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三十回中也透露出了这方面的信息：春梅一面打发西门庆穿衣裳，金莲便问："张安来说什么话？"西门庆道："张安前日来说，咱家坟隔壁赵寡妇家庄子儿连地要卖，价银三百两。我只还他二百五十两银子，教张安和他讲去。里面一眼井，四个井圈打水。若买成这庄子，展开合为一处，里面盖三间卷棚，三间厅房，叠山子花园、井亭、射箭厅、打毬场，耍子去处，破使几两银子收拾也罢。"西门庆是个新型的商人，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摆脱不了对土地的占有，土地对于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人来说，就是最富有的资产。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得到更多的土地。西门庆要买的庄子，就是赵寡妇的。至于赵寡妇为什么要卖地，书中没有明确交代，不过通过整部书的内涵，我们能够推出，大概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是被西门庆一类人强买强卖的。
明朝下层人们的土地消失逐渐加快，跟明朝统治者有莫大关系。明朝权势对土地的掠夺，首推皇室。众所周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对整个国家来说，是统治者对被统治的人来说的。真正的实际情况是，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还有很多小的利益个体，他们需要共同分享这个利益。
皇室之中土地兼并的形式有皇庄、宫庄、王府庄田，等等，花样繁多。《明史·食货志一》上说："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官中庄田为甚。"皇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说是从明成祖朱棣兴起的，在朱棣做燕王的时候，曾在北平宛平县建立王庄，即位后，改称皇庄；一说是从天顺八年开始，天顺八年，"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官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明史·食货志一）。不论具体时间开始于哪一年，总之，皇庄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掠夺土地的形式开始了。
元末农民大起义，贵族官僚和地主受到沉重打击，或死或逃，"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他们占有的土地，回到农民手中。
明朝建立后曾把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包括：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民草场，城墙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其余的为民田。
明太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成"洪武之治"，如：承认被农民耕垦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奖励开荒；在全国大兴屯田；兴修水利等。同时，对豪强兼并也明令禁止。"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杀了一批富豪和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种情况在天顺八年(1484年)武宗时急剧变化，武宗即位后一月之间，就增皇庄七处，后又增至三十多处。皇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直隶的顺天等八府，尤以顺天、保定、河间等府为最多。
明代皇庄除皇帝庄田外，还有皇太后及皇太子庄田，皇帝的庄田是由皇帝委派太监经营的"自行管业"的土地。收入的皇庄籽粒或皇庄籽粒银，都由管庄太监直接掌管，由宫廷自行支配。皇太后的庄田又名宫庄，在明代史籍中大多称为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庄田，所占土地数量亦相当多，每年所收籽粒银称三宫籽粒银。
皇太子庄田即东宫庄田。天顺三年，英宗将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官庄赐给东宫(即后来的宪宗)。宪宗时也赐太子东宫庄田。
皇庄土地来源较多。其中主要有原属国家官田的牧马草场地，夺还勋戚的庄田，侵占的民田，"奸民"向管庄太监投献的部分官民田地，未就藩的王府辞还地等。皇庄所占土地的数目无完整记载。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言，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正德九年(1514年)所设皇庄，占地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皇庄内部的管理人员大多由宫廷直接委派管庄太监管理，另有官校﹑庄头、家人等数十人。管庄太监倚仗权势，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引起京畿地区农民的不断反抗。正德五年，由于保定诸府有人妄指民田献为皇庄，致农民冤声撼野，甚至殴打州县吏不得行。
嘉靖以后，明世宗派夏言查勘皇庄后，将一部分皇庄改称官地，同时还撤回自行管理的皇庄管庄人员，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但实际上由太监征收皇庄籽粒或皇庄籽粒银的办法，一直维持至明末，未见改变。
兼并土地最严重的恰是皇帝对皇亲贵族和官僚功臣的赐田。刚开始，这种赐田还有节制，如明太祖分别于洪武三、四年只赐给魏国公徐达、韩国公李善长等田658顷；洪武六年（1373年）只赐给亲王土田各百顷，并对赐田亲定祖训以戒之。
可是，到了明仁宗洪熙年间，这种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洪熙年间，明仁宗又设立仁寿宫庄、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天顺八年（1464年），宪宗即位，又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为宫中庄田。从此以后，皇庄遍及京城四周。当时朝廷给事中齐庄曾经上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可是，当时的皇上已经不能听进去了。
皇庄是皇帝的私产，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在北京附近的皇庄只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一月之间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理皇庄的宦官打着皇家的招牌,恣意盘剥榨取,使佃户受到沉重剥削，庄外的农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亲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设置王庄，被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宪宗成化时，赐德王寿张地达四千余顷。孝宗弘治时，赐周王南睢州地五千余顷，又先后赐给徽、兴、岐、衡四王田至七千余顷。而诸王占田数额远过于此。神宗时期，宠爱福王，"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大地主官绅的豪横和对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为突出，湖广、广东、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每亩所得不过二三石，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与日俱增。南安、赣州二府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雇工和佃户少拂其意，即横加棰楚，或逼卖子女。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县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七，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徐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四万亩，奴役佃户不下万人。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征收田赋的土地总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只余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年)实额仅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余皆落入具有免赋免役特权和隐匿土地的官绅地主手中。
官僚地主也是土地兼并的重要角色。他们在朝廷中是一品大员，告老还乡后，则成为当地一大豪绅。明朝大学士，如正统时期的杨士奇，正德时期的梁储、焦芳，嘉靖时期的张孚敬、严嵩、徐玠。他们在朝廷时候，都是烜赫一时的人物，退下来之后，就成为乡绅，跟他们的子女在家乡都是广占良田，横霸一方。
成化年间，江西临江府新滏县的豪民，看到附近有一个好的庄田，起了谋取的贪心。于是，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这家借的债务转嫁到他的名下，"将这年钱债辗转违利取息"。这户人家还不起债务，"窘迫至极"，只好把庄田并房屋写个卖契，"甚至受苦不过"，又不忍心写这卖契，全家竟然逃走了，于是，豪民把这份庄田收归自己管理。
土地的兼并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衰落而加剧，一直到李自成等发动了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后，受到广大农民拥护的原因。
6.皇帝也是守财奴
薛嫂道："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金瓶梅》第七回妇人便往房中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西门庆道："只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许多！"妇人道："多的大官人收了去。奴床后还有四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都是值钱珍宝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时来取。"--《金瓶梅》第十四回
西门庆能够迅速发家，不单单是他有经商头脑，而是发了几笔横财。先有孟玉楼的价值不菲的妆奁，后有李瓶儿"奉送"的嫁妆。一时之间，西门庆的腰包钵满盆盈。西门庆之所以要娶她俩，也是因为看中了两个人的钱财。这种敛财之气，充斥明朝政府后半期，尤其是万历年间。
皇帝是天下臣民的主人，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队伍中，却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爱美女，有的爱书法，有的爱游山玩水，有的爱钱财。明朝时期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就是万历皇帝，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爱财的皇帝。按理说，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怎么这么见不得"大世面"。可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万历皇帝就是想把钱财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为了敛财，他可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巧立名目。
比如，他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一个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禄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祝贺；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做嫁妆。要是赶上皇子娶妻索要就更多。同时，他还要官员们向他"进奉"，并且还以进奉的多少作为官员对自己忠心的标准。如果，官员触犯了他，那他就更高兴了，因为这样他可以任意"敲竹杠"，经常运用的一招就是"罚俸"。当然，那部分钱自然归了万历皇帝。要是罪刑再大一些，那就更好办了，直接"抄家"。
本来，历朝历代对于"抄家"已是屡见不鲜。不过，每个朝代对于"抄家"时所得的财物，奉行的是一切都要"充公"。恰恰是万历皇帝不想这样做，他把"抄家"所得的财物，全部都收在自己腰包里。比如，他用这种方法首先抄了张居正的家，这个跟他忠心耿耿的首辅，死了之后还受到如此"待遇"，如果他地下有知，岂不痛心？抄了张居正的家后，紧接着把内监总管冯保的家也"一勺烩了"。万历皇帝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甚至，事后他对左右人说，用这种方法捞钱，简直比直接从国库往外拿钱还要容易。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
可是工商业的发展，却更加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贪财成癖的明神宗，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滥肆搜刮，造成了"采榷之祸"。万历皇帝敛财成癖，自以为是，为了节省开支，政府部门不再新加官吏，有的官员老了、病了、死了，他的那个位置就一直空缺，曾经有段时间，朝中六部作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竟然只有三个尚书主事。更为荒唐的是，他弃官员不用，而用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而这些人到了地方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成为他敛财的工具。"矿监"就以国家的名义去勘测、采矿。但是，他们每到一处却不去勘测，而是不管有矿无矿，只顾搜刮金银。有时见良田美宅，随便用手一指，就愣说地下有矿，如果主人不"花钱消灾"，这些矿监借此强行霸占，弄的人家破人亡。
税使更是厉害，他们沿交通要道遍设税卡，连小民手中"只鸡束菜"也得上税；而且税额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货物抵作税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夺，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运至北京献给神宗的就有白银九十余万两、黄金一千五百七十五两，还有大量的珠宝，至于落入矿监、税使腰包有多少就没法算了--太多了。
矿监、税使是皇帝的亲信，权力极大，他们每到一地，就撇开地方官府，另建衙署，专折奏事，直通皇帝。他们对不屈从于他们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诬陷，神宗偏听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矿监、税使及其爪牙，无恶不作。如湖北税监陈奉，"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矿监陈增在山东益都，日征千人凿山开矿，为督促多采，打死了许多工人。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等人到了江浙地区，扬言奉密旨搜金宝，诬大商巨室私藏违禁物，"所破灭什百家，杀人莫敢问。"据说，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一病不起，以为自己会死，良心发现，想给后世留个好名声。于是，下诏，停止矿税。没想到，几个时辰后，他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派人去内阁收回遗诏，前前后后一共去了二十多拨人传达这个命令。结果，这个"采榷之祸"又延续下去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事情并没有过去，等到万历以后的几个皇上，看到神宗的敛财之术，也都纷纷效仿。
万历年间全国大概只有700~800万两的全国税收，到崇祯末年升到3000万两，也就是说民众的负担从万历到崇祯实际上是增加了三倍。当然，皇帝是这样，下面的官僚也绝对不敢落后。据崇祯五年的一个揭发案，淮扬地区的一个巡抚，他半年里面的赃款就是17万两。他走了，后面一个继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贪污盐款21万两。明朝派官员去视察西北东北的边防，冰天雪地，士兵列队检阅。这个长官看着那些士兵悚悚发抖，忽然"扑"倒下了。
明朝官员的敛财，都是空忙了一场。等到明末农民起义进了北京抄家的时候全都没收了。当初崇祯皇帝召集大臣，说形势紧张，有个大臣问他：国库里还有多少钱？崇祯皇帝脸色很难看，说国库这个事情我不能告诉大家。实际上他不肯动。
到三月初的时候义军进来了，因此急了，可是，自己又舍不得出钱。他就要大臣、亲戚、宦官捐钱。只有两家人家各捐一万两，大多数都是几千两。太监的头目叫王之心，据说是最富了，传说他有30万两，死活只捐了1万两。一个大学士叫陈演，他说我平时很清廉，一个钱没有，所以一毛不拔。等到李自成抄家的时候，就是这一毛不拔的人，先是把4万两银子送到大将军刘宗敏家里，想蒙混过关。结果，他家里的佣人揭发，说他家里还有。军队一抄，抄下来银子四万八千两，加上黄金160两。
皇后是苏州人，姓周，她的家里抄出来白银是51万两。起义军在北京抄家，仅一个刘宗敏上交给李自成就是1000万两。可见朝中官员私吞了多少。李自成把国库里的那些银子全部搬到西安，有用驴、用马车搬，其中竟然有万历八年国库里的底银始终没有动过，算下来是三千七百万两，还有黄金150万两。万历皇帝的敛财癖好，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惩罚。
7.最高与最低结合
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