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坐落在北京市郊的劳改农场团河农场撤消，所有就业人员都被安置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我被编在于家岭分场东村种水稻。
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因为着凉还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正在地里干活儿，忽然一阵肚子疼，拉了一泡稀屎。我赶紧把班长请来看了，证明我确实拉稀，然后摘一张大野麻叶子包上一点儿稀屎，就捂着肚子哈着腰，到医务室看病去了。
在劳改农场，除了场部医院有正式分配来的大夫之外，各分场医务室的大夫，绝大多数是由二劳改充任的，人称“劳改大夫”或“二劳改大夫”。“劳改大夫”不问学历，只要你会开处方，不管你是祖传的也好，自学的也好，是无照行医劳改的也好，是医德败坏劳改也好，到了劳改队，就统统的都不考虑了。是否让你当大夫，不看证件，只要分场长甚至中队长点头，就可以任命。
在二劳改中，人也分三流九等。一流一等是统计员，这是坐办公室的二劳改，不但从来不下地，而且权力最大，队长、指导员不在，居然还可以代行中队长的职务。一流二等是宣传员，下地也不干活儿，只是拿个喇叭筒喊喊话，做的是所谓“鼓动”工作。平时除了写写黑板报和组织唱歌、排练节目之外，还是一切批判会批斗会的“万能批评家”。一流三等就是医务室大夫，除了大热天儿偶尔到工地“巡诊”，发放人丹、十滴水之外，也从来不下地，只在医务室坐等病人上门来看病，而且一般只在出工前半小时忙点儿，因为要鉴定病情轻重，判断并决定是否能出工。一过八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这三种人，工资都比较高，不是三级工41块6角，就是五级工47块3角。
二流一等是值班员。职责是看大门、统计出工人数、防火防盗、发放报纸信件。二流二等是电工。除了夏收、秋收脱粒要进场院盯着与“电”有关的脱粒机、扬场机等等之外，平时只要保证照明就可以，根本没什么事儿。我虽然没有电工本子，但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就干过这样的美差。二流三等是炊事员。所谓“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特别是荒年，人人都饿肚子，只有炊事员饿不着。
至于三流的三等人物，那就是工具员、正副班长和一般的二劳改了。
我当时还是三流三等人物。以我这样的身份，要上医务室开出假条来，是比较困难的。难怪我拉稀以后，不但要请班长看过，还要带上实物作为证明。我还直担心，如果碰上一个顶真的大夫，一定要亲自到厕所看我拉的是不是稀屎，而我恰恰拉不出来，还不知道怎么个结果呢！
于家岭分场东村共分五个区：分场部大院儿、教养大院儿、就业大院儿、干部家属区、就业家属区。分场医务室，却设在就业家属区。两间紧挨着的窑洞，一间是医务所，一间是大夫的住房。这是因为大夫带着家属，医务室离他住的地方近，半夜里有急诊找起来方便点儿。
我教养以前是个老病号：胃病、肺瘤、关节炎、神经衰弱……经过几年体力劳动，根本就没吃药，一身的病居然奇迹般都好了；就业以后，很少生病，到于家岭分场来，还没找大夫看过病，但是却认识这里的大夫，知道他姓缪，名鸿兴，上海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是个主治大夫，五七年整风运动中没划为右派，却因为“思想反动”被送进公安局来了。有那么点儿因缘，想到“和尚不亲帽儿亲”，所以进门以后，首先报告我是第几中队的，接着打开大麻叶子，让他看了我拉的稀屎，最后似有意似无意地说我是上海人，1957年划的右派。
我这一招还真管用，他看了一下稀屎，没有难为我，叫我把大麻叶子包好扔进污物桶里，给我开了药，不等我开口，就主动地给我开了三天假条和三天病号饭证明。在劳改农场，如果跟大夫的关系不是很“铁”，假条和病号饭证明，可都不是那么好拿的呀！
当时正好医务室里没有别的病人，他闲着也是闲着，见我是上海人，就让我多坐一会儿，跟他用上海话聊聊天儿。这一来，我跟他算是交上朋友了。
在于家岭东村的老就中，有好几个上海人。除了施有为之外，还有一个姓沈的老木匠，他不但有老婆儿子，还有五个女儿。每逢节假日，我们几个上海人常在老木匠家里聚会，包饺子吃。
缪大夫的妻子年轻而漂亮，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那儿子很聪明，还不会说话，却听得懂英语，你说dog，他指指桌上的玩具狗，你说fish，他就指指鱼缸里的鱼。只是父母过份宠爱，既怕他冻着，又怕他中暑，天冷天热都不许他出屋，好像在温室中长大的花儿，抵抗力特别弱，经常伤风咳嗽。我常常说他当大夫的居然不知道怎样给儿子保健，他就傻笑着摇摇头，说那都是他老婆宠的，他也没办法。
我们混熟以后，才知道他的夫人是浙江奉化溪口人，跟蒋介石是同乡。她“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后，没机会上大学，只好在一家茶厂里当临时工。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缪鸿兴。当时只知道他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而且在北京当大夫，却没想到是在劳改农场，而且一个月只挣不到48元的工资，因此言谈话语中，时常流露出不满意的口吻来。这也难怪，不到48元工资要一家三口人过日子，一个人还不到16块钱，穿衣吃饭都在这里面了，的确是困难了点儿。
清河农场遍地都是药材，什么野地黄、益母草，多了去了。为了增加收入，缪夫人经常背着塑料袋四处采药，拿回来晒干了，送到汉沽中药材收购站去，卖个10块20块的，贴补家用。
那时候我负责稻田放水，稻田里有鱼，主要是鲫鱼和鲇鱼，有时候也有黑鱼和鲤鱼。到了9月份稻田落干的时候，我们放水的总是用一个箩筐接在出水口下面，几乎每天都能够收获好几脸盆鱼。我就把最大的几条挑出来给缪大夫送去，自己留下几条，其余的就随便送人了。
后来缪大夫调到一分场给犯人看病，离开了于家岭。不过每逢我抓到了大鱼，仍不忘给他送去。我凑凑合合能干点儿木匠活儿，到了星期日，就到他家里去帮忙，用他捡来的旧木料做箱子、柜子什么的。
这时候，他们夫妻开始闹离婚了。说起原因，离不开一个“穷”字。他夫人向我诉苦：从奉化到上海他家里，见他家住在上海愚园路高级住宅区，自己有一座小洋楼，打蜡的地板，红木的家具，父亲是音乐学院教授，档次挺高的，又听说他在北京当大夫，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嫁他了。谁知道到了北京，原来是劳改农场，地方偏僻不要说，挣48元工资，只够吃饭的。婚前老缪答应给她买呢子大衣、料子裤子，结果一样也没兑现。回一趟家，还要自己卖药材攒车费，这样的苦她受不了。我回浙江探亲的时候，路过上海，到老缪家里去过。他家的确在沪西最好的住宅区内。但是老缪说：家里有父母兄弟，解放后，大家的收入都不高，有特殊困难，家里也会帮忙，不过只能救急，不可能救穷。日常生活，只能在这48元中开支。自己都三四十岁了，难道还要家里供养老婆不成?
我当然只能善言相劝。但是空口说白话，解决不了穷的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他两口子分居了，急忙去看他，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妻子要离婚，他不同意，没想到她写了十六张纸的揭发材料交给中队指导员，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和偷听敌台等等罪行。幸亏指导员知道这是因为闹离婚而起，没有当真，不然，事情可就闹大了。我一听，这事儿麻烦了。从道理上说，朋友的两口子闹离婚，应该劝和，也就是俗话说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但是我却叹了口气说：“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你这个老婆不能留了。她不知利害，什么话都敢说，弄得不好，你的命都要断送在她的手里，还不如早点儿让她走了的好。”他说：“你不知道，她不仅仅要求离婚，还要我付抚养费。她说，如果她不来农场，现在肯定已经转为正式工人了。因此，一切都要我赔。我没有一点儿存款，拿什么给她呀?”我说：“这一回用得着你家里救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跟她一起回家一趟，让家里帮忙凑一笔钱，一次性付给她，了断了的好。不然，夜长梦多，指不定还要生出什么是非来呢！”
后来他们果然回了一趟家，把离婚手续办了。儿子归老缪抚养，给了女方多少钱，我不得而知。
1979年，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他也落实政策，被安置在北京第暳医院，还分配到一套房子，是我这个没有电工本子的假电工去帮他安装的电表和电灯。后来他被汕头大学借调去教英语，直到退休。不过一直没有正式的职称，因为他是以“主治大夫”的名义调过去的，教的却是英语。评职称的时候，医院因他没有参加医务工作而无法给他评医生职称，而教研室则因为他是大夫而无法给他评教授职称。好在这些身外的荣辱，他倒还看得开，何况工资都是按照教授的标准支付的。
在汕头大学，经人介绍，他与一个在奥地利开饭店的女士结了婚。该女士原来是留德的学生，学的是德语。后来定居奥地利，在旅游区开中国餐厅，生意还不错。老缪退休以后，也到了奥地利。不过奥地利不承认上海医学院的学历，所以他无法在奥地利开业当Doctor（医生）给人看病，只能在夫人开的中式餐厅里当boy（服务员）给人端盘子。我倒是真佩服他：时间不长，居然就学会了德语。虽然他精通英语，却没有学过德语，这是不同的两个语系，无法“触类旁通”的。
每隔两年他回一次中国，看看由奶奶抚养的儿子，也看看朋友们。有时候夫人也一起回来。我家，他是每次回国必定来的，每次来都要带点儿外国礼品，诸如法国香水之类。他却不知道，我的老婆、女儿都是“土包子”，从来不用香水的。他来了，有时候干脆就把当年的劳改朋友请到我家里来聚会，大家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回忆当年的二劳改生活。2007年，他从奥地利回国来了。据说是在国外生活不习惯。从此，他和儿子相依为命，靠退休金过日子。
如今，他和儿子两个人都没有结婚，父子二人共用一套坐落在汕头市市中心的200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空了，就给我打打电话。他比我小，才70多岁。我说，我都80岁了，还第四次结婚，你比我小这么多，身体健康，看上去只有60多岁，是不是还想找一个老伴儿啊?他苦笑着说：“难哪！伺候不起呀！不是没人介绍，但是一见面，女士们总是先问到哪里去旅游，国内的，国外的，一口气提了好几个旅游点。还是消停点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