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外国人对作为思想载体的中国语言有了足够的了解后，首先会注意到中国人的一个非凡天赋——他痛苦又吃惊地发现，无论他怎样吃力地表达，中国人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更加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他自以为完全可以就各种话题与公众或者任何个人进行交谈了。如果与他交谈的是个陌生人，特别是那些此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外国人的陌生人，他会再次尝到他曾在他的汉语处女秀中所遭受的痛苦。因为对方完全没有听懂，而且显然对方也不想听懂。他们面带优越的微笑，就像看着一个聋哑人费力地想发出声来。他们的神情好像在说：“你的话谁能听懂呢？你天生就没有一条说中国话的舌头。这不是你的错，但或许是你的不幸，你还是面对现实吧，别再拿这种事情来烦我们了，因为你所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下，你会忍不住对对方发火，并问道：“这下我说的话你听懂了吗？”“没有，”对方回答道，“我听不懂。” 中国人的误解能力还能达到另一个高度，那就是他透彻理解了外国人所说的每一个字词，但依然会因为忽视了一些细节而使得说话人的想法不能被完全领会，甚至完全不能被领会。所以，“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必须积累大量的用来表达“在此条件下”、“条件是”、“在这种情况下”等意思的短语。事实上，中国人既不使用也觉得没有机会用到这类短语，但对外国人来说就是另一码事了。
在中国，在所有与人的利益相关的事项中，钱是最为人所重视的一个因素。当一个外国人将为一件商品付钱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这是外国人的主要功能），将来要收到的“钱”在中国人看来便像“急需的军需用品”一样了。“等你干完了活，就能拿到钱。”但是，汉语中却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其他任何时态。一个中国人只会简单地说“干活，拿钱”，很显然，“拿钱”是他脑袋里最关心的问题，时间关系完全缺位。因此，无论他们为外国人干什么活，都希望立刻就能拿到钱，以保证他们能“有饭吃”。好像如果不是偶然得到这件外国人的活计，他就揭不开锅了一样。所以，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外国同胞，在中国进行交易，必须警钟长鸣，努力避免在金钱的问题上与人产生误会。把钱给谁，什么时候给，该给多少，给银锭还是铜钱，银子的成色和分量，“一吊”铜钱是多少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要和建筑商、经销商、船主签订协议，必须把对方应尽的各种职责义务都详尽精确地写进去，但即使规定再详尽，也难保不出纰漏。
在中国，人们对“抽自己嘴巴”的事习以为常。一个外国人雇了个中国船夫或者车夫，让他送自己到某地。但有时候，这个中国人会断然拒绝履行合同。例如车子陷入泥坑里，车夫使出吃奶的力气挥动皮鞭拼命地抽打骡子——骡子也不为所动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死硬的车夫就犟得跟他那头骡子一样，不肯前进一步。鉴于这种现象，我们往往会想起德·昆西博士（Dr.De.Quincy）那个苛刻的评论，他断言中国人“固执得像头骡子”。其实德·昆西博士说得不完全对，中国人和骡子还是不一样，骡子不会改变他的脾性，而这个任性的车夫却不同。他在半道公然违抗他的雇主，雇主明确地警告他，如果他再不听话，他的“酒钱”将会被全部扣掉。即使如此，他仍然我行我素。但在抵达目的地后，他却准备花上半天时间又求又拜，恳求雇主打赏那早些时候他还嗤之以鼻的“酒钱”。所以，旅客同他的车夫、船夫等立个字据，是最起码的审慎之举，以杜绝可能引起的误解。
“先说断，后不乱”是中国人的一句至理名言，但事实上很可能是，人们绞尽脑汁预先达成了协议，误会依然会出现。很多侨居中国的人都发现，无论他多么小心谨慎，钱的问题都是最会带给外国人麻烦的东西，不管你打交道的是知书达理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力。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利用误解捞到好处的天赋。就像腊月里北风可以通过门缝钻进屋子，河水通过破洞流进船里一样，通过钻空子来牟利对他们来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某些方面助长了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就像古代波斯人自幼拥有拉长弓的技能和不撒谎的品格一样，中国人很快意识到，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不论对敌还是对友，都有着一种诚实、公正的天性。对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这种品质，就像在提图斯时代罗马人发现的犹太人的一个习惯——无论战事多么吃紧，犹太人每逢周日都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一样奇异，一样可以被利用。
这个民族的最大怪癖是获取利益。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调动自己所有的伎俩，采用各种手段向那些可能促成交易的人献媚，巴结对方，就算是非常琐细的事情，也要充分利用达到最大的目的。
——﹝法﹞杜赫德
在1860 年之前，外国人与中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交历史，就是中国人容易误解别人天性的长长例证。在此之后，这种天性一点儿也没被耗损。在任何情况下，外国人都会信守承诺的观点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并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偶尔也有外国人不守信用的个案，但中国人仍然坚信，“外国人会信守承诺、公正处事”。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中国人获得了一个支点，他们相信即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也能搞定。“你确实是这样说的！”“不，我没有那样说。”“但是当时我们都认为您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认为您的话是这个意思，请原谅我们的愚钝，把钱给我们吧，这是您当初允诺要给的。”这就是大多数外国人和中国人发生纠葛的核心内容。这类事件，有97% 的结果是以外国人乖乖付钱告终。就像中国人深知的那样，为了严守诚信的形象，外国人一定会给钱的。在那一百次讨钱中不成功的三次，中国人也会用其他办法让外国人就范，并且三次中又有两次会成功。
对于一个经历丰富的读者而言，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误解数不胜数。你让一个苦力清除院子里的杂草，好让那刚刚萌芽的珍贵草皮更好地生长。结果，这个漫不经心的家伙居然挥起锄头把整片草地铲得干干净净，整个院子一片荒芜，他还认为这样才叫干净。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吩咐厨子到远处那唯一的市场上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仔鸡，结果他根本没买鱼和鸡，却拎着三只肥鹅回来了，他说他以为这就是你交待的。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打发听差赶在收发室下班之前把一包重要信件送去法国领事馆，他灰头土脸地回来告诉你，法国领事馆不肯收下这些信。原来，他把信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这时，你也来不及再把信送去法国领事馆了。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意思。
在中国，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被误解啊！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足以说明这一点。我的朋友与中国一家银行的老板相熟，有一天，他去拜会这位银行老板，言谈之间讲到这附近刚刚发生过的一场毁灭性的大火，我的朋友为大火没能烧到银行而向这位老板衷心道贺。谁知，这位老板听了，勃然变色，继而愤怒地说道：“你这是什么话？说这话也太不合适了吧？”事后，我的朋友才知道，自己之所以冒犯了那位老板，是因为他的话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大火再烧近一点话，银行就可能被烧毁，那就太不幸了。这种话是不吉利的，即使是表达祝贺，只要话中含有这种不幸的暗示，依然会触犯中国人的忌讳。一位初到京城的外国人在街上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于是他便对那个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去的时候，请你喊一下我的小儿子，让他出来看看这只小骆驼，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一定会让他非常开心的。” 车夫经过长长的沉思后答道：“如果你打算买下这头骆驼，但你不懂得养它，它一准会死掉！”
有一次，我参加一场中国人的礼拜，布道的牧师讲的是先知以利沙治愈乃缦的故事。牧师描绘了亚兰王的大元帅乃缦来到以利沙门前，随从争相为他叫门的情景。为了尽可能生动地再现当时的情景，牧师模仿乃缦的随从，戏剧性地大声喊道：“看门的，快开门，亚兰王的元帅驾到！”就在这时，让牧师大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坐在后排的人箭一般地冲了出去。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误解了牧师的话。他是这座教堂的看门人，因为他不知道前边讲了些什么，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去，为乃缦开门。
错误百出，是中部某省份的一个传教士对另一些听众的观感。为了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传教士用投影放大器来展示一只普通寄生虫的高倍放大图像。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像埃及鳄鱼似地横陈在银幕上时，只听得一位听众满怀敬畏地小声说出了他的新发现：“瞧，这就是外国的大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