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短，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用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
——魏源
在第三章治国之道中讲到了重贤，在第四章为官之道中讲到举贤，本讲则重点讲一讲儒家怎样用贤！在管理实践中，对人的管理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用人之道在管理理论中显得尤为重要。儒家的用人之道，是与其基本思想一致的，注重在用人过程中的“仁”与“礼”的思想，同时也注重用人的有效性，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用人方法。
儒家认为在用人之先要知人，在与其接触过程中考察他的道德品行与工作能力，诸葛亮就总结了很好的经验，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辞辩以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一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变”，就是向他提出矛盾的观点，看他的辨别能力；二是“穷人之辞辨而观其变”，就是同他辨证一个问题，看他的辨才和机智应变能力；三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就是请他出谋划策，看他审时度势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告之以难而观其勇”，就是把面临的危险告诉他，看他的能力和牺牲精神；五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就是在开怀畅饮的场合，看他的自制能力和醉酒以后所显示的本色；六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就是让他有利可图，看他是否廉洁奉公；七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同他约定某种事情看他的信用。
儒家认为，知人，还要知道人的长处与短处，取其长避其短，这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世界上绝没十全十美的事物，即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又都有自己的短处。如果用人求全责备，那是障蔽了我们识人用人的眼睛，就无人才可用。唐太宗李世民说：“人之所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短，取其所长”。宋代的王安石认为，“一人之身，原有长短”，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用人的时候，“取其长则不问其短”，“可以任则任，可以止则止”，“以其人长于某不而任之，在事虽短何害”？对德厚才高的人，任其为长。对德薄才下的人，任其为佐属，要充分发挥第个人人的特长，不能责人以细过。王安石认为，人的才智是差别的，能力是有大小的，用人时一定要把人才放在相应能级的岗位上，能力强的大用，能力弱的则小用，“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明代薜王宣说：“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可用之才也。”可见，自古以来就有用其长而避其短的丰富理论和经验，这也是合符人才任用规律的。因此，任何层次和任何类型的人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是相互相存的，所以，我们使人才时就不要求全责备，用其所长的一面，避其所短的一面。这是任人之道的重要问题，不可忽视的。所以清代的魏源说：“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短，不人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用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唐太宗认为，使用人才就是要和使用器具一样，不同的器具自有它不同的用处，只要是有用的器具，用的得当就有它的价值，如果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有才德之人，何时何地都存在，只不过是看你有没有慧眼识英才的本领，有没有使用英才的的魄力而已！
知人还要知道每个人的才能的大小，与每个人才能的不同与各自专长，做到量才授职。刘勰说：“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受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刘子》）唐代赵蕤也提出“量才授官，至理之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的“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用之，安得不殆乎？”（《长短经》）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即“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俗人，通人过儒生，文人过通人，鸿儒过文人。”鸿儒是人才的最高层次。晋代傅玄把人的才能分为九等，然后根据人的才能的不同，而委之以任。傅玄说：“凡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本；四曰，学才，以综经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经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谏。此量才者也。”（转引自《长短经》）也即是要根据人的不同的能力而任之。他还强调不同的事情，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来做。他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人的才能是有差别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才能，真正说起来，世界上是没有全才的。因此，一些适合于作方面的工作，另一些人适合于作另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认识一个人的才能的不同，从而委之以不同的任务，授之以不同的职务。这也是我国古代任人的一重要的原则。为要做到扬长避短，必须要分别人才的层次和类型。关于人才的层次问题，不同的标准有不同划分法。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一天，汉高祖设酒宴于洛阳南宫，刘邦问群臣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真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为我所擒也”。这一段话表明善于用人者则事业兴旺，不善于用人者则事业无成。刘邦比项羽善于用人，所以刘邦取得了成功。
用人为要大公无私，任人要不避贵贱，不避亲疏，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有有才干就任用他。唐代韩愈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即是说，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或和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用或弃，而是大胆使用。
用人还要有胸怀，做到宽容大度。三国时的陈寿说“苟得其人，虽仇必举”。用贤不避仇必须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楚庄王在平定斗氏之乱以后，举行宴会庆贺。在宴会上，楚王命他的宠姬许氏为群臣斟酒，有一个臣子叫唐狡的，见许姬长得非常美貌，借风吹灭灯之机，拉许姬的袖子。许姬顺手将这个人的冠樱摘走，并走到楚庄王面前，告之此事，要求楚庄王查处。楚庄王听了此事之后，不但不想查处。反而命令掌灯的人把灯灭了，叫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把冠樱摘下来。这样就辨不出拉许姬的人。后来，楚庄王攻伐郑国时，唐狡拼死护卫庄王，楚庄王十分感动，问其原因时，才知道当时拉许姬衣袖的人就是唐狡。正是楚庄王以宽容的态度对下属，才赢得了唐狡对他的忠心。
儒家是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培养人才，尤其是德育，努力把各种人才都培养成德才兼备的谦谦君子。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也人类历史上的的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开展德育的目的，是为了为社、会国家的管理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使社会得以成为文明的和谐的社会。
在儒家，管理上提倡“德治”，但也不忽略相应的惩罚措施，主张“德主刑辅”。孟子也曾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屡上》）。在人才管理上提出了“赏行罚威”的观点，主张把赏与罚结合起来，荀子说：“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式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已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在这里荀子是把奖与罚和人才的任用结合起来的，也就是说他是把奖罚作为人才管理的一个重要法则来提倡的，只有赏罚分明，贤能之人才能得到提拨任用，不贤能的就被斥退。
我国古代就有系统完整的论功考绩制度，以明赏罚。为了要调动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必须要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功大者得大奖，功小者得小奖，无功者不奖。汉代王符提出考功制度，他说“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则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懦，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破家之道也。”“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生，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盖所以昭贤愚而劝能否也”。（《潜夫论》卷二）“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即有功劳贡献的人就晋升，有过的人就罢免，既无功劳又无过失的暂时保留其职务。李觏也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官大盖，吏民趋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贵之也；禀财给谷，农桑赋贡，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李觏认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以功过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任用，结果是：“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所引均见《李觏集》），从而能够达到社会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