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已陷入重重危机的泰国首先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救援计划及一揽子措施。为了得到172亿美元紧急救助贷款，泰国当局必须紧缩财政支出，实现经济节约，其具体目标是：泰国1998年外汇储备必须保持在230亿美元的水平；经常账户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上半年的8%压缩为5%；财政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降到16%。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按照商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向其提供370亿美元的贷款。为此，印尼总统苏哈托不得不牺牲自己家族的生意，将印尼的经济门户全面打开。
就算与美国关系密切的韩国，也没有逃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魔掌。韩国将得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共计57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但必须同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为苛刻的援助条件，具体如下：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方面。一是将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7%下调至3%；二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加税来达到实现财政预算盈余的目的，包括政府将维持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减轻货币政策所受的压力，同时为金融环节的改革提供资金，调整政府开支项目的先后次序等；三是将1998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四是将1998年和1999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到1%以下，相当于从当年的150亿美元降低到50亿美元。
第二，货币和外汇政策方面。一是中央银行收缩货币政策，允许利率短期内上升，舒缓韩元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二是修订韩国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权力，而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三是加强对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四是维持现行的外汇交易制度，允许汇率每天10%的波动幅度，政府对汇市的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的运作方向；五是公开政府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的期货合约和银行的坏账记录。
第三，开放金融市场，重建金融体系。一是在1998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及附属机构或经纪行；二是外国投资者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至50%，到1998年底，进一步调高至55%；三是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四是大型金融公司必须由国际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五是针对重组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将建立一套制度来协助这些机构关闭业务或进行合并，允许本地和外国机构来收购这些机构；六是加快注销金融机构坏账；七是所有银行必须制定一套自我援助的计划，以符合《巴塞尔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八是政府给予任何金融机构的支持，都必须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九是以有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取代目前无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
第四，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必须逐步削减政策性贷款，终止以补贴方式拯救私人企业。
第五，加快贸易自由化。履行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承诺，取消进口限制，取消出口补贴。
第六，增加劳工市场的弹性。向失业人士发放失业救济金，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条件公开后，立即引起韩国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指责，韩国政府为了得到经济援助，将金融主权拱手让给了外国人，这种代价太过沉重，将对韩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援助条件，韩国必须立刻开放原来较封闭的金融市场，紧缩财政政策，彻底切断政府、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如果韩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去做，那么必将导致许多韩国企业加速倒闭，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韩国经济内部需求停滞，进而又打击到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恶性循环，并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如果韩国不接受援助条件，韩国经济必将继续恶化，所有大企业也会因负债累累、内部资金积累有限、流动资金短缺而面临倒闭的威胁。最后，韩国政府为了尽快获得援助，恢复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面对这些足以再次摧毁韩国经济的援助条件，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背后操控者——美国政府的真实动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0年4月在杂志《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一切》的文章，清楚地揭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些什么。斯蒂格利茨，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曾因说了太多真话而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劝退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场灾难的种子早已种下。早在9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就开放了它们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并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短期资金。在泰国，游资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灭后，资金迅速涌出，进而引发了一场灾难。
斯蒂格利茨发现，所有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时，都接到了一份内容大致相当的“账单”，这些“账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为借口，对受害国提出的改革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并不是对症下药，反而会将亚洲受害国家拖入到更严重的衰退中。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在利用金融危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这些阴谋的操控者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和华尔街。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赚不完的钱。
斯蒂格利茨在文中对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评论道：“资本流入亚洲国家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提供改革重建方面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会以低价购买这些公司，在购买之后，甚至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后，再将其卖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到钱。”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暗藏了太多的阴谋，“尽管我们对衍生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市场，因此与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美国这次并没有直接插手干预，而是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提供了援助，但都是附带极为苛刻的条件，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态度对投机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如下：一是投机者大都以美国为基地，他们的资金有70%以上来自美国本土；二是金融衍生品是从美国诞生，游戏规则也是由其指定；三是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管理国际资金的能力巨大。可以说，如果美国对亚洲危机默不做声，那么投机者便会继续肆无忌惮下去。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投机者正式表态，也没有提出关于管理投资者的设想和方案。在政府的庇护下，投机者更不愿意将基金管理和运作透明化，不愿意将他们的阴谋诡计公布于众。
事实上，美国不愿意约束投机者，是出于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考虑。冷战结束后，经济实力已成为制衡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亚洲经济迅速发展，这对美国经济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如果任由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亚洲的经济奇迹肯定会破灭。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继续翻云覆雨、一手遮天。
如果说投机者是美国插入亚洲各国的一柄利刃，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就是涂在这把利刃上的毒药。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就是借投机者之手，吸干亚洲地区积累的经济成果，然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扫清障碍，进而达到继续称霸世界的目的。事实上，这种卑鄙伎俩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就曾利用这种手段大发战争之财。而这次，美国人只不过是把它移到金融领域罢了。
所以说，美国政府才是这场赌局的最大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