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部队办农牧场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苏联逼债，人为的灾害造成国家连遭三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粮食物品短缺，有的地方饿死了不少群众。甘肃省一个饼子二元，一个鸡蛋五角，水果糖十五元一斤，牛羊肉限量买，什么都凭票买，一时造成人民群众的恐慌。当然经过党中央、国务院采取许多政策措施，逐渐改善，使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国民经济大有改观。三年困难时期部队也不例外，粮食短缺，肉类副食买不到，部队每人每月粮食四十五斤，由于劳动强度大，年轻人也难以吃饱，还是瓜菜代，汤面大头菜（即回子白与白面条一锅煮）。团办农牧场。
上级领导机关为了保障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部队可以办农牧场。于是汽九团1960年在青海省兴海县大米滩和江西沟办农场，同时在野牛沟办牧场。在江西沟草滩上开了两千余亩荒地种青稞五百亩，约收一万二千五百余斤，种油菜一千五百亩，收油菜籽一万两千六百余斤，都分给各连队、团机关食堂，以辅助粮食及食油的不足。
青稞主要是作猪饲料，养了猪就有肉吃，吃了猪肉就可以节省粮食。牧场主要养羊和牛，在牧场草滩放牧，请牧民照料，派一名干部和几个战士管理牧场，一年就可以平均杀羊六百余只，每只三十至四十余斤，分给各连队和机关改善伙食。另外，团里组织了打猎队，去打野驴、野牛、野马，一次能打几十头野驴、野牛、野马，每头平均杀二百五六十斤肉，最重的可杀三百余斤。野羊能打二三百只，每只平均出肉四十余斤。同时在青海湖捞鱼，一次可捞一千余斤。所有这些肉、鱼都分给连队和团机关食堂辅助改善伙食，使干部、战士提高了体质，保障了一定的战斗力。军委为了保证团以上领导干部的体质，每人每月发黄豆三斤，以体现党对领导干部的关怀。
青海的兴海县大米滩办农场。由于粮食的短缺汽九团于1961年在兴海县的大米滩开了四百多亩荒地。这里的地形很好，有山有水没有路，处于黄河边是个小盆地，气温适宜种小麦。虽然大米滩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插稻子，能种其他谷物。有个问题因山隔着，没有路，只有一条小的人行道，团里决定首先修通公路。由副团长张汗兴同志带领，司教连二个排由曹广忠连长及学过道路专业的黎运兵同志去大米滩修路。
因团里没有测设仪器选线路，团里派宋惠恩同志到青海省测设队求援，还很顺利，该队满口答应，不几日即派技术人员选线测量制定出公路设计图纸。路线长近一公里，张副团长即准备炸药、推土机、拖拉机及其他工具开始修建公路，先炸山再挖土。
张副团长熟练的用炸药炸山，亲自驾驶推土机推坡运土，这里是土山，地形是半填半挖，刚好将左边的土推倒右边的小沟里，填成一条近四米宽的公路。这是最理想的线形，经过干部、战士四十余天的辛勤劳动，一条一千五百米长的简易公路修通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马上准备春耕，拖拉机可以开进来，种子肥料可以运进来，一切需要的东西材料能运进来，一切准备好了就开始开垦荒地，经一个月的拖拉机的开荒，四百多亩平平整整的土地躺在那里等着主人去耕耘，小麦种子也随之运到农场，集中精力去播种了，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都种上了小麦，紧接着与当地政府联系好，修渠灌溉小麦地。副团长调来一个连的兵力，十余天就将所有主渠道、支流线路都修通了。
水是从黄河引来的，既用水方便又灌溉十分充足。当年小麦就大面积丰收了，每亩就产二百余斤，总产八万余斤，除留足小麦种子外，每个单位均分六千余斤，解决了小麦短缺的问题，使部队的体力素质提高了，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部队生活有所改善。大米滩的美称是米粮仓、花果山。平平整整的田地，绿油油波浪似的一米多高的麦田，真是人见人爱，特别是新修的公路两旁栽的穿天杨已长成小孩的胳膊粗了，靠麦田的小山坡上修成梯田可以浇水，小麦地堰上都整整齐齐地栽着杏树和桃树就快结果子了。
春季杏树和桃树都开了花，绿树成荫，果实满枝。麦苗、景色一片，大米滩成为汽车团美丽的家园，青藏高原汽车兵深深地爱着绿色的大草原。
汽九团办的农牧场在青海省农业部是挂了号的，真是小有名气。省农牧业厅对该团的土地划分及农业技术方面都给予积极支持，对放牧的草地尽量给与照顾，在牧业区对放牧草地划分经常引起纠纷，因为放牧草地是牧民的生命线。该团的牧场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在牧区的影响是比较好的，军队后勤领导机关经常强调不能与牧民争利争草地，牧民是靠草地生存、靠牛羊生活的。
汽九团的农牧场管理的是较好的，多次评为草原上的好农场、好牧场，经常受省农牧业部门的表彰，特别是该团大米滩农场，牧民称为青海草原上的“明灯、绿园”。军区后勤部门要大米滩农场，兴海县牧场写材料上报军区后勤部，几次写得都不行，最后场里要求后勤部派人来整理材料，因为汽车团是归后勤运输部门管理的，因此运输部门派了一个写作“秀才”来帮助整理材料，据说是个科领导，场里对他十分照顾，场长将他们写的初稿给这位“秀才”，“秀才”一会就看完了（其实他只翻一遍，没认真看），对场长说：“这稿不行，差远了……”场长说：“”情况也没反映出来。”秀作为反映情况可以吧！“才傲气的说：“我重写吧！”三天后，场长将“秀才”写的稿子交到部里。隔了几天上级领导给场长打电话说：“这稿不行要重写。”于是部里又派了两个同志重写了一稿，才交了差，那个秀才再没吭气，当天就走了。
农牧场移交当地政府。上世纪6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基本好转，部队随之供应有了好转，党中央决定：部队连续搞农牧业生产，已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应将部队所有办的农牧业生产无偿交给当地政府。于是汽九团在青海草原办的农场、牧场以及兴海县大米滩农场全部无偿地交给当地的农牧业部门，将农牧场的一切资产移交清后，在农牧场的所有军人全部返回部队。
2.社会主义教育
党中央、毛主席1965年发出号召，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政军民全要积极参加受教育，而且党政军民团体都要派出干部，组成工作队在领导干部带领下到农村、基层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提高全民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当年8月汽九团政委秦民生同志传达兰州军区电话会议精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军队排以上干部一律要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
经团党委研究，全团干部分期分批由团领导带队到上级指定地方参加社教。第一批抽调机关连队干部三十二名同志，组成社教工作队，进行了简单准备、思想动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秦民生政委带领下，到青海省化隆县进行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队员分到各公社、生产队，有三人一组，五人一组，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根据县里的安排进行工作。
其间，团政治处派电影队到化隆县，慰问团社教工作队员和当地居民，周围几里地的村民都赶来看电影。电影鼓舞了队员的干劲和斗志，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社教工作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于1966年3月春节前回到了团驻地。
1966年4月，团党委决定第二批干部到军区后勤部所属单位搞“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阶级、清思想、清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团里派黎运兵、楚玉卿、马玉金、赖传廉、晏贤士等十余名同志去军区后勤部修理厂（即七四三七工厂）搞“四清运动”，参加军区后勤部组织的“四清”工作队。个人进行了准备，领足粮票、伙食费和必要的衣物、日用品，简短开了个会，团里指示黎运兵带队，于当月下旬到兰州军区后勤部机关报道。这次“四清”工作队共有五十六个人，来自后勤部所属总医院、一三三医院、六零五厂、工程团、汽九团，汽十四团、后勤机关等单位。在后期集中学习一周后，由后勤部政治委员陈克功率领，浩浩荡荡进入军区后勤部所属的汽车修理厂，时任厂长杨光辉同志。
这个厂是原国民党从云南调往西北甘肃省兰州的。那时，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先生和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先生尽管属国民党反动体系，但他们属进步人士倾向于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兰州时将这个汽修厂保存完好无损，后来这个厂一直驻扎在兰州市拱星墩。
工厂是接收国民党的烂摊子，因而兰州军区后勤部派出王成钦军代表到厂里进行清理整顿，经党的改造政策，使该厂广大职工干部，特别是一些老修理工，技术人员，近五十年为我军汽车修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清工作队进厂后，首先是宣布了“四清”工作队组织机构：队长陈克功，副队长王景周（后勤运输部副部长），王迎之（后勤政治部科长），下设政工组组长李照明（汽九团政治处副主任），办事组组长（副队长兼），经济组组长吴政民（后勤财务科长）。汽修厂各车间设“四清”工作组：第一组组长赵波（后勤卫生部科长），第二组组长李琳（后勤运输部副科长），第三组组长徐成芳（后勤五零四厂副主任），第四组组长楚玉卿（团连指导员）。当即开了与厂领导，全厂职工群众见面大会。
陈克功队长讲了话，厂领导表了态，而后分头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主要是先了解情况，深入群众交朋友，发动群众为展开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接着调查研究，派人到云南省、贵州省、陕西省出去调查一些人的历史问题。
有的长达三四个月，掌握第一手材料。随之，召开动员大会，小会面对面交代问题。这期间工作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利于真实材料的掌握。这样进行了两个多月，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甘肃省兰州市红卫兵小将也已出现，开始抓“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特别是地方政府、各级机关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有的已停止了上班，红卫兵到处抓当权派。军区汽车修理厂因为是军队管辖，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来军委规定：师以上单位进行，团以下单位不搞文化大革命。汽修厂是团以下单位当然就不搞了。可是“四清”工作队已受到影响，有些工作已难以开展，这样，工作队进行了近半年，直到1966年10月下旬，军区后勤部机关早已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了后勤所属的汽车修理厂。
虽然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实际波动很大。厂党委和“四清”工作队已难以控制汽修厂的局势，特别是军区后勤机关有几个同志在厂里“搞四清”，他们对“文革”理解较深思想活跃，有次“四清”工作队召开队员大会，队长正在讲话时，突然有个同志站起来高喊：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开什么会，我们到军区后勤造反去！这一喊会场乱套了，队长也不讲话了，会也散了、人也乱了、队长也傻了，人乱哄哄的往外挤。看到这么乱，有个同志说，要去应有个秩序，对对，咱们选个头吧！最后在三四个候选人当中定了个姓黎的，有秩序的走出了大楼。不知什么时候锣鼓、红旗、汽车都准备好了，这时又一个同志喊“到厂里车间转一圈再去后勤”。这时，谁也控制不了局面，大伙乱糟糟的挤进各车间，并喊着：我们去后勤造反去，造反去！各车间的工人都愣着傻眼了，工作都停了下来。闯完各车间到厂门口坐汽车（领队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准备好汽车的，看来是提前有准备的）敲锣打鼓到了军区后勤部驻地东教场。这时后勤部长黄曹龙、政委陈克功等领导已在办公楼外面等候着，还围了一圈群众看热闹。
这时，工作队员（有的同志未去）下汽车围了过去。领队人对部长政委说：我们是汽修厂“四清”工作队队员，文化革命开始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大家要回工作单位，不搞“四清”啦。政委说“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就这样结束回到厂里。回去后领队人当众说“我干不了，大家另请高明”。就这样散了。“四清”工作队仍由原队长领导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后勤宣布“四清”工作队停止工作。随之汽车团的同志于当年11月都回到部队工作，“四清”工作也就结束了。尔后有人反思说，当时中央1966年“五一六”通知已经发表，特别是当年8月8日党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经公开发表。“四清”工作队那时停止工作是明智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那不是很好吗，然而，没有这样做。“四清”工作队领导受到厂里群众围攻是自然的事了，当然现在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本身就是错误的。
给党、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是汽车团的同志从汽修厂回到团里，领导讲：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可以给后勤部写大字报或小字报。所以有的同志就写了小字报，内容是军区后勤部有派性。后来这个同志受到批评，作了个人检查。
3.“三支两军”
1967年下半年，汽车团根据党中央有关指示先后有团长肖俊岳、副团长张汉兴、副政委蔺怀鹏、政治处副主任李照明也都去“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团里就没有政工领导干部，那时，团里的四个解放牌汽车连队在酒泉基地搞科技建设运输，政委秦民生在那里主持工作，参谋长刘胜也在基地。而汽车团驻西宁留守处有五个汽车连，一个修理连，一个司训队，除了执行繁重的平叛作战运输、边境平叛运输外，有团“五七”农牧场生产任务，还有军区指定的汽车驾驶员夜间训练试点任务。
然而当时留守处只有副团长张汉兴、副政委蔺怀鹏、副参谋长牛希增、副主任李照明、处长张世亮。后来团长回到西宁留守处，工作不久就和副团长、副政委闹矛盾，搞不团结。团长在军人大会上公开讲：“有人想当团长（暗指副团长），我还没当够呢！”据说有的干部在下边讲：李团长怎么这样讲话，水平太低了，不怕影响部队的稳定？另一个干部插话说：团长在机关就搞不团结，“三八”式老干部，军衔是少校，在机关当助理员，有名的三大少校之一啊！噢……从这以后据说将副政委通过上级到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支左，又将政治处副主任派到甘肃省公安厅搞军管，就这样汽车团驻西宁留守处就没有政工领导干部了。
接着又将副团长张汉兴同志也派到陕西省西安支左去了，就团长一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因此造成管理工作不太正常的局面。
支左干部。开始“三支两军”干部的选择，据了解内部情况的同志讲：三支两军干部的对象就是将来转业的对象。事实也是这样，据支左管干部的同志统计：某大单位“三支两军”的干部有副组长以上者（团级以上）干部共有三十名，属于一是年老体弱文化低者；二是水平低工作能力弱者；三是犯错误或是不受部队欢迎者；四是大专毕业有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偏强者；五是先进工作者模范人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