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也涉及到了明朝航海所带来的影响。书中提到因为航海，加强了贸易交换，使一些国外商品传入中国。上述三回中分别提到了爪洼国、勉甸国、西洋珠子。这三个名词，提供了三个不同的国家。小说的作者能够写出这三个国名，很显然就能推出，明朝时期的对外贸易是何等兴盛。书中的西门庆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新型商人，当然也容易知道这三个地方。
本来，对外贸易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丝绸之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对外贸易例子。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朝代虽然在不断更迭变换，可是对外贸易的规模却越来越大，途径越来越广，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这种现象达到了空前盛况。
1405年7月11日，郑和率领一支27000人的船队驶离了江苏刘家港。在此后的30多年中，这支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出航，经东海、南海，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阿拉伯海、阿曼湾、亚丁湾向西航行，然后过红海南下东非海岸，到访了暹罗国(泰国)、爪哇国、真腊国(柬埔寨)、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锡兰山(斯里兰卡)、天方国(麦加)，最远到达了今天肯尼亚东南角的蒙巴萨港。中国历史上将发生于明永乐至宣德年间的这七次大规模远航称之为"郑和下西洋"。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很多说法，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是因为皇帝要"耀兵异域"，达到"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这种高高在上的荣誉感。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此时期的中国外交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经过郑和的努力，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甚至从未与中国来往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先后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到中国，有十六七个国家先后4次派遣使者来华。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中国同东南亚的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明成祖要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皇帝声望。郑和下西洋，"恩赏"、"受贡"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
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西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的大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
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负担。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
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两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说它是主动外交，开放政策，一点不错。
但是，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私人从事贸易，关闭中外交往的那扇大门，海外贸易完全被政府垄断，这与宋、元时期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相比，已经趋于保守和内向，是退步了。以至于明成祖朱棣死后，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认为下西洋是弊政，向即将继位的太子建议罢西洋去宝船。郑和去世后，反对者更是占据优势。明英宗时，兵部侍郎刘大夏鼓动兵部尚书项忠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烧毁，连郑和船队也遭至被烧的命运。
中国从此开始禁海，甚至"寸板不得入海"，明、清两代王朝实行了长达4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
4.还是用银子实惠
（月娘）指着笑道："你看这些分子，止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没见这银子来，收他的也污个名，不如掠还他罢。"……到了次日初二日，西门庆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钱银子，旋叫了家人来保和玳安儿、来兴三个："送到玉皇庙去……"--《金瓶梅》第一回两个正打双陆，忽见玳安儿来说道："贲四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说是白皇亲家的，要当三十两银子，爹当与他不当？"--《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钱币发展到明朝，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代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钱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
《金瓶梅》只要是涉及到钱财的问题，都是以白银作为钱币衡量的。也就是说，书中的叙述时期，白银已经成为市面上流通的普遍现象。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或特殊商品）。在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之间为获得某种商品，主要通过物物交换的途径，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物物交换的过程太过死板，人们逐步发现市场上有某种商品，或是坚固耐用的青铜器，或是色彩斑斓的陶器，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是大家愿意接受的，这样这种商品就成了原始实物形态的货币。
钱币也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演变而来，最初的钱币以贝壳、青铜之类充当，后来出现了铁币、铜币，等等，其中没有一个统一。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实行统一的货币。从此，钱币逐步走上了统一轨道。
中国古代货币存在由贵金属和贱金属构成的体系之分。汉代以前，这个体系由黄金和铜钱构成。黄金退出后，由于没有适当的贵金属加入，货币长期混乱，铁钱、锡钱、铅钱和纸币的出现表明了这一点，这是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大的一千个钱重二十五斤，中等的也有十三斤），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
马克思指出："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明初使用的货币有制钱和宝钞两种,钱为铜币"洪武通宝"等,钞为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金银严行禁止。明朝开国，即铸造钱币，作为通货。洪武八年（1375年），又仿照元朝的办法，印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这样就形成了钱、钞兼行的货币政策。当时规定：商品大宗交易用钞支付，"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则钱、钞兼收。为了使宝钞流行，明朝"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
正统元年（1436年），由于北京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于是以米易货，结果贱售贵买，从而使朝廷亏空不少。各地官员也得不到实惠，这就促使明朝采取新的办法，即将北京各卫官俸所需要部分，不再征收本色，而折征银。这样，明朝政府承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以后，各种赋税开始改用白银计算。当然，不管怎样折算，受苦的还是广大农民。《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年)，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银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至明中叶，原被禁止的白银异军突起，成为主要货币，而宝钞却渐被废弃，铜币虽然被保存下来，但只是当作一种辅助性的货币而起作用。明中期以后货币材料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钞太虚"，这使掌握造币权的统治者可以随意滥发，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引起人民反对，另外也由于"钱贱而不便大用"，这使大宗交易中不得不丢开它而另寻适用者，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交换的需求相适应，明中期，白银作为支付和交换手段，在市场上更为广泛地流通，数量和范围都超过了宋元时期。
随着对外经济往来的增多，西班牙银币也大量从吕宋（今菲律宾）等地流入。明末，日本、安南（今越南北部）等地也向中国输出白银。明统治者在正统时放松金银之禁，并且先后把田赋、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的大部分都改为用银折纳，官吏的薪俸、国库的开支也多用白银支付。
这时在江浙、杭州、松江和广东南海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或种植经济作物的某些地区，已零星地出现折租，即佃户把租粮按市价折合成银两向地主付租，属于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如皇庄、王庄或官庄，也大部分征收银租。官府匠户限役也逐渐改为交纳匠班银，这样，匠户对封建国家的隶属关系有所松弛，工匠的技术和产品可更多地投向市场。农业、手工业或商业中的一部分佣工，已经完全以白银计算工资价格。一般商业码头的脚力工人，工资多以件计，类似于商业上的脚力银。
民间手工业作坊的一些雇工也用银支付工资，湖州等地还出现了一批专门替人养蚕、剪桑、缫丝的短工,实行计件或计日取酬。他们虽没有完全与土地脱离关系，但在法律地位上已完全不同于长工，似乎已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江南等地的丝织业、棉纺织业、浆染业、造纸业、榨油业中，已有了与生产资料完全脱离，又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按货币计酬出卖的手工业雇佣工人。这种现象也为以前所罕见，只是在某些地区商品经济有了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出现。
明朝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也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高涨，加上明中后期以来巨额贸易顺差，海外白银大量流入，白银的使用日益广泛，成为主要的法定货币，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钱、银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银铸币有银两和银元两种。我国长期使用银两，属称量货币，有银饼、银锭、银元宝和零碎银子等各种形制，使用时要看成色、称重量。海外流入的白银多为银元，价值稳定，受到沿海各省商人的欢迎和广泛使用。
有一个西方学者，叫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白银资本》。他根据大量史料记载说，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也就是明中期到明末，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非常繁荣，而且当时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欧洲是入超，中国是出超。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当时的贸易金额是3亿2千万两白银，是当时全世界白银的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弗兰克反对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他认为在19世纪以前，已经全球化了，而且这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心不是欧洲，是在中国。
5.土地永远第一位
那消几日，花子虚来家，清河县委下乐县丞丈估：太监大宅一所，坐落大街安庆坊，值银七百两，卖与王皇亲为业；南门外庄田一处，值银六百五十两，卖与守备周秀为业。止有住居小宅，值银五百四十两……--《金瓶梅》第十四回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这种经营模式，决定人们对土地的是否占有至关重要，土地永远是众多人们的生存之本，"重农抑商"也是整个封建王朝始终贯彻的条规。明朝社会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繁荣，外加上统治者的荒淫，土地越来越受到威胁。
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皇族、勋贵和官僚地主对财富的掠夺日益严重，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又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但是，不管如何，土地依然是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