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瓶儿道："妈妈子，怎的不往那边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么？"婆子道："奶奶，你看丢下这两个业障在屋里，谁看他？"玉楼便问道："两个丫头是谁家卖的？"婆子道："一个是北边人家房里使女，十三岁，只要五两银子；一个是汪序班家出来的家人媳妇，家人走了，主子把髻打了，领出来卖，要十两银子。"--《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刚打发去了，正要使小厮叫媒人来寻养娘，忽有薛嫂儿领了个奶子来。原是小人家媳妇儿，年三十岁，新近丢了孩儿，不上一个月。男子汉当军，过不的，恐出征去无人养赡，只要六两银子卖他。月娘见他生的干净，对西门庆说，兑了六两银子留下，取名如意儿，教他早晚看奶哥儿。--《金瓶梅》第三十回
历史是人的历史，天下是两个人的天下--男人和女人。封建社会实行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里，广大女性却并没有同男性一样，享有广泛的权利。自古就为女性世界里定下了"红颜祸水"这个名词。就是孔老夫子也有走眼的时候：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由此，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金瓶梅》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关于对女性地位的描述。可是在整个书中，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买与卖的关系。
上面是摘自书中的段落，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人也是可以论价钱的。从他们平静的对话中，看出人口买卖一事是如何的平常，甚至已经有人以此为一种职业。在买卖之中，女性是占有绝大多数，不管是女孩还是少妇，她们都处于一个底层，甚至可以说是来自没有任何权利群体的底层。女性一直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存在着的。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男权世界中，女人只是他们的附属品而已。在男人利益的世界中，国家面临危险，可以牺牲女人来换取暂时的和平--和亲；家庭生活困窘，可以用女人来"周济"--卖妻女；锦衣玉食时，要有众多女人来服侍--纳妾。成功时，女人是男人的棋子；失败时，女人又成了"红颜祸水"。总之，把好的留给自己，坏的就推给女人。
晚唐诗人罗隐曾经写过一首诗--《西施》中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历来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一个女子西施身上，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了罪责，这是多么的荒唐。还是罗隐此诗道破了天机：越国亡来又是谁？远在周初，武王灭商之后，就明确打出了"女不干政"的旗帜，他们认为，商灭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被归责于商纣王的宠爱女色。这以后，女性就被挤出了政治舞台，女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唐朝建立以后，世风一变，女性干政终于重见天日，这才出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
在宋朝开始兴起了程朱理学，但是理学的传播与影响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都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深入、逐渐发生作用的，总的看来，整个宋朝对女子的约束，对女人贞节观的影响还不算太大，而到了明清两代，这种约束力才爆发出来，尤其是贞节观的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当然是出自统治阶级的需要，封建社会越是到末期，越是衰微，统治者就越是要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同时也加强对妇女的压迫。
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厉害的时代，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即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一来，对社会风气有很大推动，寡妇守节，不仅政治上全族光荣，而且经济上又有很大得益，于是人们就纷纷效尤。而且，由于明太祖的诏令上有年龄的规定，有些人为了贪图荣利，竟弄虚作假，虚报寡妇年龄，这类事不在少数，所以明宪宗成化元年奏准："如有夫亡时，年纪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这种弄虚作假之事虽然荒唐，但是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明代统治阶级不仅大力表彰节烈，而且严惩那些所谓不节不烈者。天顺年间，山西提刑按察司（掌管山西司法与监察的衙门）佥事（正五品）刘翀，娶再婚之妇朱氏为妻，由于违背了女子贞烈的规范，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就这么一件事，明英宗直接干预，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朱氏原系安陆侯吴杰之妾；吴死，改嫁张能为妾；张死，再嫁程鹏为妾。程因犯罪被杀，刘翀慕朱氏姿貌，不拘一格娶以为妻。朱氏是十分不幸的，最后嫁刘翀为妻，算是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归宿。可是最后，明英宗指斥二人"忘廉耻，配失节妇"、"有玷风宪"，并命令将刘翀削官为民。
封建统治者的这些做法，就是要迫使无数个刘翀、朱氏"就范"，以贞节压迫女性，扭曲、分裂人格，使民众服服帖帖地服从封建的统治秩序。
由于封建统治者这样大力倡导与施加压力，到了明代，所谓节女、烈女迅速地增加了。一部《二十四史》，其中录载的妇女，《唐书》54人；《宋史》有55人；而《元史》竟达187人。而到了《明史》中，共有308人，几乎是《元史》的一倍。《古今图书集成》，收入的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而明代竟达3.6万人，这些数字更清楚地显示出明代倡导贞节之剧。
《明史·列女传》开篇云：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千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大意是明朝建朝以来，就把贞节烈妇作为一项法律条文去实施。地方上的官员们每年都要上报本地方的贞节烈妇事情，事情属实的还要给予建祠堂、立贞节牌坊。一时间，不管是乡下村妇还是豪门贵妇，大家都在默默遵守，记录在案的人员可能有上万人。
明代《列女传》记录：
明代苏州昆山有一个叫李惠的妇女，19岁时夫亡，也没有生育。她留在夫家决心守节，有人劝她："没有儿子，老了靠谁？"她说："丈夫是天，天只有一个。夫死无子，是我的命不好，你们不要用这些脏话来污我的耳朵！"为了"明志"，她几次想自杀，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时，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连入狱。有人又劝她说："如果你改嫁，离开夫家，这事就与你无干了，你就可免罪了，否则，将死在狱中。"李惠怒气冲冲地说："我不会因为危难而抛弃礼义，只要能守节，就是死一万次也在所不辞。"她的行为深受官府赏识，明太祖还下诏旌表了她。
有的女子只是许聘于人，并未过门，夫死，也终身守节，或以身殉夫。如据《开封府志》记载，明代开封府杞县有一个女子郑京姐，10岁时许聘给王念祖，不久，王病死。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郑京姐力请父母让她归于王家。去王家后，穿上自备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一如婚仪。礼毕，来到念祖灵柩前哭奠、守灵。5天后，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换上吉服，在柩旁自缢身死。
明代开封有个农家女单三姐，年仅14岁，貌美。单家近邻有一恶少，觊觎她的美色，趁她父母下地干活时越墙来强奸她。她极力反抗，到无路可走时，三姐就紧紧抓住中衣，恶少死命掰她的手，怎么掰也掰不开，一怒之下，操起菜刀来杀了三姐。父母回来发现她时，她仍死攥着中衣，坚不可解。官府闻知此事后，对她进行了检验，在确认她未失身后，才旌表她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一钱不值了，不仅失去了作烈女的资格，连她全家都不光彩。
在明律上，"夫尊妻卑"不仅使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不能由自己决定，而且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也是"同罪异罚"，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殴打丈夫，"杖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可见，在相同的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明显体现了明朝法律中"夫尊妻卑"的基本原则。
明代妇女处于封建社会没落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并且封建统治者用封建礼教毒害妇女，造成社会上节妇烈女的大量存在。如陆毅、明欣在《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中认为"明清的妇女，不管在伦理意识、法律地位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堕落到了深渊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