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20期上有杨燕同志撰写的《有感于老人出书热》（第一版）和马元泉同志的《出书祝寿好》（同时发表于《绍兴县报》）。两文篇幅虽短，但如一石投水，激起了层层心潮，令我感慨不已。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今日的老龄人群已蔚为壮观，其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确切数据表明，至2010年11月10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而且到2014年将超过2亿……
同时想到的是随着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而成为我国不可逆转的长期人口现象。老年人的需求自然也是越来越多，尽管社会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据调查显示，老年人总的服务需求满足率仅为15.9%，还有84.1%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据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市场调查发现，中国老年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更有精神上的需求。其特别突出的：一是强烈的倾诉欲望，但因为多种原因很难跟子女有深层次的交流；二是喜欢回忆，风雨兼程的人生经历，常常抹不开“想当年”的冲动。于是，他们想讲“那过去的事情”，想写回忆录，想有个人传记，想出自己的某种作品集……以至现在有的一些文化公司开辟了代写回忆录的业务，作为开发银色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形成“老人出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老人写书出书不仅可行而且颇有优势，一来是他们的经历丰富，自然见多识广，无论口叙笔述，皆能左右逢源；二来他们退休了，有时间回忆梳理，著书立说。前外交部长李肇星退居之后成了“年轻诗人”。在武汉，一位七旬老人谭文江只读过初中，却用24年写成一部新《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有52万字，已是洋洋大观了，可谭文江老人这一部竟写出了600万字。在北京，有一位叫许善斌的退休干部爱好收藏，起先他以3000元开始做收藏的发财梦，但几年下来，把退休金全赔光了。但他因此找到了收藏的乐趣，开始把收藏的心得体会整理成文字，于是，《证照百年》、《证照中国》这些新作便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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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以为只有伟人才能写回忆录，只有大师才能出作品集。今天这些事都会理所当然地发生在普通老年人身上，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极不普通的年代，经历过很多极不普通的故事，也作出了虽属普通但极不平庸的奉献。他们写回忆录、出作品集，并非想树碑立传，光耀史册，而只是想着做一回人不容易，应当记录一生、抒发感悟，既慰心灵，也告后人而已。所以，老年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交流，热切地盼望心灵的沟通。
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都有讲述自己过去的权利。所以，写回忆录、出作品集既是社会进步和开放的表现，也是对生命尊严和价值的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