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睡。有一些人在忙着检查弹药背心这样的简单工作，而另一些人在夜幕降临后的昏暗机舱里调校准星。否则，他们就无事可做，只有呆坐在那里梦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或者在生命中经历过的事情。布克瑞斯一直坐在吉普车里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整理他的弹药背心和冲锋枪。他的旁边放着一挺机关枪，同时他也在研究周围士兵的神情。
阿米尔一刻也没有合眼，即使离他上次睡觉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半。“我们在飞行。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们意识到我们回不去了，即使想回去也不行，因为燃油不足。很多士兵都进入了梦乡——但我却不想睡，一刻也不想。这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回想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以及该怎么做。我没有因为恐惧而动摇，但还是非常紧张。”飞行过程中的某个时候，穆吉叫阿米尔和阿莫斯过去。这两人被分配使用扩音器，而穆吉想跟他们讨论的是，究竟该对人质喊些什么话。他们再一次确认，战斗打响的时候，应该引导人质趴在地面上。
施洛莫打盹的时候，脑袋时而抬起时而低下。某一刻，他醒过来之后在飞机上四处走动，伸展腿脚并查看周围的情况。他发现约尼坐在奔驰车里，静静地读着一本书。他心里想，这个场面太特别了。来自伞兵部队的苏林坐在奔驰车的旁边，他惊讶地发现约尼在读一本英文书。和周围大多人一样，苏林也无法入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舱里太拥挤导致手脚都无法伸开。每次苏林想把腿伸直一点的时候，腿就钻到了车底下。他发现，想要睡着可真不容易，因为在你腿部几英寸的地方，有辆车在上下晃动。
几个小时过去了，约尼也有了睡意。在驾驶舱的后部，有一个两张小床组合而成的双层铺位。下层的床已经损坏，而上层的床完好无缺，而且还空着。肖姆龙看出了约尼的疲惫，对他说：“你可以睡这张床。去的路上你睡，回来的路上我睡。”约尼让导航员在着陆前大约半小时的时候叫醒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的可充气枕头，把它吹得鼓了起来，然后爬到了床上。他把枕头搁在脑袋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没过多久，沙尼也想睡觉了。离飞机着陆还有好几个小时。“我转过头，发现约尼睡在那张床上，”沙尼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营队指挥官在那里休息，我会很礼貌地、坚定地要求他到飞机后部去的。而这一次，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的理论就是，对突击航站楼的第一支队伍来说，他们幸存下来的几率是50%。我对自己说：他在行动中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是肯定的。他在这里争分夺秒地休息，难道我要把他叫醒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想躺一会儿。他蜷缩在床边上。我在他旁边躺下，然后逐渐地靠近他，直到两人只有咫尺之遥。”
沙尼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冲锋陷阵了。他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问自己，他会设法顺利降落飞机吗？还是会在降落之前必须盘旋几圈吗？那样的话，整个机场就会被惊动，而恐怖分子也会警觉从而杀害人质吗？因为飞机降落的失误，他们会不执行使命就被差遣回去吗？这些问题的变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呈现。
“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害怕任务失败——不仅仅是因为会有人牺牲或者受伤，更是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会引发一场灾难。”沙尼解释说。古尔前一天的话还在耳畔回荡，正如他所说的：行动成功的重任都落在了飞行员身上，而对侦察营士兵来讲，把他们送到特拉维夫或者恩德培都差别不大。
“我跟他鼻子对着鼻子，隔着一英寸的距离望着他。而他睡得如此地安详，就像一个小孩。我问导航员兹维卡，约尼是什么时候睡的，然后他说：‘你瞧，他睡着了。我们只需在降落前一会儿叫醒他。’我情不自禁地想：他的这份平静是怎么来的？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了，而他现在睡在这里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一样！我爬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沙尼起来之后，拉米·列维决定去伸展一下筋骨。他把约尼挪了挪，以便给自己腾出睡觉的地方。“他稍微翻了个身，然后又继续睡。我在他旁边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约尼是谁。我只是看见一位穿着迷彩服的中校军官躺在那里，显得疲惫不堪。那时我不知道，原来他就是侦察营的指挥官，但我在驾驶舱见过他。在我看来，他是要负责一些事情的。现在，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家伙也许几天都没睡了。’我记得脑海里当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这是他们睡的最后一觉，谁知道呢！”
当飞机已经靠近维多利亚湖的时候，他们叫醒了约尼。大多数是跨过非洲大陆的飞行都要穿越埃塞俄比亚领空的。飞行员利用暗号指代航线上的预定地点，一次又一次报告自己的方位。
飞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进入浩瀚的鲁道夫湖的上空，然后继续朝着西南偏南的方向穿越肯尼亚的西部边界。尽管飞机飞得很高，头顶的非洲云系还是使得飞机不时地遭遇降雨。他们在无线电波里听见了恩德培的控制塔和一架从机场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之间的通话。这在预料之中。以色列时间，大约上午10:30，他们抵达了维多利亚湖，飞临肯尼亚小镇附近的海湾。然而，他们遭遇到了极度恶劣的暴风雨天气。高电荷的空气产生的静电在飞机挡风玻璃外释放出跳跃的闪电。此时，3架飞机在风暴中向下盘旋了大约6分钟，然后悬停让突击队员有时间展开主要行动。
大力神1号继续在维多利亚湖上空独自飞行。航线先是朝西飞向恩德培南面的一个大岛屿，然后在那里可以掉头向北抵达恩德培。现在，波音707指挥飞机已经赶上大力神1号并且在头顶盘旋。大力神1号和波音飞机进行第一次联络。此时此地，无线电频率已经超出了阿拉伯国家的范围，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希伯来语交流，而无需任何暗号。“你看见跑道指示灯了吗？”佩拉德问沙尼。
“还没有。”沙尼回答。当他们穿越维多利亚湖上空风暴的时候，约尼回到了机舱。一些人还在睡觉。约尼挨个地把他们叫醒，然后告诉他们穿上装甲准备降落。在奔驰车里打盹的吉奥拉回忆说，约尼叫醒他的时候面带微笑。后来，约尼又俯身叫醒了睡在车子底下的阿米兹。施洛莫一直在思考那个士兵们老生常谈的问题，该穿多少衣服在身上——机舱外面的风暴让他无法预知乌干达到底是热还是冷。亚力克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睡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醒来的时候不禁感到饥肠辘辘。在沙姆沙伊赫分发的餐点，他一点也没有吃。所以，他现在走到驾驶舱找点东西来充饥。
伊夫塔队伍中的一位年轻士兵拉尼·科恩，自从飞行开始就一直在睡觉。部队从沙姆沙伊赫起飞的时候，还没有突击行动被批准的消息传来。拉尼心里暗暗觉得，传来的消息将会是让飞机返回以色列，所以就安心地睡下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飞机马上就要在乌干达登陆了。他第一次感到了有一点紧张。他朝临近的窗户外看了看，发现风暴已经被甩在身后，撒满天空的繁星照亮了下面维多利亚湖的湖水。拉尼回到了自己坐的位置上，回忆了一下行动执行过程中的步骤，然后又试着想象一下旧航站楼的布局和入口位置。
士兵在车里各就各位。飞机离登陆越来越近，士兵的兴奋感到达了一个顶点。约尼现在做的事情，是任何人在其他行动之前都没有见识过的。他穿梭在各辆车之间，有时候还爬上吉普车，给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军官鼓劲加油。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偶尔还会握手。
“因为有一点淡红色的光，我还记得我看到了他的脸。”施洛莫说。“他没有戴贝雷帽，也没有穿背心或者拿枪……他微笑着跟所有的人交谈，用一些话鼓舞在场的每一个人。好像他要离开我们一样，好像他知道自己的结局一样。他没有发布其他命令，而是尽力用他的自信感染着我们。我记得，他和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士兵握手……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朋友……我有一种感觉，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一切或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要依赖这些士兵了。约尼经历过无数战斗，但现场的很多士兵还没有见过他，或者不常见到。我记得，他从身边走过，半开玩笑地和士兵简单交谈，以缓解他们战斗前的紧张情绪。”
“记住，”约尼对他们讲，“我们所有的参战人员都是最优秀的战士。我们不怕天，也不怕地。”
约尼走到阿尔农的跟前，握着他的手说，“对于那些恐怖分子，你要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些混蛋。”他也和自己队伍的士兵握手——其中有医生大卫和通信兵塔米尔。“没事的，”他告诉塔米尔，“好好干，不要有顾虑，也不要担心。”布克瑞斯正好坐在吉普车后排靠左边的位置，约尼走到他跟前说道，“你在笑什么呢，阿布，”并拨弄着这位年轻士兵一头浓密的黑发。
“在约尼和我们这些即将参战的士兵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了，”布克瑞斯说，“这不像顶头上司对下属下达命令的方式，他们把命令一直往下传达，然后到你这个无名小卒。总之，你看不到高层将领。约尼给人的感觉就是，行动的指挥官和部队里最底层的士兵有着亲密的关系，比如像我这种年纪的人。飞机登陆之前的这次见面会，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棒。”
一位侦察营的军官走到约尼跟前说：“不要和突击部队靠得太近，记住你指挥官的身份，而且你不能有任何闪失。”约尼对他笑了笑，回答说：“没事的。”5然后，他又和穆吉握了握手。
约尼来到驾驶舱待了一会儿。风暴已经退去，天空明如几净。正前方已经可以看到恩德培机场的跑道指示灯。明亮的灯光点起来，所有人都看得见。如果飞机在黑暗的笼罩中熄灯飞行，也能被地面发现。驾驶舱人员看见闪烁的跑道灯时，普遍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显然，没有人预见到他们会来。沙尼继续小心地降低飞行高度。这样飞机就不会触地过于猛烈，不然的话，过重的负荷会让飞机着陆时轮胎爆裂。与此同时，机组人员也开启了常规的雷达着陆系统。这样，如果乌干达人突然产生一些怀疑并且在最后一刻关闭跑道灯，沙尼也可以尝试着陆飞机。
“一切都顺利吗？”本尼·佩拉德的声音从空中指挥部传来。
“一切顺利！”沙尼回答，“没有问题。”因为知道正在被录音，他尽力抑制住自己兴奋的语气。约尼和肖姆龙、维尔奈一起，在驾驶舱监视着机场前方。在跑道的右边，是灯火通明的新航站楼。稍远处的东边，是看不太清的旧航站楼，但是灯光全都开着。约尼迅速走到队伍中间，穿上弹药背心，然后爬上奔驰车的前排座位。在他前面，就是机舱的后门。在他右边的汽车窗户旁边，站着刚从驾驶舱跟来的马坦·维尔奈，他已经在侧门附近就位。伞兵突击队将从这道侧门出发，在跑道上放置备用指示灯。
在飞机着陆之前，机舱后门徐徐开启。约尼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维多利亚湖上的黑色湖面。他吩咐阿米兹启动奔驰车。经过在侦察营基地的维修，点火装置一打就着。发动机开始转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随着飞机触地时的一声猛然颤动，士兵看见跑道灯在向后飞速移动。布克瑞斯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以色列时间深夜11:01——也是乌干达时间零点刚过。1976年7月4日已经到来。
飞机在抵达跑道中间地带的时候骤然减速，10名伞兵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跳到了沥青跑道上。而此时，飞机还在继续朝侦察营下机的地点滑行。同时，将汽车固定在机舱底部的绳索已经松开。
沙尼将飞机滑向主跑道和对角跑道的连接处，然后朝右边转弯将飞机停下。他已经将侦察营的突击队送到了预定出发地点。
信号显示要将舷梯一直放到地面，而梯子在沥青路面还没有放稳，奔驰车就已经冲出飞机，沿着机身一侧向右驶去，后面跟着两辆吉普车。
“我看见他们从机翼下方穿过，”沙尼说。“两个跑道的连接处非常狭窄，旁边还有一条壕沟。我担心他们开的奔驰车离飞机太近了，螺旋桨有那么一瞬间差点就要将车顶切掉。但是他们通过了，三辆车朝着连接通道驶去，消失在视野中。”
奔驰车离开飞机没多远，约尼转过头来以确保吉普车正在跟来。他命令后排的士兵和他们保持目光接触，然后让阿米兹继续开车。他们的速度保持在每小时40千米，因为这是人们正常驾车经过机场的速度。在他们右边不远处有一片平整的田野，旁边是一栋明亮的新航站楼。现在，他们正离开新航站楼，向右掉转车头来到通往旧航站楼区域的对角跑道上。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曾经陪伴了他们长达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快就消失在他们身后。一切都渐渐安静下来。现在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发动机低沉的吼叫和轮胎在沥青路面上碾过的飕飕声。外面的空气又热又湿，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空气的触感、跑道两侧深深的野草以及在额前灯的照耀下如人一般高的草地蚁冢，都提醒着他们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地方。但对阿米尔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曾经大胆地想象非洲是个充满异域特色、狮子和鳄鱼满地跑的地方。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场景。这里和世界上其他的机场非常相似，当然也包括他们出发的罗德机场。
然而，他们不是在罗德机场，而是在一个敌方领土。他们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并且因为在这里意外降临而没有一点点的防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