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2:00，内阁会议召开，总理拉宾和国防部长佩雷斯都期望会议能够速战速决。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行动的支持者。不过，会议上的争论远比他们的预期持续得要长。在总参谋长古尔递交一份行动纲领时，一位部长就发问：“你估计会有多少伤亡？”古尔说，这很难预测。但根据昨天的模拟训练，他觉得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损失可能很低，但可能也有近20名人质将被杀害。29同时，古尔也承认，谁也无法预料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会发生些什么。成功，来自出其不意。如果恐怖分子哪怕提前一分钟得到预警，只需几颗手榴弹和一阵冲锋枪扫射，他们就可以将人质全部杀害。那样，突击队到达的时候，人质将无一生还。而且，突击队还要在数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和恐怖分子交火。哪怕是任何一点差错，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整个突击队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古尔强调，参与行动的队员全都是以色列最出色的军人。
古尔的分析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冗长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辩论开始了，有人提出许多质疑，也有人持有保留意见。
毫无疑问，这是以色列政府有史以来面临的最艰难的抉择之一。拉宾总理直言，如果这次突袭行动失败，政府将不得不引咎辞职。但到了最后的表决时刻，所有人都举手以示赞成。而仅仅两天以前，内阁还投票一致决定向劫持飞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阵”妥协，满足他们的要求。新的决议由内阁成员集体做出，但最终的责任却落在了总理伊扎克·拉宾身上。
下午3:30，在以色列政府调兵沙姆沙伊赫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消息传来，要继续执行命令。实际上，在内阁还没有达成决议时，为了争取时间，调兵的命令事先已经发出了。如果内阁否决突袭行动的话，兵力仍然可以撤回国内。
约尼上校告诉侦查营的士兵，他们要起飞了。“准备行动，”约尼向队员们高呼，声音被刚发动的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
“约尼把这个消息四处传达给队员，而队员们都对展开行动表示惊讶。”谢尔穆回忆道，“约尼并不是渴望战斗，而是对继续执行命令没有丝毫的顾虑。你可以看出，他感觉非常舒服，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其他队员也都有同感：自从命令下达的那一刻起，约尼就表现得格外轻松自在，而且整个飞行过程中都是如此。
虽然不免有一点焦急，队员们的整体气氛是非常积极乐观的。在他们从罗德登机出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就非常自信,只是现在这种自信变得愈发地强烈了。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在离开沙姆沙伊赫的时候，我感觉很棒，我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甚至在我的脑海深处，我没有任何的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担忧。”一位军官这样回忆。而就在十二小时以前，他在入睡时还心神不宁，担忧侦察营还没做好准备。要知道，他可是经过了模拟训练和一整天繁琐的准备工作的。昨天还在和朋友商议如何让突袭行动被否决的另一位军官，说道：“我们登机的时候是如此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信是被约尼上校激发的。”对于成功地解救人质，队员们不再有任何的怀疑。现在唯一让他们担心的是，能否从恩德培机场脱身。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的非洲大陆被阻击的可能性，也萦绕在他们心头。
士兵们被要求马上登机。为了保持行动的隐秘性，在到达沙姆沙伊赫之前，约尼上校没有让突击队员穿上迷彩服。后来登机之后他发现，飞机上的空间太拥挤了，无法更换服装。布克里后来回忆说，他们站在飞机跑道上，迅速脱下了平日深绿褐色的军装，然后换上斑点式的迷彩服。
这个时候，肖姆龙将军刚好经过，他朝队员大吼：“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谁需要这些无用的东西？”士兵们没有回应将军的咆哮，一直到换装完毕。“整个行动都依赖于这个计谋的时候，他却说我们换装毫无意义。而且，我们还要对计谋守口如瓶呢。”布克里说，“在你参与如此重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时，突然有高级军官开始对你大喊大叫，而仅仅是为了一个二十秒就可完成的小事情……这确实让人感觉很不好受。”
4架大力神运输机的装载量比平时训练时所允许的大得多，也可能比任何一架大力神曾经的装载量都多得多。飞机的油箱装得满满当当，就连机翼油箱也是。除了空军的机组人员外，沙尼驾驶的大力神1号搭载着侦察营的29名突击队员、3辆军车，以及52名伞兵和肖姆龙将军的部分指挥官。
那提驾驶的大力神2号也许载重量更大。它搭载了侦察营的2辆装甲车、16名士兵、肖姆龙将军的指挥用吉普车和另一半指挥官，外加17名伞兵。
大力神3号由少校阿耶驾驶，搭载了侦察营的2辆装甲车及其士兵、30名戈兰士兵及其吉普车。
哈利里驾驶的大力神4号上，有2辆法国标致生产的卡车，一辆为戈兰小分队准备，一辆为运输油泵准备。这架飞机还搭载了自己的油泵、10个人的加油小组、10个人的医疗小组以及20名戈兰士兵。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跑道横卧在一个低矮的山丘上，以致飞机在加速起飞的时候很难识别跑道的尽头。不过，大力神飞机正是为这种临时的战地跑道而生，飞行员也习惯了短距起飞。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极度的震惊，因为飞机加速非常吃力。在控制塔的人员看来，好像飞机还没离开地面，跑道就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沙漠里近100度的高温使引擎的动力降低了三分之一。沿着跑道、迎风向北的一段行程，似乎特别的漫长。最后，飞机终于凭着一点累积的速度腾空而起，冲入云霄。
飞机爬升到一定的高度，沙尼想掉转方向朝南飞，但他发现不能这样做。飞机现在的飞行速度只离可能熄火、失控甚至坠毁的速度高出两三节而已。大力神的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沙尼每次试图转向的时候，飞机就会开始剧烈晃动，以至于他又不得不回归原来的航线，以确保飞机及其负荷的安全。“估计没有哪个负责的飞行员曾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操控过飞机，”沙尼说。
过了不久，飞机趋于平稳并且有惊无险地实施了转向，朝南飞向非洲大陆。飞机保持水面上200英尺的高度超低空越过广袤的红海，以此来规避东边沙特和西边埃及的雷达监控。不过，由于海面上的气穴比陆地上的少，这段航程比前一段明显轻松了很多。当有过往船只被机群探测到或被机组人员亲眼所见，飞机便一个急转弯以尽可能远离它。所以，地面上没有人注意到这四架南向航行的军用飞机。当然，这使得飞机不断地偏离预定的航线，又一次次经过精确导航后恢复正轨。白天，飞行员可以通过肉眼观察来列队飞行；而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就不得不依靠导航雷达。
飞机在狭长的红海上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它们必须保持低空飞行，直到抵达某个特定的坐标位置。这样飞机才能开始爬升然后掉转西南方向，飞抵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没有可以在夜间追踪战机的有效雷达系统。一旦进入该国领空，飞机就可以在20,000英尺的高度航行以节省燃料。
在大力神1号的机舱内，士兵们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可以任意挪动的空间。伞兵都拥挤在装甲车和两侧舷窗之间的位置。侦察营的士兵则占据了机舱的中间位置，有的坐在车里，有的卧在地板上，有的躺在引擎盖上或奔驰车顶上。除了战士们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交流外，整个机舱非常地安静。大部分的时间，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也不时有人透过舷窗眺望蔚蓝色的大海，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广袤沙漠和大海相连的海岸线。
奔驰军车前部和后舱门之间的位置挤着约尼上校和穆吉，他们在向阿莫斯·戈伦传达这次行动的任务。三个人都靠在舱门边，席地而坐。阿莫斯是顶替在第一阶段飞行任务中生病的士兵而最后加入突击队的。他对作战目的地的布局和各个小分队的任务都只是略知一二。约尼上校一边解释，一边在一个呕吐袋的背面画上目的地和进攻路线的草图。约尼和穆吉告诫阿莫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阿莫斯都应该紧跟在穆吉的身后。
“就在约尼上校把所有的情况向我解释的那一刻，我们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以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但是他表现出异常的镇定……继续向我解释我的工作内容，就好像我们在做一个日常训练。”
约尼和穆吉爬上奔驰军车，坐在了前排座位上。约尼掏出口袋里随身携带的一本书，开始读起来。他经常在必须为某事而等待的时间里读书，这也是他为什么揣着书的原因。但是，他知道这个举动会给队员们带来一些影响。队员们至少可以看出，他没有一点紧张。读完一个章节，约尼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用一种嘲讽而又带着羡慕的口吻对穆吉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和他们相比，我们算什么呢？”这时，他发现阿米兹正站在车前，调整奔驰车头上的乌干达国旗的方位。“他是一个神奇小子，叫阿米兹。”约尼告诉穆吉，话语里带着几分慈爱。后来，阿米兹坐到奔驰车里和约尼闲谈了一会儿。他们谈到了“一点生活感悟”，阿米兹回忆说，“同时，约尼也谈到了我们将要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如何重要。”
没过多久，飞机遭遇强气流。机舱里的奔驰军车开始上下颠簸，车里的士兵都跳下来。约尼摸索着来到驾驶舱，力图用自己的方法来稳住车辆。
平常宽敞的驾驶舱差不多被军官们塞满到了极限。大部分人坐在矮小的柳条凳上。沙尼坐在靠前的主驾驶的座位上，而爱因斯坦坐在右边的副驾驶上。紧挨在他们身后的是飞机的导航员，其中一位是来自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拉米·列维，现在他正密切关注着飞机上的杰普逊导航图。必要的时候，他准备和恩德培机场的控制塔进行沟通，并且要把话说得直白而不漏破绽。在对导航图上的东非国家机场进行研究之后，他觉得最好是伪装成一架小型的肯尼亚飞机，从靠近乌干达边境的肯尼亚凯斯莫机场起飞。拉米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他要用到的说辞。然后，一屁股坐在机舱的地板上。他在身旁铺开一份乌干达地图，好为飞机的降落方式做一番准备，也好打发时间。
爱因斯坦让人递一块蛋糕给他。原来，装卸工程师们有在飞行期间给机组人员准备食物的习惯，因为一旦货物装机后他们几乎就无事可做了。实际上，他们在飞机驾驶舱的后部用托盘装了一只蛋糕。而约尼坐在蛋糕旁边，就给爱因斯坦递上去一块。但是，这位副驾驶员又把蛋糕递了回来，对约尼说：“不对，我要中间有奶油的部分，不要边上的。”
约尼笑着嘲讽道：“这些驾驶员都被宠坏了！可怜的家伙们，居然还不吃蛋糕的边角。”他又递上去一块，自己也吃了一些。
约尼和肖姆龙不断地向导航员问起他们的准确位置和飞行线路。沙尼和肖姆龙、约尼商议，并且再次同意，无论他们发现跑道是有灯光还是漆黑一片都要设法登陆。他们全力支持沙尼的计划，如果跑道灯光熄灭，他会假装成一架遭遇不幸的飞机的驾驶员。约尼再次研究了新的航空照片，也和肖姆龙、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海姆·奥伦中校一起，核查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包括他们乘坐指挥吉普车抵达旧航站楼的准确时间。
约尼也和驾驶舱里的马坦·维尔奈交流了一会儿。这两人不仅在部队里彼此相识，而且在耶路撒冷一起长大。1968年，当他还在希伯来大学读书而且正在决定是否回到部队的时候，约尼找到维尔奈寻求建议。“你会怎么办？”他问，“我是应该回到伞兵营当一名连长，还是加入比比领导的侦察营？”当时还在伞兵部队的维尔奈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他是约尼的话，他会选择加入侦察营。不过几周的时间，约尼就加入侦察营成了一名初级军官。差不多8年以后，作为侦察营的现任指挥官，他和维尔奈坐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正朝着南面越过非洲大陆。
现在，约尼正跟海姆·奥伦中校聊天。他们自哈鲁突击队共事起就认识了。谈话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刻，约尼说：“如果他在现场的话，我非得杀了他。”“你指的是谁？”海姆问。“伊迪·阿明。”约尼说。海姆非常震惊。他敦促约尼从脑海里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却被当作耳边风。“你不能那样做。这件事还没有经过商议，必须征求上级的批准，”海姆说。
“我不打算请示。如果阿明在现场，我就会杀了他，”约尼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从约尼的观点来看，其中的理由是不证自明的。
7年以前，他在写给图蒂的一封信里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20世纪，我们登陆月球并且有了更多的期待；20世纪，我们经历了希特勒的大屠杀，也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然而，我们还没有汲取教训。今天，我们依然看到比夫拉地区（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人们因为饥饿而死亡，并且没有一个人为这个丑恶的世界来弥补些什么。我们所有人——包括伊斯瑞尔和我——都忙于自己的战争，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我们的军队一道，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有。没有人想牵连其中。人类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31现在，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如果他碰到了那个叫伊迪·阿明的人，他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因为阿明屠杀了他成千上万的同胞，因为阿明把经过刑讯逼供的受害者从坎帕拉（乌干达首都）的尼罗河酒店的顶楼扔下。
飞机尾部有很多人已经睡着了。他们完全被这个星期以来累积的疲惫和防眩晕药片引发的困倦所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