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人祸与天灾交替出现。
《辛丑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丧权辱国的承诺，让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这一年，在广东偏远的山区信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庄稼颗粒无收，街市上随处可见沿街乞讨衣衫褴褛的乞丐，老的小的都是一脸菜色和绝望。插着草标等待被卖的女孩儿被带走的时候，只给家里换来三天的饭钱。
镇隆大路街的李家院门外临时搭建的施粥棚里，已经抬进去第十桶粥了，依然被围得水泄不通。
1月9日，也就是农历十一月十日晚，好不容易从阵痛中消停下来的妻子房门外离开回到书房的李季濂，一坐到太师椅上就忍不住打起瞌睡来。他是累坏了。妻子甘固真是头一胎生产，肚子已经断断续续的疼了三天三夜了。产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可能是时辰未到。真是个不消停的东西！还未出世就折腾得全家上下不得安宁。管他是男是女，出来了先赏他一巴掌再说。
李季濂懊恼地想着，迷迷糊糊中忽然听见有人在耳畔说：“生了！老爷！老爷！生了！”睁开眼，原来是管家老李在向他报喜，只差动手摇他了。
“什么老爷生了！没长眼的东西！”
“瞧我都老糊涂了！是太太生了，是个少爷。”
“生啦？”李季濂一跃而起，孩子似的往卧房奔去。
这个孩子就是李季濂的长子李孝式。
李季濂真的一巴掌拍在小东西的屁股上。原本哇哇大哭的李孝式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那一年，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大清朝，大厦将倾的背影正渐渐远去。
李孝式出生3个月后，李家举家迁往广州。
这次迁徙，与两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是当时深深影响过中国时局的，这两个人就是李孝式的堂叔公李怀霜和姑父杨永泰。
孝式满月的时候，李葭荣（1910年更名为李怀霜）专程回乡祝贺，还给李季濂带回了他自己作序的吴趼人揭露封建社会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问他是否有意去广州发展。
李葭荣也于这一年中试举人第三名，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文化事业。他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写下章回小说《炙蛾灯》等作品，与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深。1909年，他与吴趼人、卢伟昌、郭健霄等在上海组织两广同乡会并创设广志高等小学。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不久，李葭荣便加入该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等邀汉冶萍公司股东粤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他任总编辑，更名为李怀霜。《天铎报》开始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1911年清政府策划将中国的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抨击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时事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这十篇评论连续刊出之后，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和信心。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由《天铎报》译成中文，次日便在《天铎报》独家首发。除此之外，李怀霜还亲笔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袁世凯上台后，李怀霜继续以《天铎报》为阵地，刊登大量宣扬民主革命的文章，与袁世凯窃国的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他又不顾个人安危，写下《宋钝初先生诔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袁世凯对他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日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亡命海外。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年冬，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日刊》，又是李怀霜出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出力。在他主持下，《珠江日刊》积极宣传民主，揭露军阀暴行。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囚禁了军政府陆军部长，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立即以《珠江日刊》为阵地，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并将李根源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公之于众。李根源、莫荣新恼羞成怒，采取各种恶劣手段打击李怀霜及甄亮甫。甄亮甫见势不妙，秘密潜匿。在这种情况下，李怀霜只好停办《珠江日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1929年，李怀霜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李怀霜在第一集团军任少将主任秘书，这期间他常为广州《民国日报》撰写评论。1935年，他前往西贡、星洲慰问华侨。在西贡到星洲的途中，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20多年的经历，想到当前的国难，无比感慨，于船上写下《“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发西贡赴星洲》诗：“新恨阗腔访昔游，巫风印俗上心头。敢夸异表云中鹤，未拟同情海上鸥。裂土存孤开国史，结金称叔荩臣谋。廿年前后兴亡话，付与天南一叶洲”……
这就是李孝式的堂叔公李怀霜革命一生的大致情况。他的经历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家父子的人生抉择。
李怀霜离开不久，一年前全家搬往广州的杨永泰也写信给李季濂，问他可否往广州一聚，看看外面的环境，能不能做些生意什么的，说自己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绍给他认识。收到杨永泰书信的那一天，李季濂彻夜难眠，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儿子，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决定：去广州！
他记起妻子曾委婉地跟他商量要卖田了，再呆下去，怕真的要坐吃山空了。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样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投奔堂叔和妹夫去吧。即使做不到轰轰烈烈，大丈夫最起码要让妻儿家小衣食无忧啊。
他摇醒妻子，兴奋地将这个已作出决定的想法告诉她，连说服她的理由都想好了。没想到原来迷迷糊糊动都懒得动的甘固真一听马上坐了起来，半晌才说：“村子里但凡有出路的人都出去了，这地方山多田少的，就算是张黄两家也不过如此，何况咱们呢？”妻子提到的张黄两家都是信宜有名的地主。
“这么说，你是赞成了，我还怕……”李季濂一把搂过妻子，一下子无比激动起来。从妻子怀孕第五个月开始，直到现在快1年了，他们居然没有亲热过。
妻子有些惊诧地望着满脸潮红的他，娇羞地说：“孩子在呢，会弄醒他的……”
“明天起让他跟奶妈一起睡吧……”夫妻俩从未如此尽兴过。
半个月后，他们一家三口，连同奶妈林姨和一个常年跟随左右的伙计小李子一行五人租了辆马车出发了。老管家留在家里看房子，其他人都遣散了，田地都托付给叔伯兄弟打理。
2.从广州到香港
李孝式5岁的时候，李家的第二个儿子孝武三岁，女主人甘固真第三次怀孕了。甘固真托人从乡下请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佣和两个中年男帮工，都是刚刚失去土地的佃农。并将隔壁闲置的房子租了下来。
凡是与家里有关的事情，都是她一力做主，李季濂每隔半个月会将生意上的账目给她过目。在李孝式的印象里，母亲甘固真仿佛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家里的下人也从不见闲下来，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回不完的事情。而母亲不仅不显疲累，反而更加面色红润、神采奕奕。
不管多忙，甘固真每天都会在清晨和傍晚抽出半个小时教儿子读书写字，督促李孝式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诗经》等古书，早上教他念的内容，晚上就要会背，早上教他写的字，晚上就要会默写。没有多久，原本冷清寒碜的宅院，就变得富丽堂皇起来。外出香港和新加坡押货的李季濂，回家差点以为走错门口了。
李季濂按照南洋华侨老板的要求，将丝绸和茶叶亲自运到香港和新加坡，因运输不畅在新加坡等了一个多星期，费时花钱不说，还急坏了身怀六甲的甘固真。
李季濂回来后，甘固真立即建议他在香港和新加坡开设锦纶泰分号，这样不仅方便货物周转运送，还可以视环境扩大经营，将锦纶泰的名号打出去。
他将夫人的建议告诉李怀霜，李怀霜连说“好主意！难为她一个女人家能想到这一层。”于是由李怀霜亲自出面，跟杨永泰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将锦纶泰扩展到了香港和新加坡，他这几年来赚的钱几乎全投到开设分号上面了。增开的锦纶泰不仅成了货物的中转站，也无形中帮革命党人开拓了联络通道。锦纶泰也从此越开越多，业务也越来越广，导致最后成为集商行、旅店、票号（汇兑）于一体的，帮助信宜乡亲下南洋谋生的重要通道。
这件事李季濂自己不敢居功，他逢人便说锦纶泰的开枝散叶是夫人甘固真的主意。
因为有了贤内助的协助，李季濂可以更多时间钻研学问和多帮革命党的忙了。而圈子里的很多熟人和朋友都知道并记住了甘固真的名字。
李孝式9岁的时候，开始进入岭南附小读书。
岭南附小即岭南大学附属小学，是岭南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创办的蒙养学塾。蒙养学塾设施完善，学生有一百多人，教员十多人。岭南大学仿照欧美一些学校的管理方法，在中小学生的管理中，将小学和相当于高等小学的中学低年级编入童子军。童子军意在训练儿童之品性，培养其对户外游戏及户外生活的兴趣，养成严守纪律的作风。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至20世纪初，经费除学费收入外，皆来自外国教会和海外华侨捐款。
李季濂原本是要为孩子请私塾先生的，是甘固真坚持将儿子送去学校。李孝式的悟性相当高，很多知识老师只需讲授一次就会牢牢记住，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其他同学复习的时候他在预习，老师布置预习的时候，他就看从父亲书房里偷出来的古书，包括《论语》和《孟子》，也包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那是他最无拘无束的岁月。
李孝式进入岭南附小的时候，小时候抱过他的林云陔考进了两广方言学堂，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并在学校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两广方言学堂，可谓人文荟萃，革命党人邹鲁、朱执信都在学堂任教，著名林业教育家、林业科学家，中国现代高等农林教育的先驱、后来任教华南农业大学的沈鹏飞等，都与林云陔同一时间在该学堂读书。
林云陔来李家拜访的时候，常常眉飞色舞地讲起两广方言学堂的趣事，听得小孝式羡慕不已，缠着父亲说自己也要进方言学堂读书，学外语。李季濂满口答应，说只要他考得上，哪儿都供他去。唯有甘固真对此保持沉默，她对中国的纷乱局势深感不安，不时流露出要往香港发展的打算。
李孝式最终与两广方言学堂失之交臂。1914年，他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升入广州中学，第二年，在甘固真的强烈建议下，李季濂为儿子联系上了当时最好的接受教育的地方：香港皇仁书院（一译皇后）。
皇仁书院是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也是香港著名的男子中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皇仁书院前身是创立於1862年的中央书院，孙中山曾于此上课。校舍坐落于中环歌赋街，史钊域博士担任首任校长。当时他还兼任学校督察一职，直至1879年3月，香港政府另行设立教育部门管理香港学校为止。皇仁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主要研究中国经典。1884年4月26日，时任港督宝云主持了中央书院新校舍的奠基仪式，孙中山当时也曾出席。到了1889年，位于中环鸭巴甸街的新校舍启用，校名更改为维多利亚书院。新校舍是当时香港最大的校舍。1894年，校名重新更改为皇仁书院，一直沿用至今。当时皇仁书院主要教授算术、文法及常识等科目，为19世纪末的香港所罕见。渐渐地，书院开始展现其优秀的学术及体育成就，广为公众认识。
这样的早期教育和教育规划，对李孝式一生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的影响。
李季濂重新开始将心思用在新政府的官场上的时候，甘固真却将更多的关心放在孩子的学业上。她亲自到香港了解皇仁书院的情况和环境，并在香港九龙的青山一个叫“梁园”的地方买下了一栋房子。
将儿子安顿下来之后，甘固真以老板娘的身份去锦纶泰视察了一番才回广州。
刚一进书院，李孝式就喜欢上了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广州总让人隐隐感到不安全的气氛相比，香港安宁多了。皇仁书院的确是个可以让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地方。
随后仅隔1个多月，甘固真就跟佣人一起搬来了香港，只留下小李子一个人在广州照顾李季濂。
1919年，北京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国内暴力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李孝式在皇仁书院毕业了。这一次，他自己写信给仍在广州的父亲，提出要去英国留学的想法。李季濂回信让夫人做主。
不是他选择逃避乱世，更不是他没有青年的爱国热情，而是年轻的他理不清救国的头绪，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情形跟当时中国的情形相似，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改良或革命可资借鉴。父亲李季濂冒着不止一次的生命危险，协助孙中山先生完成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久的帝王统治，也掀开了动荡不安、群雄并起的苦难一页。这样的现实让他看不清方向，也看不到他父亲曾看到的希望。
李孝式觉得自己最需要最应该去做的是求学。甘固真全力支持儿子出国留学的决定。他没有选择当时很多青年选择的日本，而是选择了世界上顶尖的学府：英国剑桥大学。
李孝式并不喜欢英国的霸道，尤其痛恨英国殖民者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曾经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他向往的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掠夺的和谐世界。但英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成就，还有它的影响全世界的文明，却是他由衷向往的。
曾经的改良派们不是呼吁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吗？这样一个强大而且文明与野蛮并重的经历了革命却依然保有贵族气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定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