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询问蓝某许多问题，如姓甚名准，任什么职务，管什么事情，有多少同事，今夜他们都做什么去了，等等。当问到别人都放假回家，蓝某为何独自留守时，蓝某说：“内阁是朝廷最重要的部门，不能一刻无人，一旦因疏忽而出了意外，责任可就大了。”来者听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又问蓝某，在内阁当差有何要求。蓝某说：“将来差满，只希望朝廷能给委派一个小官职。”来者让他说得具体一些，蓝某说：“如果运气好，能够在广东河泊所当官，就心满意足了。”来者笑着点了点头，又饮了几杯酒，便告辞而去。
翌日上朝，雍正帝问大臣们：“广东河泊所有官缺吗？”吏部尚书答有。雍正帝说：“内阁供事蓝某勤于公事，忠于职守，可以补授这个缺。”大臣们心里纳闷，皇帝怎么对一个供事都了解得那么清楚。后来得知：正月十五日晚上，雍正帝微服访察了内阁办公处。当蓝某得知那天晚上与自己对酌交谈的，竟是威严天下的皇帝时惊讶极了。
“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苏轼《朝辞赴完州论事状》）。微服私访作为雍正从政的一个习惯和驾驭群臣的手段，帮助他直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从而考察臣属们的优劣忠曲，使他们不敢行为放肆，从而尽心竭力地为朝廷效忠。
以“理”化民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官。他不仅能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之，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陆陇其行政断案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遵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在行政断案时，首先要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道理，以“理”化民。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官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一般的县令在催缴赋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就采取惩罚手段，使官民产生对立情绪，甚至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赋的日子临近时，通常把乡民召集起来，讲一番按时纳赋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非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不仅自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许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功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行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让大家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实在、透彻，乐于接受，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陆陇其对于监狱中的犯人，也好言开导。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作出犯法的中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听到这里，在场的犯人们不禁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次年冬天，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康熙未听从廷臣们的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而提出派陆陇其去江南管理书院。当康熙得知陆陇其已故的消息时，深感惋惜，他慨叹道：“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程颐在《二程集》中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尽其才
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认识到给人以一定压力，放重担子，能促使人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1933年3月，国民党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又纠集70万人马，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紧急动员，扩大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口号，成为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行动方针。一时间，掀起了青少年参军参战的热潮。中央决定，成立“少共国际师”。周恩来提名，调正在前线的肖华回总部，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接到调令，肖华顾虑重重；自己年纪太轻，只有18岁，缺乏经验，把一万多人交给自己，担子太重了。周恩来鼓励他说：“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年轻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地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练，就会逐步走向成熟。”肖华经受了考验，后来成为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1950年，新中国的地质部成立了。刚刚回到祖国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那么，谁来做副手呢？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点将：何长工！此人闯劲十足。而何长工闻知此事，大吃一惊，他在战争时代腿受了重伤，成了个跛子，要求另外择人。可周恩来坚持要他当，他知道，这个担子压在何长工身上，他担得起，并提出保证全力支持，要什么给什么。何长工再没有异议，迅速走马上任，与李四光成为地质部的坚强双壁。他们以十四台老掉牙的钻机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298名地质人员为起点，开辟了新中国地质大业的光辉时代。
常言道：人无压力一身轻，肩上有担快步行。一个人有十分才能你给他七分活，他就不能尽其才。给部属合理压担子，可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进取心，使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工作量，工作成绩，去进行不懈的奋斗。这样，人才才能大量涌现。
求贤不求全
古往今来，大凡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用人问题上都是颇能注意求贤不求全的。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做得十分得当，因为他深谙其中的真谛。
在周恩来看来，“求贤不求全”的第一要义，是看人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不求全责备。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传说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指旧币，折合人民币500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来北京工作。”顾先生听说这个情况后深受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他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像。”
周恩来“求贤不求全”，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贤者，能赦小过，不记前隙。即便是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也能以其博大的胸怀，感召之，任用之。张冲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是1932年2月炮制《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诬陷周恩来的主谋之一。“西安事变”以后，他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同中共谈判，主张国共合作，并给予中共许多帮助。1941年8月，张冲不幸痫逝，周恩来不记前嫌，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为《新华日报》撰文，表示深切悼念，对张冲为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周恩来这种不记个人恩怨，只有国家人民利益的博大胸怀，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选贤任能不坚持德才标准不行，过分苛求也不行。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古人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容得人家有弱点、缺点和过错，表明你真诚待人，自然能赢得人心。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聪明人。
识人于未显之时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周恩来养成了那种“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识才于“细微末节”之中的非凡本领。
在红军长征途中，丁振愈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这个小战士机灵又勇敢。刚来的时候，写个“丁”字还要费好大气力，跟周恩来学习了几个月，就能写家信了。在碰上打仗时，他总想冲到战场上去。遇到敌机轰炸，他一点儿也不怕，一边掩护首长，一边还协助疏散部队。周恩来看出来，小丁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周恩来把他派到连队里去当排长，带兵打仗，小丁果然成为一个出色的指挥员。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周恩来在用革命思想教育广大学生的同时，非常注意观察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思想表现。挑选、培育了像徐向前、陈赓、周逸群、左权、王一飞、蒋先云、李之龙等一大批我党军事骨干，为后来党领导军事斗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从人才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人才有一个从“潜”人才到“显”人才的过程。识才，贵在善于在一个“未显”之时识别其潜在的才能。一个人的才能是通过他的各种行为表现出来的。重大事件，关键时刻，能够集中地表现出一个人的才干，日常，细小的工作，往往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才能。而一个人人量的行为表现，是在于凡的日常生活中。善于从日常、平凡的工作中，发现不平凡的人才，是广开才路的重要途径。
不以成分埋人才
六十年代初，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了一出反映工人阶级新思想、新风尚的好戏：《柜台》，获得了1963年的优秀剧作奖。然而由于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时，能否让他出席，有关领导拿不定主意，最后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看本人表现，要尊重人家的劳动！”这样，高思国才得以于1964年来京参加授奖仪式。会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二十几位获奖作者和演员，并给予高思国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北京某部队文工团有位女报幕员，仪表端庄，风度大方，嗓音圆润，特别受观众的欢迎。但是，这位女报幕员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家庭，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也严重影响到对她的使用。1955年肃反运动后，这个文工团的领导，决定让她转业。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立即作了批示：“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对该同志的转业，应慎重考虑。如只讲成分，那么，我也应辞去总理的职务嘛！”接到周恩来的批示，文工团的领导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决定让那个女报幕员继续留在部队，发挥其一技之长。
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并不是我们选拔人才的惟一依据，更不是识别人才的根本原则。一个人的德、才，只有在实践中，只有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表现出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之下，周恩来敢于打破思想框框，客观地对待人才，难能可贵。这体现了周恩来在用人方面的科学领导态度。
人的才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表现出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看待人才，应注重表现。从实际表现中选拔人才，从实践中识别人才，乃是最科学的人才观。
严慈相济
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但由于一机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为这事，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要求他们在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