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奔主题，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豪的习惯。无疑，考虑到社交和外交的需要，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的习惯做出不小的修正，但就本质上来说，直来直去的天性仍然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然而，无需与任何一个亚洲民族接触太久，我们就能确信，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迥然相异——事实上，可以说截然相反。我们对亚洲语言中那些冗长繁复的敬语全然不在意，而且就敬语而言，汉语在亚洲语言中还不算是最复杂的。我们不强调去使用委婉、拐弯抹角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本来十分明了的意思，但中国人却不这样。在汉语中，关于死亡的措辞种类繁多，但却没有一种表达方式会残忍地直接提到“死”字。不管死者是帝王还是贱民，都要用委婉的说法，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两种场合，所使用的字眼会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是针对语言使用的一般方法而言的，没有关注语言的精准性。如果每个人都乐意使用那有隐晦意义的词，
而且每个人都能明白别人这样表达的意思时，这个问题的结果，就不是语言的准确性问题，而是说话方式的问题了。
一个外国人无需有太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历，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听中国人说的话，你不可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事实上，即便是一个精通汉语的外国人，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能够听懂中国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他甚至能够把这些话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他仍然可能不敢断定说话人的真实意思。至于原因，当然是说话人没有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是或多或少地说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东西，然后希望别人通过这些能够揣测出他全部或部分的想法。
“讲究客套”这个习惯不但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不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诚挚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会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麻烦。
——﹝英﹞罗素
一个外国人要想和中国人相处顺利，足够的汉语知识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一个也不能少。但是，不管他的这些能力有多强，他仍然可能误入歧途，因为他的这些能力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说明中国人在生活中很委婉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让我们以我们最早接触的人——我们的仆人——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例来加以说明。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绝非无足轻重。某天早晨，一个男仆带着一副惯常的呆板表情出现在你的面前，说自己的姨妈病了，他不得不告几天假去探望一下她。我们不敢据此断定，男仆根本没有姨妈，或者那位姨妈并没有生病，又或者他根本就没有闪过真要去探望她的念头。但我们可以和善地推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与厨子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而厨子的威望恰巧又刚刚比他高一点。厨子私底下使了一些不正大光明的手段，让男仆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男仆只好找了个借口离开。
某人帮了你一个忙，事后，对你认为应该付给他的钱，他会坚决推辞。他会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收取酬劳，是有违“五常”的。你给他钱就是错看了他，如果你执意要他收下，就是在侮辱他。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嫌弃你给的钱少了，与他期望的相去甚远。当然，他也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暗示你，现在或者将来某个时候，尽你所能给予他更合意的东西。如果现在他收了你的钱，将来就没办法张口了。因此，他宁愿你欠着他这个人情，留待以后有了好的想法再说。
中国人谈起自己的利益时都很谨慎，因此，他们在言及他人时，为了避免冒犯他人或者带来麻烦，就会更加谨言慎行。尽管中国人喜欢聊一些家长里短，但是他们却能凭直觉断定，在哪些场合不该多嘴。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人时，他们会对偶然获知的事情讳莫如深。除非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行事才对他们最为有利，否则，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
没有什么比观察一个中国人下定决心，把一个不利于别人的消息通过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暗示——传播出去更为有趣的了。有的时候，某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传递消息的人还是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地给出一个暗示，说这件事情不能说，万万不可说。他心神不宁地四下张望，仿佛担心周围埋伏着窃听者。他压低嗓门，神秘地窃窃耳语。他举起三根手指，以手势暗示，他没有点破的那个人，就是那家的老三。他含糊其辞，言辞之间透露出事态很严重的样子，但在即将说到关键处时，却戛然而止，压下了整件事情中至关重要的论断，然后意味深长地对你点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传消息给你的人（其实这样说不太准确，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茫然无知，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会告诉你，早晚你会明白他说的没错。
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隐瞒一桩坏消息，转而用一种变相的方式将其散播出去。但是，中国人隐瞒坏消息的“好办法”很明显做过了头。我们认识的一位慈祥的太太，与两个窃窃私语的朋友“不期而遇”，其实，这两个人是专程来通知老太太，她那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当他们见到了老太太，被旁人问及他们在谈论些什么时，他们却反复强调只是纯粹拉拉家常——尽管不到半小时，就真相大白了。我们还曾听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离家几个月的儿子返乡，一位邻村的朋友告诉他赶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据此准确地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一次，我们受一个中国人所托，将一封信转交给一个出远门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的妻子突然去世了。邻居们发现家中无人看管，于是将他家里的东西席卷一空。但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几个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大字：“平安家书”。
中国人的拐弯抹角，还经常表现在当用数字的地方不用。一部五卷的书，每卷会分别冠以“仁”、“义”、“礼”、“智”、“信”的抬头，因为这是“五常”恒定不变的顺序。一部四十多卷的《康熙字典》，完全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按照偏旁部首来编排内容，而是按照“十二地支”来排序。科举考试考生的号舍也是依照《千字文》里没有重复的上千个字来排列的。
关于中国人这一特性的另一个例证，就是家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那拐弯抹角的称谓。实际上，已婚妇女是没有名字的，夫姓和娘家姓合在一起，“某某氏”便是她的名字了。在日常生活中，她则被称作“某某他娘”。比如，一位相熟的中国人向你说起“小黑他娘”病了。如果家里没有孩子，那么对这个妇女的称呼就成了一件麻烦事，她可能会被称为“小黑他婶子”或者其他拐弯抹角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为“外面的”，意味着他的丈夫打理外面的事务。还没有孩子的小媳妇，在提到丈夫时，经常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暗示夫妻关系的词汇而陷入窘境，有时她称丈夫为“先生”。有一次，我们听说一位被逼急了的妇女，情急之下只得用她丈夫的职业来称呼她的丈夫——“磨油的是这么说的。”
一位声望颇高的中国将军，在开赴前线时，途经一片沼泽地，他向沼泽地里的青蛙鞠躬致意。他希望借此让士兵们明白，这些青蛙的勇气是可敬的。普通的西方人看到这个故事，可能会想这位将军似乎要求他的下属具有强大的推理能力，但是，对一个与中国人朝夕相处的外国人来说，或许这种能力还要更强大才行。在中国，春节被称作年关，是一年一度的偿债时节。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来找我，他一句话不说，只是颇有深意地做着手势，用手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尽管我很惭愧地表示实在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他却悻悻地认为我是在装傻。他觉得，通过他的手势不难推理出，他希望借点小钱，同时又希望我能保密，即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中国人看来，吃（贪吃）、喝（嗜酒）、嫖、赌是四种最为常见的恶习，后来又加上了抽大烟。所以人们在谈到某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伸出五根手指评价说“他五毒俱全”，意思是他沾染了所有那些恶习。
中国人擅长拐弯抹角的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他们有着十分复杂的礼仪规范，因此，他们可以借助那些在我们看来十分荒谬、隐晦的方式对另一个人表达极度的不敬。例如，信纸的折叠方式就可以体现出一种有意的冒犯。信件开头的敬语没有顶格写也是一种侮辱，这种失礼的程度甚至大大超过英文中人名首字母不大写。在社交场合，如果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失礼的行为，就如同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或者没有根据客人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礼数如此之多，稍不周全，都可能传达出一丝轻慢的意味。这些轻慢中国人立马就能觉察到，但我们这些可怜、无知的外国人无数次地被冒犯也浑然不觉。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常常恶语相向，但那些有文学天赋的人，往往含沙射影，骂人不带脏字，话中真正的含义，被骂的人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明白。这种感觉，就像一粒包裹着糖衣的药丸，待到糖衣慢慢融化掉，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才会让人恶心不已。“东西”这个词语，表示一件物品，但是如果将“东西”这个词用在人身上，那就是一种辱骂了。同样如果说一个人不是“南北”，那也就意味他是“东西”，这是一种更为拐弯抹角的辱骂。
一个再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可以即兴捏造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这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除了外国人，没人把这些信口胡诌的借口当真，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全“面子”的花招而已。当身陷窘境，一个最无知的中国人也有充分的信心以无知做挡箭牌，让自己全身而退，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知道”、“不清楚”这两大法宝，就像上帝的仁慈可以湮灭一切罪恶一样，足以帮他们抵挡一切麻烦。
关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这一特性，没有什么比每天发行的《邸报》上呈现的例子更丰富的了。古语所说的“指鹿为马”这种无处不在的习惯在现在运用得更加广泛了。这一点，哪怕是在“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的中国，也没有什么比《邸报》这个神奇的棱镜反映得更真实的了。即使这是一个半透明的镜头，但经此反映出来的中国政府的真实本质，比其他所有的窗口的总和还多。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拐弯抹角而不愿意直接讲出真实的意图，如果这是一个普遍事实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比从一个人所说的话去揣摩他的真实意思更需要技巧的了，这一点，中国的官场生活就是最完美的例证。在中国的官场，拘泥于形式的程度，其他地方无出其右。在中国的报刊上，整版都充斥着一些年迈官员的种种痛苦描述和渴望退隐的诉求，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他的迫切的请辞被无情地拒绝，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些长篇的奏折被披露出来，真正的用意又是什么呢？一位被控犯罪的高官被确认无罪，就像每份奏折上所称的那样，但他确实犯有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过错，但谁能保证写奏折的人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呢？至于被指控的官员是否真的做过错事，恐怕没人说得清。
我们确信，如果一个人能够仔细阅读一份《邸报》，并理解其上所刊载的每一份文献，便能获得表象背后最接近真实的正确概念。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会胜过阅读这个帝国所有的书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担心，如果到时候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暗示的程度，好像他真是个中国人一样，我们只能听其言猜其意，那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
扩展阅读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节选
无论我们听得懂中国话与否，都要记住这一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更习惯于开门见山，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喜欢直接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中国待不了多久，外国人就会发现，中国人真正的本意，仅仅从他的话语中是不可能知道的。你很难从一个中国人那里得到所提问题的直接答案。当一个中国人讲话时，他的脸看起来像孩子一样平静诚实，说话的神态也轻松自然，但经验告诉你他所说的和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举个例子：假如你请来一个泥瓦匠，给他一项工程，让他用一周时间对这项工程做一个详细的预算。一周后，当他带着一张列有所需款项的纸来找你时，如果你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直接问他：“喂，你想要的报酬是多少呢？”
这时，你会发现这泥瓦匠愣愣地看着你。因为你问的问题与他本民族的习惯背道而驰。让他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避开这难以回答的问题，转而去谈这项工程如何困难，有多少复杂的工序，等等。
你变得不耐烦了。对他说：“工作中的细节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你要的钱是多少。”可他就像没听懂你的话一样，继续掰着手指向你列举所需的各种各样材料。你发怒了，问他到底要多少钱，可他还是一样的无动于衷。
你终于明白了与这种人作对是徒劳无益的，不得不满肚子怒气地听他说下去。直到他认为把一切该说的都说全了，最后才说出酬金——这个你最想知道的问题。
中国人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语言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人们的思想的。对中国人而言，语言通常只是作为一种载体。他们要表达的真实想法则隐藏在话语当中，只有通过推断才能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