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可以成长为一座家园吗？有家园的环境和家园的结构？能够让这么一个浮华浪子从此收心养性，变成一个安静知事练达的新好男人吗？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恐怕不具备这样的能量；第二：做这件事的动力从何而来，他不能给我世俗婚姻，而且我是不是爱他呢？
其实，跟安文之间谈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但是他逐渐地把荒唐变为一种可能。他试图用一切方法感动我。这其中，最主要的基础，就是他的生平，他让一个四十一岁男人的油滑成熟彻底倒退，变为一个纯粹的脆弱的灵魂。它们像一个故事一样地感动了我。
安文讲他们的老家在浙江鄞县，正宗的宁波人。他的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小镇。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些临河的木头房子，从窗子上伸出细细的竹竿，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如果有太阳还有风，衣服会高高飘起，隐约着窗子上向外眺望的脸。那些脸让安文的父亲梦萦魂牵。因为那里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她的名字叫采纹。多美的名字，好像去捕捉水。采纹没有上学了，每天早上她一醒来就探头张望，就看见安文的父亲安哉淳慢慢地从石拱桥上走上去，再走下来。他背着书包，就像小呀小儿郎。做为一个乡绅的女儿，采纹是认识安哉淳的，她在窗子上摘了一片泡桐树的叶子，叶子很大，绿色染黄了她的小手，她迫不及待地把叶子扔下去打在安哉淳的前额上。叶子飘飘悠悠地落在安哉淳手腕上和他面前的石板路上。安哉淳抬头张望，采纹躲着不看他，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风里发出哗哗地欢笑。
采纹好苦恼，如果面前的泡桐叶子摘完了，她又拿什么去打这上学的儿郎呢。于是她还有声音，她的声音就像百灵鸟，她对着窗子外喊一声：嗨！安哉淳。
许多年以后，这变成安哉淳的一个痛处，他在六十七岁高龄的时候，指使安文和他回了一次家乡。
他们见到了采纹，她已经很老，沟壑纵横，她的瘪瘪的嘴发出甜蜜的微笑，后来，她竟然不好意思地捂住脸。
安文说：你看，这就是感情。感情就像酒，对于我来说，却是珍贵地像水，大量大量地需要。
我诧异地说：你要多少？
安文说：我有必要对你讲一下我的生平。由于我的成功非常偶然，让我充满了幸运和不塌实感，所以，我总想为别人做点什么。
安文告诉我他正赶上了下乡知青最末的一班车，是在盐城，海边，海水浆黄浓烈，像一碗一碗放大的奶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农场，出产稻子，还有油菜。那一片一片的青和一片一片的黄曾经让上海来的知青们欢呼雀跃，他们认为自己来到了大自然。可是不久，大自然就让他们吃尽苦头，不管是割稻子还是割油菜，都让他们挥汗如雨，头晕目眩。伙食呢，当然是米饭粥，还有白菜，用大锅一阵熬，浓重的青烟熏的女知青直流眼泪。更重要的是夜晚，万籁俱寂，有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红宝书。已经到了文革末期，整个知青营躁动不宁，大家都在为前途做考虑。
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从上海带来好吃的巧克力，用它可以升值地换来鸡蛋。把鸡蛋煮在水里，放上碧绿的菠菜，是何等漂亮的美食。知青柯卡莉有一手绝活，她把鸡蛋均匀地流进锅里，于是鸡蛋成为粗细整齐的线，碧绿的菠菜在中间，鸡蛋组成的线环形地围绕着菠菜，像一圈一圈荡开的波纹，就像夕阳照着海岛。知青们给这个菜起了一个光荣的名字：“海岸风雷”。正是数年前流行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知青们向往着上海文明，当时中国和英美帝国关系紧张，却和这样一个山地小国家保持着亲密交往。至于安文因为长得有点像外国人，常被人戏称为“小阿尔巴尼亚”，他和柯卡莉一样被人嘲笑，柯卡莉是因为她那样一个名字，于是安文干脆就被称为“阿朱姆”了。安文也不恼，索性学着阿朱姆的腔调说：“工作完了洗个澡，好像脱件大棉袄。”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然这就是安文的初恋了，他和柯卡莉从上海绕道崇明岛，从崇明岛再乘船到苏北。一路上水光潋滟，阳光明媚，是一九七七年初的温柔阳光，它笼罩着两个年轻人的风华正茂和飘飞的心。以后，柯卡莉到了美国。数十年后，她和安文曾经在三藩市相遇，其实是安排，响着异国的音乐，窗子外是异国的人和景。想起阿尔巴尼亚，真是恍若隔世。
安文说：然后我就当兵了，在青岛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在那里遇见了我的妻子鲁思繁。她是一个文艺兵，在部队文工团。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不仅同时来自上海，籍贯还都是浙江鄞县。瞬间就诞生了轰轰烈烈地恋爱。你们猜怎么样？因为他们太狂热了，试图将爱欲进行到底，安文竟然被部队开除了。他灰溜溜地回到上海。
我在安文对面忍不住想笑，真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安文分辩说：没有无情，思繁对我很好的。我笑着说：不是说她，是说伟大的部队领导怎么能体会到凡人的情，像你这个多情的种子，我们都应该把心分成两半，宽容你！安文笑道：原来你在讽刺我。
安文后来又告诉我他在上海的事，他们带着一点轻微的传奇，瞬间把我的生活变为一张白纸。
这段传奇如下记录：
安文回到了上海，一无所有，住在五角场他们曾经住过的街道上。工作也定不下来，通过母亲的活动和说情，好不容易进了一家街道办的手帕厂。天啊！我禁不住发笑，就是我妈妈最喜欢用的过时的手帕啊！那个地方充满了女人，女人柔软的气息弥漫在整个厂区，她们叽叽呱呱的声音在工作时此起彼伏，几乎覆盖了安文的青年时代。后来人家不知怎么知道了他在部队的绯闻，女人们对于这个漂亮的毛头小伙子不禁竭尽调侃，想入非非，不由得安文不了解女人。他首次开始在女人堆里混，虽然他还不失为纯洁。
这样让车间主任非常恼火，他做为领导，根本没有安文那么吃香，比如午间休息时，安文的碗里会凭空多出许多“珍贵”菜肴。安文在的地方女人都扎堆，不像他，布置完工作人家马上就走。比如有了芭蕾舞的票子，有了好电影的票子，安文不用说话，就有人派送，也不像他，需要硬派。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安文是不能跟他相比，他有政治前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不能同安文相比，他没有安文的相貌和小资情调。
那么，他有权力，他可以用权力打击安文，而安文和那些喜欢他的女人却没有官方武器打倒他。所以，他就百般挑刺，终于和安文爆发了轰轰烈烈地争吵。
安文还是很有性格的嘛，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人人靠拢集体的大背景下，具有超前意识地辞了职。那时他刚刚和鲁思繁结婚，住在一间小婚房里。他结婚第五天就悄悄秘密出了门。在上海百废待兴的大街上转悠，像狗一样地耸耸鼻子，寻找某一种异样空气。
安文从小有一个爱好，热爱集邮。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甚至比女人更吸引他。它们变化多端，它们温柔雅致，它们是大家闺秀，它们又是下里巴人。可是现在，为了生活，他准备把它们推上前沿阵地，安文，他在上海最大的自由邮市出了一个小摊。
八十年代中期，市场还很混乱，有一种机会正在默默逼近。
是一个下雨的星期五的下午，安文正准备收摊，面前突然来了一位气质不凡的老人。他在八十年代鱼目混珠的服装里，挑选了一件别致高雅的前卫西装。一看可知，是某些人极力标榜的“老克蜡”。老克蜡说，他正准备移民去美国，希望找到一全套“新中国邮票大全”送给朋友。安文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立即答应可以供货。
他筹备了三天，带着一全套“新中国邮票大全”走进了淮海路某个弄堂里的安静别墅。安静极了，绿地静静地绿，是那样一种落寞的贵族风味。他走进大厅，走上楼，地板回应着他寂寞的脚步声。经过窗子时，他向外看了一眼，看见缄默的阿姨正把铁栅栏门锁起来。“哐当”一声，瞬间与外面分成两个世界。
老先生在书房接待了他。老先生非常谦虚，书房里摆着的很多古老家具让人说不出的凝重。泡着清茶，在白色的陶瓷小杯里不断旋转。好长时间，安文就只是望着杯子里的茶叶。
突然，老先生告诉安文，他准备买下安文的“新中国邮票大全”，但是，他不准备预付现金，他希望用另两枚珍邮交换。这是两枚特别的邮票，它们的价值一定不会低于安文的票值，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安文一定要把这两枚邮票保存在中国。
安文看到了那两枚邮票，小小的，并不出众，是暗淡的红色花朵，一枚盖着黑油墨，一枚盖着绿油墨。安文并不懂，他同意考虑考虑。
安文回到邮市，走访了所有认识的人，没有人知道那两枚邮票的来龙去脉，安文都准备放弃了。然后，有人推荐给他了一本书，在黄色陈旧的书里，他终于发现了那两枚邮票的影踪。原来是在1897年，由英国华德路公司为清政府设计的税票。加盖绿色油墨的被称为“绿衣红娘”，标价处印着两个不太清晰的字“无价。”安文顿时热血沸腾，他以某种敏感立即感应到邮票发出的神秘而动人的气息。
以后，安文在短短半年之内违背老先生的意愿，把邮票偷偷卖往香港，得到了十二万人民币。当时，中国人民还在奔万元户，十二万相当于一个天文数字，安文没有把它们压在箱底，而是参与了资本运作，收集了大量的邮票和纪念封。这些东西在那些年代飞速上涨，你等在家里，看到钱正在成倍增加，如同中国首发的原始股。
现在，安文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是个大亨了，拥有数千万的资产。他的太太辞职在家，孩子在上贵族学校，他前几年把他转到市重点，就是那时侯认识新枝的。安文已经繁华褪尽，他准备做一个平易的人，同时他深深地自责，他让那两枚珍贵邮票流出国门，当时他的“新中国邮票大全”不过价值两三万元，是老先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机会。他曾试图到美国或其他的地方寻找老先生以图感激和歉意，但都没有如愿。
当然，还有很多遗憾，比如，那枚“绿衣红娘”在九七年的一次邮票拍卖会上，竟然卖到四十五万港币！
还有一些快乐，在反复周转的过程中，竟然收集到淮海战役时，国民党最高司令官给下属的一封实寄封，据说有人用摩托车带着那信，被一枚流弹炸中，人当即死了，残损的信留下来，躺在安文的箱子底。
还有，竟然收集到一些解放区的区票，也甚为珍贵。
听完安文的这些讲解，我不禁直楞楞地瞪圆眼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这么一个传奇的人，他就坐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