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与书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俗称教师为“教书先生”不无道理。做教师的教书、爱书、看书、买书、藏书，便有了对书房的企盼。我就是一个一直有着书房情结的农村教师。余秋雨说得好：“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其实，书房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巢穴、生活禅床，我的书房梦又何尝不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见证和温暖记忆。
1950年3月，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刚刚响过，13足岁的我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有半年初中的文化水平，居然还在部队当上了“文化教员”，为战士“扫盲”。后来，因病转业到地方，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此，一直在绍兴县农村小学教语文。感谢政府在1956年送我去嵊县初级师范学校轮训了两年，也只取得了初师毕业的文凭，而却成了我的最高学历。当时，宿舍就在学校里，校舍又多是祠堂庵庙，能有一个铺位就相当不错了。在无法奢求书房的生存环境里，我在床边的桌子上，用包上纸的砖头作柱，上搁一块木板，便是我心仪的书架。以后我又用废弃的木条、木板，钉了个更像样的书架，似乎就是“升级版”了。
1962年我结婚了，有了一个单人寝室和一个旧的四层书架，能把所有的书都排列起来，真是不胜欣喜。我抓紧自学，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于是，一些教育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融进了书本中的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就能发芽。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领导要我们把所谓“封、资、修”的书统统上缴一律封存。这样，剩下的书不上20本，“书房梦”也就成了牛鬼蛇神设置的一个魔障。
一声春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那些被封存的书回来了，书架劫后重生也更添风姿。我这个背负所谓“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名号的反动知识分子，从被批挨整的地位变成了分管教学的钱清区校副校长，同时，还兼任了浙江省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材编委会副主编，全国尝试教育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教学月刊》的兼职编辑等。在提高小学教育普及率的战斗中，如何提升当时以民办教师为主的师资队伍素质，成为当务之急。我便从抓“教材教法过关”入手，让教师懂得“教什么”（教材）和“怎么教”（教法）。我的书架可派上了大用场，翻检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研究的藏书，找寻有效而又简捷、好听而又实用的讲课思路。晨晓深夜、青灯长卷，我忙碌在书架之前和案桌之上。
1983年，我调到绍兴县教研室任副主任。好不容易终于分到了40平方米左右的一处住房。虽然居住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一家五口挤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书房。所幸这住宅有一个向北的后阳台，我便装窗封闭，勉强放下了一个书架和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椅子是放不下了，我便找了一个窄窄的包装箱，竖起来作座椅，才可以把双膝勉强塞到写字台下。我为终于有了可以独处的书房而欣喜万分！出于文人的积习，便想给书房起个名。坐在包装箱上，我忽然想到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的一句话：“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室小仅能容膝易于安身足矣，便欣然命名“容膝斋”，自己书写后刻在一方木板上，挂于书架上方，真有说不出的得意。在步入市场经济后不免世事纷扰、人心浮躁的岁月里，人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在大小而在有无，有“容膝斋”可供目耕心织、起早熬夜，于愿已足，夫复何求。这应该是我在当时颇为得意的理由了。
以后，子女长大立业，家居人口越来越少，而住房却越来越大。盛世重才，我有幸成为特级教师，市、县的专业拔尖人才。独立的、真正的书房不但有了，而且越来越像样。我的好几本专著都以“容膝斋”为封面背景，引起了一位远方朋友的质疑：如此气派的书房，简直有点儿豪华，为什么还称“容膝斋”？确实，生活变了，条件好了，物态的“容膝斋”已成过去，但心灵的“容膝斋”却不可抛弃。确实，室仅容膝而足以安贫乐业的精神，已成为我的生命定格。在梦圆“容膝斋”的岁月里，我以更加奋发的努力，感谢新时代的恩赐。著名作家何满子先生曾经说过“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折兑一下，也可说文人之不同，各如其书斋”。在早已是不仅“容膝”的宽敞明亮的书房里，我一直得以自勉的是永远的“容膝”精神。退休以后，我依然守望着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兴衰的教育。这是我的毕生信念。退休给我以更富余的时间或耕耘桃李，以老马识途的体验，启迪培养一茬又一茬的年轻夫子；或文海放舟，以长年之积淀，梳理成一篇又一篇的经验、一本又一本的论著，展示生命独有的才情去驾驭风帆，驶达曾经魂牵梦萦的理想港湾。退休后的12年里，我为绍兴县培养的名师达110余名，其中已有十来人成了特级教师或中学高级教师；为市带导结业的名师班学员也多达300余人；我先后在7所学校任顾问；正式出版的专著已达165本，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研究文章有1300余篇……2009年初我被评选为“2008感动柯桥——绍兴县最具影响力人物”，在殊荣面前不胜惶恐；2010年，几个单位为我举办了从教60年的庆祝活动；2011年我又荣获“浙江省离退休干部优秀党员”的称号。抚今思昔，我的命运和情感选择，似乎一直和我的“书房梦”、“教育梦”起起落落地游走在大时代的躁动与机遇之中，其风云际会是简单的推理和世俗的意象所难以包容和界定的。从个人的有梦到圆梦；“书房梦”、“名师梦”的播种到在阳光雨露下发芽拔节、开花结果；从国家的和平崛起到和谐社会……似乎都可归于一个普世的话题，只是向善的人性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