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第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紧接着是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的崛起。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改变了落后的面貌，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公认为另一个世界经济奇迹。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人们会发现这一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营管理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它们都善于把当代西方科学的管理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经营思想与管理模式。所以西方学者把中国、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定为儒家文化圈。可见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可以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管理，管理的重心在于管人，管人的精髓在于管心，管心的精髓在于共同认可的文化。文化是企业发展之魂，儒家文化是管心的文化，儒家文化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中国几千年管理文化中，儒家的管理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并不仅仅有“坐而论道”的气派，而且有“经世致用”的胆魄。儒家的管理之道就是“经世致用”的重要体现。中国儒家管理思想源于华夏文化，兴之春秋战国，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儒家的简单的朴素的管理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虽然看上去没有现代管理思想那么华丽，但正是这些简单的想法蕴含着无限真理，从这些简单的思想中，可以通过抽象的概括和升华，在经过实践检验，总结出无数的新管理方法和理论，正是这些简单思想才是无数现代管理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基础！
儒家的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由“仁”、“礼”和“中庸”三部分构成的，儒家总思想在管理领域的具体应用。“仁”主要是一种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包括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管理伦理。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在儒家看来，应该以“仁”为核心，并且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自然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仁者爱人”的管理思想。他用“仁者爱人”的观念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以此消除内部冲突，同时“爱有差等”，并且把这种“差等之爱”的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它以“仁”为内涵，将其具体化并应用于管理实践，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它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其基本精神是通过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管理思想的精髓与原则，强调通过道德的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使之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达到管理的有序化；同时，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在尊重这一原则情况下，注重用人，取材的灵活性与变通性，以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把人从宗天神学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以后，儒家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
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前提。在管理思想史上，人性假设中国以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二重论为代表，西方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为主要代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经济人假设——X理论，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性恶论相似，它的特点，是管理者对人性作了一个假定，人性丑恶，人们基本上厌恶工作，对工作没有热诚，如非必要就会加以逃避。人类只喜欢享乐，凡事得过且过，尽量逃避责任。所以要使之管理有效，雇主必须用严密的控制、强迫、惩罚和威逼利诱的手段来对付之，例如扣减工资，取消休假等，使工人能够保证生产水平。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多数人天生是好逸恶劳的，工作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负担，工作毫无享受可言。只要是有机会，他们就尽可能地偷懒，逃避工作。大多数人都没有雄心壮志，没有自己为之奋斗的大的目标，也不喜欢负什么责任，而宁可让别人领导。他们缺乏自信心，把个人的安全看得很重要。社会人假设——Y理论，与中国古代性善论相似，它假定人性本善，假设一般人在本质上并不厌恶工作，只要循循善诱，雇员便会热诚工作，在没有严密的监管下，也会努力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一般的人不仅愿意承担责任而且会主动寻求责任感。其主要内容是：一般人都是勤奋的并不是天性就不喜欢工作的，工作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就象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对有的人来说，工作可能是一种满足，因而自愿去执行；而对另外的一些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处罚，因而只要可能就想逃避。到底怎样，要看环境而定。
儒家建立了以人性本善和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性善论是儒家主流的主张。孟子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善端”，即善的萌芽，人的善端表现出来就有善心和善德。人所具有的这种善德是人从事一切有利于社会行为的内在依据。《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至于恶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是来源于耳濡目染，另外是追求感官刺激的结果。如果人能把握住这两道产生恶的来源，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够达到善的目的。
儒家性善论和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奠定了儒家管理理论的人本主义倾向，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性善论分不开的。人本主义倾向把人从宗天神学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在宇宙中，在社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加之孟子对人性善的宣扬，从此以后，儒家始终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以及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成了儒学一贯关心的课题。儒学明确断言，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根据人在宇宙和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儒家做出了人性本善的假设。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性质。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重视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强调道德在管理的有序化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像将“德”放在北极星儒家的“为政以德”和“仁政思想”是道的管理的体现。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去，使之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行为，不是通过外在的而是通过内在的把人性中的最积极的东西调动出来，实行内在的管理自我控制，来达到管理的目标。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对于仁的解释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
儒家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认为在组织管理中要讲究“恕道”与“和谐”，它是维护组织内部社平衡与和谐的道德基础。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实行“恕道”才能实现和合的氛围。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只有相互宽容，互相理解、相互克己、相互忍让才能达到和谐。儒家“恕”的内容包括：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礼记·中庸》）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欲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
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恕”与“和”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为用，互为因果的。为此，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它是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所以需要以“忠恕之道”进行有效管理。上级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都应该讲“恕道”。管理者上层与下属之间讲“恕道”，首先，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级对待下级要讲原则，要以礼相待，下属才会尽心竭力的工作。“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十二年》）
儒家的“恕道”在日本形成了日本管理文化的宽容性特征，这种宽容性的管理，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
儒家人文主义的管理理论，以尊重人出发，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人性假设为基础。在现代的管理实践中，尤其在东亚，建立起了科学的儒文化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儒文化注重从内心上管理，西方文化注重从形上管理，形成两大管理系列，一是技术管理系列，科学管理创始人泰罗以及后来者他们所创立的系列管理模式——MBA管理，是一种刚性管理，当然其中也不乏文化管理的要求，但不构成其主流。二是文化管理系列，文化管理是管心的艺术，是柔性管理。我们倡导的文化管理，是管心的文化，文化管理大体上源创于东方。但我们并不排斥技术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原则的企业将是混乱无序的企业。两大管理系统，一“东”一“西”，一刚一柔，一内一外，刚柔兼济，内外相谐，“东”“西”结合，才是管理的最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