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身先士卒鼓士气
行军打仗，重要的在于军队的士气，所以有头脑的将军一定懂得鼓舞士气、战胜敌人的奥妙，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明白作战心理，能够身先士卒鼓士气的统帅。
当初刘秀在打天下时，经历了重重困难。在昆阳之战中，义军被王莽大军团团围住，情况十分险恶。刘秀突围搬来救兵后，众将仍旧顾虑重重，有的缺乏打败敌人的信心，有的甚至怕因打仗而损失掉自己的财物。刘秀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士气高昂才能取胜的道理，他劝说众将：“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树立信心，则必胜无疑，等我们取胜之后，金银财物，应有尽有。如果大家一味退缩，敌人攻下城来，只怕性命都不保，还谈什么财物呢？”一番话稳住了军心，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刘秀的意见，决定英勇地与敌人决一死战。
刘秀为了继续鼓励士兵的斗志，自己作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主动要求率领先锋队，迎战王莽军队。两军对垒时，刘秀冲入敌阵，身先士卒，一气杀死敌人数十名。将士们见此情景，抖擞精神，向敌阵猛杀过去，把敌人杀得落花流水，取得了杀敌近千人的首战胜利。
刘秀在鼓舞士气的同时，还假造情报，说义军已经攻占了宛城，即将派援军前来解昆阳之围，又派人把这个假情报散播到敌人阵营里去，制造假像，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士气。在刘秀的精心谋划下，义军取得昆阳大捷，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缺乏高昂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是无法与强敌作战的。刘秀作为一军将领，深知士气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因势利导，巧妙地说服了众将兵。但军队的士气光靠主帅的口头鼓励是不行的，还要主帅在斗争中作出好样子。《黄石公三略》中有言：“以身先入。故其兵为天下雄。”刘秀在作战中身先士卒的行动起了极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另外，刘秀还懂得一边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一边打击敌军的士气，使作战更顺利地进行。昆阳大捷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取胜的原因很多，但刘秀能够巧妙地提高将士们的士气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鼓励士气成为一种领导艺术，不仅适用于前线作战，而且也适用于安定环境的工作。如果互相合作的人在一块儿，毫无信心地混天聊日，工作是不会有成效的。在安定环境中鼓舞士气，也要领导者身先士卒，无所畏惧地挑起重担，才能带动他的部下一同上阵，完成任务。
曹操智用三将
三国时在领导众将方面最有才能的大约是曹操。他手下谋士云集，战将林立，但曹操能择人任势，调度得当。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守合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曹操卓越的领导艺术。
张辽、李典，乐进素日不睦，但曹操却派他们三人共守合淝。当时，孙权拿下皖城之后，便乘势直逼合淝。而张、李、乐三人意见不一，进退难定，形势异常紧张。就在此时，曹操忽然派人送来一个木匣，上面写着“贼来乃发”四字，在密匣的来书中，曹操对合淝的防御作战作了具体的安排，指出：“如果孙权兵至，张，李二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三人看后，决定对敌作战。张辽提出自己亲自出击，决一死战，表现出豪迈的气概、宽广的胸怀。李典起初沉默，但后来终于被张辽的行为所感动，表示愿意听从指挥，放弃旧怨。乐进本是个模棱两可的角色，有些怯战，这时也决定守住城池。三个素皆不睦的人变成了团结对敌的伙伴，并最终取得了合淝保卫战的胜利。
曹操的领导艺术首先在于他熟悉将军们的个性；其次他能够使三个素皆不睦、个性不同的人互相补充，充分发挥战斗力，表现了一种高超的威严与才干。
领导部下，不一定在堂前说教，也可以制人才在千里之外，这就需要智慧与威信了。同时，让几个不同性格的人去做一件事，有时胜过“清一色”的人选。因为他们可以取长补短，异中求同，使军事决策更科学。
张辽等人是将帅之才，而曹操是领导他们的更高层次的统治者，正如刘邦所说，是“将将”（领导大将）之才。这样的人更需要知人善任，不可有丝毫差错。
诸葛亮以信为本退敌兵
诸葛亮在第五次出祁山之前，长史杨仪曾向他进了一个分兵轮战的建议：“数次兴兵，军力疲惫，粮草又很难供应及时；现在不如把军队分成两班，以三个月为期，循环作战，徐徐而进，中原就有希望攻下了。”诸葛亮采纳了杨仪的建议，率一半军队前去作战，另一半军队休整、种田，以百日为期限，轮流作战。
却说这日轮流作战的日子来了，诸葛亮便令前线部队各自收拾起程，准备返回后方。谁知刚刚下令，哨兵来报告，说曹军20万前来助战，司马懿亲自点兵欲攻卤城。在这新兵未到，老兵欲行，敌人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危急时刻，部将都极力劝诸葛亮将换班人马暂且留下，待新兵来到再返回后方，但孔明却说：“我孔明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然已经有令在先，怎么可以失信于他们呢？况且应该回去的蜀兵都已经收拾好，他们的父母妻子在家里倚门而望，盼望他们的亲人回家。我现在即使面临大难，决不能再留他们了。”于是，孔明传令：“叫那些应该回去的士兵，当天便起程吧。”当众军听说此事后，群情激奋，他们一致要求留下来抗敌。他们发誓说：“我们就是舍上一条命，也要杀退魏兵，报答丞相的恩德信义。”孔明不允许，但众军坚决要战，不愿回家。于是，诸葛亮下令部队出城安营，以逸待劳，迎击魏军。结果，当倍道而来、人疲马乏的曹魏西凉援军到达城下，刚要扎营歇息时，群情激昂的蜀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他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把雍、凉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古人说：“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这里讲的“信”，就包含着信任、信誉、信义之意。统帅用兵命将，只有守信用，严明军纪，严格照章办事，不徇私情，才能取得部队的信任。而信任本身就是力量，就是希望之光。
种世衡诱之以利巧练兵
宋朝名将种世衡，曾经在延州的清涧城做了很长时候的官。清涧城靠近边境与西夏交界，当时党项族人经常骚扰边境，搞得百姓不得安宁。鉴王清涧的守备力量薄弱，钟世衡想提高军队和地方百姓的军事素质，决定先让他们练习射箭。守备军兵习武射箭是应该的，可是当地百姓不以为然，连看都懒得看。种世衡就想了个办法，让人用一块银子作为箭靶的靶心，谁射中靶心，银子就归谁，无论男女老幼，和尚、道士。这一下大家来了兴致，练习射箭的人越来越多。能射中靶心的也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妇女都能射中靶心。为了提高百姓的射箭技术，他用同等重量的银子把靶心改小，使人们射箭准确度越来越高。
官府每年都征集民工服徭役，人们常因徭役的轻重而争吵，种世衡就让他们比赛射箭，谁中靶心，就可选择好的去处。另外，犯了过失的人，种世衡让他们射箭，谁射中靶心，就免于处分。
从此，清涧城中不仅人人都会射箭，而且神箭手比比皆是，令西夏军不敢轻易骚扰。
种世衡运用《孙子》中“利以诱之”的策略，达到了强兵的目的。
宋太宗巧理不虞事
一天，宋太宗在北园宴请几个臣下，殿前都虞侯孔守正和王荣等都在其中。几经交杯换盏，不知不觉竟喝得酩酊大醉，孔守正夸起自己守边疆的功劳来了，王荣醉醺醺，听他如此说，心中大为不快，就插话说：“论起守边疆的功劳你哪里比我大。”二人由此争吵起来，也不顾太宗在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收拾，全然失去了君臣之间的礼仪。
侍臣看到如此情况，奏请皇上把二人抓起来押到吏部治罪。太宗不同意，派人把他们送回家。第二天两人酒醒之后，后悔不已，知道自己乱了君臣之仪，闯下了欺君的灭门之罪，连忙穿上朝服到金銮殿向皇帝请罪。二人见了皇帝急忙叩头跪拜，解释自己昨天是酒醉，在皇上面前有失检点，情愿受罚领罪。没想到太宗只是淡然说：“昨日朕也喝醉了，不记得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样，太宗简单的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二人再跪拜谢恩，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暗自告诫自己，此次太宗没有治罪，以后千万要小心从事，不能再犯。
喝酒本来是件愉快的事，但酒能乱性，请人喝酒又要让人不失检点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因为酒后失态治人以罪，弄得不愉快就更不应该。宋太宗深明此理，采取佯装不知的策略。佯装不知，并非不知，这样做既不丢失皇帝的体面，又给了臣下一个台阶，同时又暗中告诫了孔守正二人，以后不可再犯，真可谓三全其美。这才是真正的“难得糊涂”。
将帅之材的城府
从隆中到成都，诸葛亮对天下大事无不了然于胸，故而能在大小战场上纵横捭阖。究其神机妙算的本源，乃是知识的功底。作为将帅之材，诸葛亮上懂天文，下通地理，文能著《隆中对》，武能演“八阵图”。单说草船借箭的故事，尽管被渲染得近乎浪漫，但却不是纯粹的凭空构想。正像东吴谋臣鲁肃问诸葛亮何以知道三日内必有大雾时，诸葛亮的回答一样：“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正是这些广泛而深厚的知识，才使鲁肃衷心佩服“孔明真乃神人也！”
知识是展大志、行大业的基础，知识越丰富、越细密，就越能促使思维严密、分析透彻，并且在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状体系中少失误而多“锦囊妙计”。简言之，知识是纵横捭阖的前提。
朱元璋大义得人心
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春天，朱元璋准备攻打浙江一带，发兵前，他先派主簿官吏蔡元刚前往庆元，希望能招降其守将方国珍，以减少不必要的兵戈相争。
方国珍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见朱元璋派人来招降，便对部下众将说：“现在看来元朝大势已去，灭亡只在早晚！我看各路英雄豪杰中，也就是朱元璋所统辖的军队纪律严明，势不可挡，如果我们与他相抗衡，无疑是拿鸡蛋碰石头，自找苦吃。不如就暂臣佯作归顺，一来可以等待时机，观察时局将怎样变化；二来还可以他为援，告诫西敌张士诚和南蛮陈友定不得窥视我也。”言毕修书一封，并遣使者送给朱元璋，答应顺从他。为使他相信，还将温州、台州、庆元三郡奉献给朱元璋，遣次子方关至朱元璋处
朱元璋得知后，重赏方关并让他回到方国珍身边，同时代去朱元璋的话：“古代联袂双方结盟发誓，是怕有人不守信用。后来因为盟誓也不能约束住一些无耻之徒，才想出了相互交换人质做抵押这种不友好的办法。现在你们即已经诚心归附我，只要以诚相待就够了。没必要押什么人质。”此后不久，朱元璋就封了方国珍官爵。因为他心怀鬼胎，又找不出推辞的理由，只好假称有病，迟迟不肯接受。朱元璋识破了他的诡计，旋即修书一封告曰：“当初我认为你是识实务的俊杰，才封官加爵，让你统领一方。不料你却欺骗了我，想利用你儿子作人质这种关系来暗中察探我的虚实。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聪明的人可能转胜为败，贤明的人也可因祸得福。获得幸福的需要原因就是要以诚待人，希望你三思……”
方国珍见朱元璋如此明察秋毫，无计可施，只好命人带着金银财宝、饰物鞍辔等东西前来谢罪。朱元璋语重心长地对他的使者说：“请转告方国珍，我统一天下所急要的是文武将相栋梁之材；所急需的是粮食，布匹。此外的珍玩奇宝都不是我感兴趣和需要的。”言毕令使者将礼物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这件事一经传开，大江南北的仁人志士纷纷前来投奔朱元璋，为他统一天下，建立明朝助上一臂之力。
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渐渐取得领导地位，不断发展自己势力，终至推翻元朝，建立起强大的明朝，是与他的足智，多谋，深明大义等品质分不开的。从他对待方国珍这件事情上，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宽大襟怀。
恩威并施 赈灾安民
清朝道光年间，江忠源出任浙江秀水知县。时值江浙一带发生水灾，波及秀水，江忠源不得不全力以赴办理赈灾事项。由于赈济粮款数量不多，再加上一些商人乘机抬高米价，激起了灾民的愤怒，出于无奈，灾民哄抢了几家米店和一些富户，使得地方上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江忠源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他首先采用武力，对哄抢事件进行制止，捕捉了100余名带头哄抢的要犯。为了杀一儆百，他将其中一名情节最严重者处以死刑。余者则全部关入牢中。然而他知道，要想真正煞住哄抢之风，只用强硬的手段是不行的，必须要解决百姓们的生计问题，即筹集更多的钱款，赈济灾民。然而，当地的富商大户都吝啬得很，不肯多出。于是江忠源想出了一条迫使他们多出钱的办法。
他下令把全县的绅士召集到城隍庙里，对他们说：“今年水灾严重，灾民多，赈款少，希望在座诸位多出钱粮。凡是愿意多捐钱粮的；官府颁给‘乐善好施’的匾额一块，还要给他披红挂彩，予以表彰；如果家有钱粮不捐，对灾民见死不救，也送给他一块匾，上面书写‘为富不仁某某’，悬挂在他家大门首，并责令地保监督，不许把匾隐藏起来。”并补充道：“凡是得到‘乐善好施’匾的人家，还要发给‘禁抢告示’一张，可以张贴在人门外。准敢到这家来哄抢，一律处死。”这样，就给那些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既怕落下“为富不仁”的坏名声，又害怕得不到官方的保护而遭抢劫，于是纷纷争着捐粮捐米。数日之内，就捐银达10余万两。
因为有了大批赈灾钱粮，民心很快安定下来。为了防止办事官员贪污舞弊，江忠源亲自监督赈灾钱粮的发放。这次赈灾涉及的钱粮虽然数日很大，但是没有发现一起侵吞的事件。赈务即将结束，有人主张对关在牢里的百余名哄抢犯予以严惩。江忠源反对说：“这些人均犯的是斩、绞、军、流的罪名。但他们足由于饥饿的驱使才犯的法，与通常犯法个同，值得同情。我看只把他们枷杖发落就行了。”于是这些人得到了从轻处理。
自古以来，统御众庶的策略很多，或以权以威驭之，或以恩以德驭之。恩是收揽，威是震慑，各有不同的作用，不能舍此求彼，而只能并用兼顾，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江忠源可谓深悉此道。在秀水县赈灾的过程中，他交替使用了这两种统御策略，有效地制止住了当地混乱的局面，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同时也在百姓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雍正帝微服私访
1728年（雍正六年）元宵节，清政府内阁中的官员、听差大都回家过节了，只有一位姓蓝的供事留在阁中。他摆下洒菜自斟自饮，观赏着天上的明月。
一会儿，有一人来到内阁。来者身材魁伟，面容富态，衣冠华丽讲究。蓝某以为此人是内阁官员，要在这里住宿。便急忙起身相迎，请他入座共饮。来者便大大方方地坐在蓝某对面，与他边饮边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