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章节基本上描述的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所涉及的东西，也是东家长西家短，油盐酱醋茶，勾栏瓦肆，风土人情，等等，从中能够透视出明朝社会人们生活中穿衣吃饭的讲究，逢年过节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1.外来和尚会念经
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神仙见西门庆，长揖稽首就坐。须臾茶罢。西门庆动问神仙："高名雅号，仙乡何处，因何与周大人相识？"那吴神仙欠身道："贫道姓吴，道号守真。本贯浙江仙游人。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云游上国，因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周老总兵相约，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来府上观相。"--《金瓶梅》第二十九回
《金瓶梅》中描写许多佛徒与道士的活动，极尽嘲讽之情。书中的道教斋醮活动，被认为是道士借以敛财谋利的工具；潘金莲为武大郎"念佛烧灵"时，众僧丑态百出，作者就此评论说："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怀不乱的少。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鬼乐官"，四个字便是"色中饿鬼"。"这样的佛教徒所进行的宗教仪式，在世人的眼里已经完全失去了神圣宗教的应有之义。
明朝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之中的神秘感也逐渐减退，大部分僧道之人，只是身穿僧衣道服，可是并不都是佛祖门生、三清弟子，更多的是带有功利性的过场。
明代僧人湛然圆澄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慨古录》，他对当时僧人风气的腐败和僧人队伍的庞杂性感慨万端："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为牢狱逃脱而为僧者；或为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这样的僧尼"一生之事已毕，意不知五蕴、六尘、四禅、八解为何语"。至于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混迹于市井，以炼丹求仙、点石成金的骗术来攫取财富的劣迹更是不少。
明朝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根据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根生于本土的道教，在嘉靖一朝呈繁盛趋势，因为当时的皇帝本人就非常信奉道教。到了万历朝，皇帝对佛教的兴趣大增，于是，满朝人员又开始崇奉佛教。正当明朝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西方却经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然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战争",中国社会迎来了宗教信仰的"兴盛"时代。这场精神征伐在中国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东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古代有两次大的碰撞。一次是佛教由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从此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第二次是在明朝时期，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明朝中后期，天主教在皇宫贵族，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得到认可，影响一批人接受西方的文化。
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纳州马切拉塔城一个贵族家庭。21岁时加入耶稣会，23岁在罗马学院接受神职教育，并从名师学习文学、法律、神学的同时，进修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
利玛窦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前往印度的传教团。1580年他28岁时升任神父。1582年4月（明万历十年）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中国。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地方官员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但当地士绅、百姓，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利玛窦以进贡方物的名义来到北京。第二年获准向明神宗进贡天主图像、天主母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以及报时鸣钟、万国图志等。
据说获许晋京纯属巧合。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进贡者清单中有自鸣钟、西琴等物，他急于一睹这自鸣钟的模样，这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而一见到自鸣钟，皇帝就着了迷。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其实，他不仅对传教士们进贡的礼物有兴趣，也想看看这些送礼的外国人。但最后他并没有亲自接见传教士们，而是派了两个画师去给利玛窦画了像。利玛窦被特许在宣武门附近租住民房，明朝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并且每月可获一笔官银。
明朝廷因为利玛窦具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授予他官职。万历皇帝准许利玛窦在北京传教，他就在宣武门内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堂(今宣武门南堂即为明代天主堂旧址)。
利玛窦到北京后，写了《经天该》和《乾坤体义》，同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这是三部天文学著作。他用中文写作《通天该》，又亲手制造了地球仪、浑天仪、日晷，把西方的天文仪器介绍到中国。
利玛窦在传教的同时，也积极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科学家，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各种知识。他编写的《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他还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徐光启，上海人，他生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在20岁左右的时候进了县学，成了生员，35岁时回乡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一举夺得了乡试的第一名，中了解元，42岁时又到北京参加考试，中了进士，后来在翰林院做了个小官。天启年间，落职回家。
从万历到天启之际，正是利玛窦在北京居住期间。这期间，徐光启和他来往密切，两人一起研究数学、天文、历法以及地理、水利等学问，两人合作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等。《几何原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全书共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几何学著作。徐光启从而成了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先驱者。1629年，崇祯皇帝继位后，委派徐光启负责重修历法的工作，仅用了4年时间，就编成了《崇祯历法》，是中国历法的一次重大改革。
利玛窦在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庚戌)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按照当时中国的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的教友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破例准奏，亲赐葬地和安葬祀费，赐北京西郊"二里沟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畀葬利子"。
利玛窦在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李约瑟总结说："中国和外界也有接触，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徐光启称利玛窦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当时一位太监对于单独给利玛窦葬地，曾问相国叶文忠:"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叶答:"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无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叶的回答，可以看出利玛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2.别把当铺当钱库
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问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算再借出五十个银子来，把一千两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认利钱。"……忽见玳安儿来说道："贲四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说是白皇亲家的，要当三十两银子，爹当与他不当？"……（伯爵）说道："哥，该当下他的。休说两架铜鼓，只一架屏风，五十两银子还没处寻去。"西门庆道："不知他明日赎不赎。"伯爵道："没的说，赎甚么？下坡车儿营生，及到三年过来，七本八利相等。"西门庆道："也罢，教你姐夫前边铺子里兑三十两与他罢。"--《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典当和放高利贷也是西门庆敛财的一种方式。应伯爵替吴典恩作中介借西门庆银一百两，得银十两为"保头钱"；小说中有两个商人李三、黄四，承揽了朝廷的香蜡生意，却因缺乏本钱，也来向西门庆借贷。借一千五百两，"每月五分行利"。
古代高利贷最高年息是百分之百，也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元朝色目人专放这种高利贷，叫"羊羔利"，又叫"斡脱债"。《窦娥冤》里的蔡婆婆就是放斡脱债的，窦天章向她借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滚为四十两，不得不拿亲生女儿窦娥来抵债。
放贷取息之事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在春秋、战国之后。以后各朝代高利贷资本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活动形式也日益复杂起来。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式的存款得到了发展和普及。
明代存款多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存于财主或商铺之中，要求收取利息，接受存储的财主或商铺也以之作为营运的资本。
嘉靖时期，"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昵，甲有私橐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曰：邻人夏有少积，欲藉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
万历时期，"南京大中桥有吴姓者，父子为庠生，家业不窘，门前开一铺，请一先生教子有年矣。其先生患其妻之善费也，乃积赀变产，得二百金，密寄于主人家曰：每年取少利以自给，而本常在"。
这是明朝时期的存款办法，当然，有存钱的就有借贷的。明代高利贷资本的主要业务当然是放款，这种放贷通常是有一定风险的，于是，借贷之前应该有个抵押。也可以叫"抵押借贷"。
抵押借贷大致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由典当铺所进行的比较专门化的抵押放款；二是由商铺、私人所兼营的一般的抵押放款。
由前者看，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典当业均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自宋以后其业务逐渐丰富，开始向经营存款、放款、钱票发行、货币兑换、信用放款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转变。就明代典当业看，主要业务仍是抵押放款。
嘉靖年间，陕西三原有胡汝宽，常常放债，"人困者多仰给，公又放宽期约，即有以田畜质者固辞不取"。
明末江西抚州"乡村农户，身无余钱，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命，或质衣物，或为庸力以谷准直……"一些官员和军官则常以应得俸禄为抵借钱。弘治三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书在题本中言："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额该见任军政、其余带俸并多余见任俱在各营操练，带俸都指挥亦在其内，各因家道贫难，预将俸粮立约与人揭借使用……"可见，明朝时期的抵押借贷，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一个普遍现象。
针对借贷纷争问题，明朝规定，借贷必须订立契约，写明借贷双方姓名、籍贯、借款原因、数量、日期和利率，并附保证条款，并由借贷双方及中人签字画押。《大明律·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条规定，借贷利息不得超过月利百分之三，累计利息总额与本金相等即停止计息，利息最高不得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一百，违者处笞刑四十；债务人欠债不还，五贯以上，满三个月者，也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杖六十。在债务担保方面，禁止债权人强夺债务人的财产抵债，违者杖八十；并禁止债权人"虚钱实契"，夺取债务人的土地房屋，违者笞五十至杖八十、徒二年。
同时，借贷双方之间还有一或两个保人，保人不但要牵线搭桥，作合交易，而且在延期、偿还、催讨等场合，保人还要负责传达双方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保人还代偿债务，有些甚至因此破产穷困。如有借贷契约说："立借契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银三十两……""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泾包眉村徐悌者，尝为所亲周熙假人白金六两，熙无还，债主逼悌偿，其妻又相怨詈，悌乘忿往缢熙家。"正因为保人付出了劳动，利用了自身的人际关系，又有代赔的风险，故做保多有保人钱等。
依托借贷行业相应的当然是典当行了，其中，有一种借贷的方式，就是把一定的实物作为抵押性质的东西，典当给当铺，从当铺拿出钱财，等有了钱后，赎出实物并交纳一定的相关费用。
典当业是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俗称当铺，南北朝的典质，唐朝的质库，宋朝的解质，都可称为当铺，都是一种高利贷资本，经营以物品抵押的个人放款。
明朝典卖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明律规定，典卖田宅必须订立书面契约，缴纳"契税"，由州县官府加盖官印；否则，"笞五十，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契税税率为契价的百分之二。过割赋税即转换土地登记及纳税人，也是法定手续；否则，"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明律在典卖制度方面的基本精神，在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如规定一物不得两典，违者处刑；典期届满，典卖人无力回赎者，可另立绝卖契纸，或听其别卖，归还原典价。但另一方面，明律也规定，典期届满后，典卖人"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以保护典卖人的利益。
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墙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有过深刻体会，他在书上这样记载："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当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隐语行话，又称秘密语。当铺行业的行话，称为"春典"。他们称袍子为"挡风"，裤子称"又开"，狐皮称"大毛"，羊皮称"小毛"，长衫称"幌子"，戒指称"圈指"，桌子称"四平"，椅子称"安身"，金刚钻称"耀光"，珠子称"圆子"，手镯称"金钢箍"，银子称"软货龙"，金子称"硬货龙"，古画称"彩牌子"，古书称"黑牌子"，宝石称"云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