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色经典电影在特定的政治时期为新中国诞生而欢呼，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革命领导，革命人民及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但是，由于中国解放后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形势，电影艺术与国内的其它任何文化艺术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冲击。其主要表现在对电影的禁止播放，对导演的迫害及对电影艺术本体的破坏，电影仅仅成了培养被奴役、被驯化、被洗脑的“良民”的工具。今天，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期，我们必须继续对文化“暴政”时期对电影艺术所犯下的错误予以长期的反思和警醒。
首先，前十七年文艺（1949-1966）及“文革”时期，对一些宣传人性的电影发起了疯狂的“围剿”。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电影文化艺术领域内，完全移植了解放区延安文艺的道路与方针政策。以毛泽东以列宁那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为理论基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文化纲领，加强了党对文艺的绝对一元化领导。1949年七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旨意，这次大会的唯一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以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文代会后，毛泽东文艺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文艺以阶级性、党性、、革命立场、斗争哲学为武器，打击、压制乃至于消灭异己力量。而人性、个性、主体、多样性和多元价值观则完全被忽略。过去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已经习惯地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提法，视为不可移易的真理，其结果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或加以简单化，或一笔勾销，从而取消了艺术本身的生动活泼的特点。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当代电影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可划分是同步的，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从1949-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电影文艺的开创时期。（2）从1957-1966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全面发时期，这个期间电影文艺的方向、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断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有时也有右的干扰。（3）从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文艺，这个期间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篡夺了文艺办的领导权，把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4）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严格地说是以1979年十一届时三中全会为标志，电影发到了新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电影文艺。文艺领导权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电影出现了伤痕、反思、改革及文化探索性电影。（5）直到85年年后，中国电影走向了多元化，电影才真正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红色经典”电影主要是指“前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共和国诞生，电影思想领域内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为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事业需要处理的三个关系：（1）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2）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这就是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3）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问题。1949年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执行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的组织，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第一次文代会于49年7月2日开幕，7月19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达八百二十四人；大会期间，郭8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意义是大会根据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讲话》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明确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大会还胜利地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团体联合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中国前17年的电影继承了中国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崭新的生活内容和美好理想。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影片中成为创造历史的英雄；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各个方面的生活，成为创作的主体，被多侧面地搬上了银幕。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也带来中国电影艺术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民族特色更为浓郁，民族精神表现得更加充分。就电影创作的总体而言，洋溢着一种乐观、激昂、豪迈的基调。但是，由于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这个期间中国电影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新中国前17年现实生活题材电影在整体上都是和时代要求相契合的，大体上如下几类：第一类型是反特题材影片，包括《羊城暗哨》（1957年出品，卢珏导演）、《徐秋影案件》（1958年出品，于彦夫导演）、《铁道卫士》（1960年出品，）《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出品，赵心水导演），《跟踪追击》（1963年出品，卢珏导演）《秘密图纸》（1965年出品，郝光导演）等。在取得这些成绩的时候，“前17年”电影的灾难依然严重。
电影界的第一个灾难就是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此又殃及《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私营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随后电影界率先开展了“文艺整风”，教育界则开始讨伐陶行知。“武训传”被批判后，电影界一片死寂，一年半内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
当代电影史上最早批判的是电影《武训传》（上下集），编剧及导演是孙瑜，1950年摄制，主要演员有赵丹（武训）、黄宗英（女教师）、周伯勋（张举人）、张翼（周大）、王培（小桃）。1949年12月5日，是武训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平原省（现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训的祠堂和坟墓前，一位女老师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武训的故事……清道光二十五年，七岁的小武训，父亲已经去世，跟着母亲要饭，虽受尽折磨，却渴望能够念书。他拿着辛苦卖艺挣来的200文钱，跑进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师收下他，结果在众人的笑骂中被赶了出来。不久母亲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养。为了不拖累别人，他到处流浪，外出打工谋生。17岁时，他到馆陶县大地主张举人家做长工，和豪爽粗壮的车夫周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张家，他亲眼见到张举人剥削农妇张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佣小桃，听周大讲述女佣小桃因不识字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经过，更加感到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当他想用三年的工钱，为患病的伯母治病时，张举人拿出假账，说工钱已经支付完了。武训与他争辩，被吊起来毒打。最后周大打倒保镖，救出武训。张举人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关进死牢。小桃因张举人一家逼她嫁给曹屠夫，自己又无力逃跑几次想自杀，被钱妈劝阻。她准备找武训商量，逃出苦海。武训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终于感悟到穷人不识字就要永远受欺负，于是决定要办一个让穷孩子上学不要钱的义学……《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1949年7月，导演孙瑜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深受鼓舞。在晚宴上，他就《武训传》的拍摄征询了周总理的意见，回厂后又对原剧本进行了重大修改，在肯定武训的义举的同时，使武训的兴学之举以悲剧告终。此外，新剧本中还增加了周大发动武装起义的情节，以和武训的改良行为进行对比。1950年，《武训传》摄制完成，推向市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被评为当年10部最佳影片之一。
《武训传》是著名导演孙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取材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以“行乞办学，让百姓读书”的武训的经历，显示了中国电影自问世以来厚德载道，注重社会内涵的文化传统。虽然由于影片的拍摄实际上跨越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最终完成的影片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注入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特别是其中周大领导农民起义的线索显得有些生硬。但从整体上看，《武训传》仍然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以武训的兴学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细节化的场景，既突出了武训这个支撑起全剧的核心人物，也在剧情片的样式中融入了较为写实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些剧作和导演手法显示了其时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日渐成熟。本片也是著名演员赵丹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武训传》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还表现在围绕它所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批判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新中国电影史上展开了第一场对电影的大规模的批判。以康生等为首的一些政治人物为捞取政治资本为影片罗织了种种罪名，使影片的创作者乃至历史上的武训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同时，这场批判运动更开启了以简单的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的先河，直到1986年，影片才基本得到平反。
？批判《武训传》意在镇压异端，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则重在正面灌输。出于政治需要，这次会议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之语）。经过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权威“理论家”的精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苏联舶来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抬到党性、政治性的高度，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超越和冒犯的政治律令[1]。”毛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与暴露”等说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论”、“典型化”、“创造英雄人物论”，以及斯大林所说的“脚手架后面”的“真实性”[2]等伪现实主义的教条被糅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了“一元化”的内涵。思想定于一尊违背了文艺本身的规律，结果不仅使新电影的数量大大减少，质量也不如1949年以前[2]，而且政治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新电影的顽症。
1956年2月-6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第二次文代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创作搞上去。会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进一步提高问题，一个是为进一步繁荣创作必要条件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扩大会的意义总结了第二次文代会以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中国作家协会今后十二年内的工作纲要；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广大作家发出了提高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创造出无愧于我们国家和时代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的期望和要求的号召。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明确和重视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对各兄弟民族的文艺事业的发。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957年，党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为了适应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艰巨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全党史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分子乘党发动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之机，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论文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6月8日又为党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不幸后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同志当作敌人，伤害了一大批文艺作者，其中包括主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他们长期含冤受屈失去自由，无法在艺术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对那些被打成所谓“毒草”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论著的批判中，由于把认识问题或学术问题作政治问题对待，以至于把香花视为毒草，不可地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粗暴作风和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乃至形成了“左”比右好的顽固观念。这不仅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和繁荣成了长期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也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危害力量，这里是包含着沉痛的经验教训的。
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批批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因为“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处分。许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战战兢兢，生怕逾越“雷池”一步。即使在这样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还是出现了一批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歌剧《红霞》(1957)、《洪湖赤卫队》(1959)、《柯山红日》(1959)、《红珊瑚》(1960)、《刘三姐》(1960)等轰动一时，妇孺皆知。话剧舞台也涌现出《枯木逢春》、《槐树庄》、《龙江颂》、《洞箫横吹》、《万水千山》、《兵临城下》、《创业史》、《星火燎原》等，还有反映历史题材的《蔡文姬》、《胆剑篇》、《关汉卿》、《文成公主》等等。而传统戏曲舞台则相形之下显得不足。196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传统戏的剧目占的比例很大，少量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质量粗糙。
但是，时间没过多久，除毛主席亲自点名发动的对《武训传》批评外，文艺界还发起了对一些非常经典的我国优秀故事片的封杀和对创作人员的迫害。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英雄儿女》、《舞台姐妹》、《天仙配》、《牛郎织女》等都被打成“反动毒草”，一一被埋进冷宫。
《刘三姐》创作于1960年，是当时国产音乐片创作的鼎力之作，是我国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影片影响久远！后来在港、澳及东南亚放映时，被誉为“山歌片王”。在马来西亚被评为世界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1963年举办的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获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美工奖和最佳男配角奖。黄婉秋凭它夺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第三名，而这最佳男子表演奖30年过去了，长影迄今仍无第二人。僮族歌手刘三姐被恶霸地主陷害落水，被老渔夫救起。她用歌声歌颂劳动，讽刺地主老财。恶霸地主莫怀仁妄想禁歌，三姐设计和莫怀仁对歌，把请来的三个秀才个个击败。莫怀仁施毒计反三姐把抢到家中，三姐在阿牛和群众的帮助下连夜离开莫家，又到新的地方用山歌鼓舞群众斗志。影片《刘三姐》是一部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千百年来，刘三姐逐渐由一个聪明机智的歌手，而化为歌仙、歌圣，带有某些神秘色彩，成为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民主、爱情、幸福的理想化身。影片在表现人物，以得到观众认同这方面非常注意以情感人，体现人物的理想化色彩，不表现得太实，这是创作者在影片中匠心独运之处。这部佳作在当时无法超越具体时代的正统思想局限，因此造成作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不够协调，影响了人物的丰满，但由于影片的故事太美、景色太美、人也太美，故而使观众忘记了影片的这一点微瑕，而溶化于那美人、美景、美乐之中……黄婉秋说，她自己因为演出这部电影甚至差点被枪毙，其他创作人员大多数都受到了迫害。
另外一部优秀片《舞台姐妹》的导演谢晋遭受的冲击有人统计过，说谢晋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场次多达200余场。《舞台姐妹》拍摄完成后，还未等到公映，在上海主创人员，包括上官云珠（扮演商水花）、邓楠（扮演和尚阿鑫）、沈浩（扮演沈家姆妈），甚至老牌越剧皇后袁雪芬却都造反派被拉出家门，成了谢晋的“陪斗”。台下是群情激奋的造反派、红卫兵，台上是低头认罪的导演和明星。那场景，倒是与今天的新片观众见面会颇有几分神似。谢晋的家庭也不能幸免，家里的一切物品，都被造反派们反反复复翻检查抄，洗劫一空。不仅所有的书籍、照片、信件被悉数掠走，就连衣服、床单、桌椅、板凳等日常用品，也常常被一些看热闹的贪小之辈顺手牵羊。谢晋被关在上影厂的牛棚里，无暇顾及家人。夫人徐大雯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只能用报纸铺在地板上哄他们睡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谢晋年迈的父母，终因不堪非人的凌辱，先后以各自的方式自杀身亡。
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命运非常凄惨，安徽作为黄梅戏的故乡，居然发起了全省对严风英批判的运动，并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出版？”的名义出版了《革命大批判文章选编——批判反动影片天仙配专辑》。《天仙配》由同名黄梅戏改编，是一部优秀的戏曲电影。《天仙配》取材于董永遇仙的神话传说，传说寄托着下层劳动人民对自由纯真爱情的向往，而影片则充分反映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歌颂，批判了封建专制思想。片中主要人物七仙女和董永代表着善良勤劳的劳动人民，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品格。主演严风英和王少舫，分别塑造出了热情大胆、勤劳智慧的七仙女和朴实、敦厚、可亲的董永，两个人物形象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强烈的真实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严凤英的唱腔，声情并茂，深入把握人物性格、“洞达事物之情状”，“发古人之喜怒哀乐，忧悲愉快”，《天仙配》是她演唱十分成功的一部作品。影片上映后，受到海内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58年底时仅祖国大陆的观众就多达一亿四千万人次之多，创造了当时票房的最高纪录。严风英1953年参加安徽省黄梅戏剧团。1951年重返安庆。1953年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历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副团长，中国剧协第二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1960年，严凤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副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她于1954年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获演员一等奖。文革中，她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8日夜自杀身亡。1978年5月23日，安徽省委为严凤英平反昭雪，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
在前十七年及“文革”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悲剧何止孙瑜、谢晋、黄婉秋和严凤英，而是无数个艺术冤魂在悲叹，在挣扎，在期待。
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对文艺界的又一次“思想统一”。会议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确立为文艺的指南。周扬声称：“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3]。”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界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些作品，结果其中不少电影仍然遭到严厉批判，而批判的理由无非是电影的内容无法满足政治宣传的尺度和需要，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指责为表露了人情人性，《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则因对历史和人物的阐释异于官方基调而遭到批判。接着，在整个文艺领域内，包括电影领域，对电影题材的规定，对电影表演的程式化要求，对电影思想的控制，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前17年”走向了死胡同，电影领导权被江青控制，八个“样板戏”成为全中国当时七亿人口的精神“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