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不肯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方案的过程。伯恩斯坦写道：“做出决策是风险管理的首要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尽管布来斯和皮埃尔都为发展概率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另一位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Hayes）所写的文章为将他俩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奠定了基础。
贝叶斯1701年出生于英国，比皮埃尔晚了整整100年，比布来斯晚了78年，他的一生并不辉煌。作为一名皇家协会的成员，他生前在数学领域并未发表任何文章。在他死后，他的论文“如何解决随机原理中某一问题的论述”发表了。当时，人们没有对此引起重视。然而，据彼得·伯恩斯坦说，贝叶斯的论述“是篇极具创新思想的作品，它使贝叶斯在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占有不朽的地位。”他为投资者使用概率论的数学理论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