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绣在中国，固肇始甚早。但现今存世者，只为宋代以后之产品。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只一二丝。至元则用绒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有宋人之精工矣。丝绣虽分四品，然织成已并人锦绫之内，今人已不知何为织成矣。其价值大都以刻丝为最高：宋人刻丝，每幅约值五千元以上，其粗劣者亦需二三千元之谱。至明代刻丝，与前清乾隆制品不相上下，每幅精者约值千元上下，普通者亦需七八百元，若小幅或对联价稍逊焉。至古锦绫，今日可得见者只有片段。成端、成匹者早已绝迹。因无单位，故价值无法核计。宋之刺绣，存之于今日者，不若刻丝多，故不易见，其价值与刻丝略同。明清两代刺绣亦多，其精者多用珍珠、玛瑙为饰，故与宋物之价值亦不相上下也。
（第二节）毛毯
一、毛毯的源流
中国古时，席地而坐，故席之发明甚早。惟在古时，所谓席者，究系何种质料作成，其详已不可得知。但据《席上腐谈》称：“上古之时，席、毯、毡、褥，只名异而实同。”《事物原始》谓：“毡之异名曰毛席。毯之异名曰毛褥。”《物原》亦称：“毯，毛席也，上织五色花。”又谓：“神农作席，尧始名毯，伊尹谓之承尘，周公名为簟，汉称氍（左叟右毛）（音瞿搜），又称毾（左登右毛）。”《逸雅》谓：“席，释也，可卷，可释也。”《搜神记》载：“太康中年，人民皆以毡为陌头，于是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人所破，因毡系胡之产也。”《异物志》载：“大秦国以野茧丝织成氍（左叟右毛），施于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由上各着录之论载可知：古人用席极为普遍。但席之制法及用料均未说明。惟以理推之，中古之时，凡产羊毛之区均未归人中国版图，以毛为席者，总在少数，通常之席，多以丝麻为之。《淮南子·训》云：“緂麻索缕”是其证。已按：索，经也。谓以麻作毯而以丝缕为经也。毛既为北方胡人之产，天气寒凉，席地以居，其铺地之物必为羊毛或其他兽毛所做成，故在北方之胡人，其用毛为毯，必早于中国不知若干年矣。但中国之有毛毯，乃自五胡乱华以后始有之，但其纬虽为毛而其经仍为麻。自南宋之后，印度棉花输入中国，遂改麻经而为棉经矣。即此后之毯，均以毛为纬而以棉线为经，直至今日，相沿未改。故中国用毯之沿革，可分为三时期：一为麻纬丝经时期；一为毛纬麻经时期；一为毛纬线经时期。其时代，则由古至汉为第一时期，由晋至南宋为第宋、元所制，亦不可得见。盖斯物既为席地之用，日被践踏，最易破坏。而是物又易生虫，任何珍什亦不能免，故元代以前之物久已无存。设有以宋元称者，其为伪充不待辨也。
中国古时席地盛行之际，社会上需用毛毯或类似物为数甚多，故历史中用毯之记载亦甚多。自文化进步，床、榻、椅、几之制兴，席地之风日鲜，而毯之用少，其产量亦日少，即存者已改为铺地之用，而非昔时之以为之为褥、为垫之目的矣。在唐代以前，毯之使用虽广，但质料不佳，做工不精，无可述者。宋时虽有进步，只以皇帝崇俭，宫廷之用，亦未闻有特异之出产。元祚甚暂，且文艺不竞，书史上亦未载有名毯之记录。故毯之精进，自明始。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大兴土木，穷极奢华。凡宫廷之内，所有室殿之内，均铺以毛毯。上好下甚，即王公、大臣、高官、巨贾亦无不以毛毯铺地者。因之，毛毯之产量大增，其做工亦日有进步。其毛之来源均为口外蒙古一带，而织造之工人均在北京，故毯之产地以北京为总源。北京之外，即以宁夏、西藏所产者为最着名。考宁夏毛毯之所以着名者，其原因有二：一为地质之良。按：沙滩之地多无水草，牧畜不宜，惟宁夏城北约四十里有沙滩，名曰柳河川，宽几五十里，长贯全境。其间富有水草，与他处不同。水草既宜牧畜，而沙滩又极清洁。既可以磨砺羊毛，使之舒展，又可以刷净羊毛，使之清洁。故宁夏之羊毛，在中国为最着名者。皮袍以宁夏滩羊为最贵，即此故也。按：羊毛有绒、毛之分，细者为绒，粗者为毛。他处出产之羊皮毛，与绒之分极为显然，而宁夏之羊并无绒、毛之分，即完全为绒而无毛也。故宁夏之毛毯，实即绒毯，此其所以着名者一也；次则为做工之精。宁夏之毯，既驰名全国，凡贩运者无不争往购之。又，宁夏为中国通西北之孔道，每年过往官商不可数计，凡来往宁夏亦无不选购以为赠送之用。求之者既多，而供给者亦必伙。于是该地工人愈精益求精，密愈加密，故作工之佳绝，非他处所可及。提花之毯，只有此处能制，他处绝无能仿之者。工匠之良，盖可知矣。至藏毯之可贵，完全在色。西藏之红花，染色最妙，故藏毯颜色之美丽，他处未有能及者。毛毯之制，明代已造其极，选毛之纯，作工之精，颜色之美，花样之全，后世无能过之。清则率仿明制，只产量较明为多，作工与颜色反不如明。民国以来，佳毛绝迹，改用洋色，工匠不良，以致制品日益退步，吁可慨也！
二、毛毯之伪制
毛毯无所谓伪，均是毯也。同系毛纬线经之所成，何有所谓伪？惟所谓伪者，系以新充旧是也。其造伪之法，系用中国原产之旧颜料，绝不用洋色，将羊毛染成各种备用之颜色，按旧式花样织成，粘以土酱，搭于绳上，来回拉之，令毛松散。经数日之久，数万次之拉磨，然后铺于地上，再以铁丝做成之刷刷之，则拉磨下之毛尽落，而所存之毛齐而不凝矣。然后再铺于向阳之地上，以布帚沾水扫之，干而复刷如斯。经过数日之后，则浮色退而光亮出，遂与真者无大别矣。此为惟一之作伪方法，其他无可伪为者。盖毛之表面虽可设法变旧。但经线不易变旧，即表面薰黑，而内部之颜色不易相符。将线解开之后，再分析其棉质，新旧显然，绝不可欺人也。
三、毛毯的鉴别
毛毯以明产为最优。明毯之地，皆作白色，其边皆作黑色，其花多为蓝色，即有时杂以他色，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耳。其花样与明之彩瓷略同。其蓝色如靛，如现在之蓝色用水调之未施之于物上时相同。至清，毯之颜色亦与清时之瓷彩相同。盖瓷色为当日帝王所选爱之颜色，作者为迎合帝王之心理，故均设法使之与瓷色相同，非偶然巧合也。至明毯之毛，皆散而不凝，其尖端皆锐而不钝，毛短而皆斜伏于地之上，如肥牛、马毛之皆向一方斜伏于革皮之上，其闪光明亮与绸缎之亮光无异。盖日久年深，日事刷扫，方有以上之现象，非一朝一夕所致也。清代所制，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佳，与明代制品不相上下，惟毛较长，盖使用之时日较短故也。其鉴别年代远近之道，以舒散凝结为分歧点。明代之毯，由根至梢，无一处凝结绞缠，皆舒散清晰；熙时所制者，舒散之毛居三分之二，凝结者仅三分之一；乾隆时产者反是，舒散者居三分之一，凝结不清爽者居三分之二。盖毯初成时，其毛无不凝结，惟日事刷扫，乃始由凝而散耳。即其斜直亦同此理。初成者，皆直立不屈，洗刷日久，则皆向一方贴伏，宛如生成者，然其贴伏之状极为自然，绝非人力所可伪为者。嘉、道所制，由外表视之，与乾隆之物无大差异，而咸丰、同治两朝所产，则散者居四分之一，凝者居四分之三，几与新产毫无区别。盖年代愈近者，凝结者愈多，以此推之，未有失也。即毯之颜色与闪光，亦与年代远近有密切之关系：年代远者，则其光大而且沉，其色脆而且深；年代近者，则其光小而且浮，其色淡而浅。年代使然，非关人力，故造伪者，绝不能使之尽同也。
毛毯以宁夏制者为最贵，质料既佳，做工又精，他处制者绝不能及之。次之，则为京毯。盖宁夏之毛而在京制成者，佳者亦可以媲美宁夏，惟不多见耳。且京毯亦分二种，不可均一律视之也：京毯之一种，为内用品，即皇帝所用者。其毛料即系由宁夏运来，而由北京工人制成之，为皇帝制办御用物品，只求物品精良，不计成本多少，故无不精益求精。如年代与宁夏制品不远，其闪光与毛色亦与宁夏所制不太悬殊；其一为普通用品：毛质既不精良，做工亦复粗劣，只为穷京官摆架子装面子之用，优劣故无关系也。至宁夏毛毯之优于京毯者，系以前之情形。自前清咸、同而后，洋色输入，京制各毯改用洋色，颜色新颖，异常美观，而价值尚廉，于是京毯反为时尚，宁毯价值大受影响。为竞争计，宁夏毯商不得不改变方策：向之从来用滩毛者，今亦杂用粗毛矣；向之纯用真色者，今亦杂用洋色矣。料既不佳，工亦日劣，故现今之宁毯迥与从前之宁毯不同。切不可认为凡真宁夏之毯，即优于北京之毯，凡真宁夏之毯即必优良也。鉴辨之道，宜从质料、做工、颜色、花样各点检验，以定取舍，切不可徒鹜产地也。至藏毯之优点，即在于颜色之美妙，而尤以红色为奇绝，他处所产万不能及；其闪光亦特别明亮，他处所产亦不能媲美，盖纯系特产之颜色所造成也。因其特殊之美，世人遂多误传谓藏毯系犀牛之毛所织成者。岂知犀牛之毛，短而无绒，不能（左钅右匋）经，焉能织毯？为是说者，固不值识者一晒也。至鉴别以新充旧之法，尤为简易。盖新制之物，虽用种种方法使表面完全与旧者无殊，即毛梢之毛颇与旧者相似，而毛根之色固仍与新造者无异。有识者，吹毛以求其疵，可立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