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幸福感受哪些因素影响？幸福感是可以改变的吗？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什么方法能够教会学生感受自己的幸福？怎样才能教会学生增加自己的幸福？本章将与你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假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能有个人背景特征、情境、人格和社会比较。作者集中考察了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人口学变量和社会比较与幸福感的关系。以下就这些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加以讨论。
一、人格与幸福感
大五人格中外倾性、神经质和严谨性与幸福感存在明显的相关，其中外倾性、严谨性与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三个因子联合预测了幸福感28%的变异，再次重复验证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证明了人格是幸福感稳定有力的预测因素。
在五个人格维度中，外倾性和神经质不仅对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彼此的中介对幸福感产生了间接影响。按照McCrae＆Costa的观点，这两个维度对幸福感具有气质性作用。笔者以为外倾性和神经质可能也同时具有工具性的作用，因为，外倾者开朗、好交际、具有良好的人际技能、善于沟通与合作，这既使其易于体验到积极的情感体验，也容易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神经质维度衡量情绪的稳定性和顺应能力，高神经质的个体具有情绪化、紧张、忧郁、易于烦恼、缺乏安全感等特征，这既使其易于自寻烦恼，而且，过分和随意的情绪反应及过于敏感也易于导致不良的人际互动和负性生活事件。外倾性和神经质相互作为中介，调节了各自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因为两个维度对幸福感还具有交互作用，如内倾高神经质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欠佳，同时具备了高神经质和内倾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力，因此，内倾高神经质者成为最不幸福的人，外倾低神经质者同时具备了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对幸福感的正面影响，因此成为最幸福的人。
严谨性和开放性对幸福感具有间接影响，其中严谨性同时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的中介影响幸福感，与外倾性具有正相关，与神经质具有负相关，似乎表明，那些严谨且外倾的个体和严谨低神经质的个体幸福感更为强烈，成为除外倾性和神经质之外，对幸福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格维度。开放性通过外倾性的中介影响幸福感，与外倾性具有显著正相关，似乎表明，那些开放且外倾的人具有较强的幸福感。不仅如此，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还充当了人口学变量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因为，人格决定了处于同一生活背景中人们应对生活事件的方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水平。
二、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
在影响青少年学生幸福感的人口学变量中，笔者考察了年级、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和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年级和城乡所在地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明显。虽然也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如各年龄段的学生均对家庭和友谊的满意度较高，同时体验了较少的正性和负性情感的频率，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各年龄学生对生活满意度重要性的判断存在差别：初中生对学校和环境的重要性认同较高；高中生对学业的重要性评价高；大学生则对自由、家庭和友谊的重要性有更高的评价。这主要是由年龄特点所决定的。年龄越小，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更多依赖于外部因素，如学校和环境；年龄越大，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同时侧重于内外部因素，如个人的自由和友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个性渐趋成熟，渐由外在的环境控制转向内在的自我控制，幸福感更多来自于内在需要的满足程度。其次，不同年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各领域的水平存在差异，基本上是大学生高于中学生，初中生高于高中生。因为，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任务不同，学习生活的方式不同，反映了社会对一定年龄学生的期望、要求和规范，因此，年级所代表的青少年学生幸福感的差异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差异。
家庭所在地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可能是社会结构和教养方式的差别引起的。农村具有农业社会的结构特质，儿童的教养强调依赖与服从；城市具有工业社会的特质，对于儿童的教养更多强调独立和自赖（杨国枢，1982）。因此，农村青少年体验的自由满意度低于城市学生。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文化精神生活贫乏，使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体验了较高的负性情感的频率，城乡学生成长环境及其社会互动方式的差异，使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体验了更少的友谊满意度。
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对幸福感没有影响，男女生的幸福感没有差异。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明确社会分工，作为“半边天”的女性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今女性在就业和其他方面的机会已经和男性没有差别，女性已经作为独立自主的主体出现，不再依附于男性。就女生而言，她们尚未走向社会，即使社会现实中男女地位有差异，她们还没有感性认识。因此，其幸福感与男生没有差别。
三、人格影响幸福感的认知机制
中国有句俗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恰当地阐释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即向下比较是自我增强的，向上比较是自我威胁的。为验证该观点，笔者在能力比较、关系比较和生活适应背景中探讨了人格、社会比较和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在能力比较和生活适应背景中，社会比较充当了神经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但与不同生活阶段参照点的比较具有不同的效应。
当参照点与个体现在的情况相似时，向下比较提升了幸福感，向上比较降低了幸福感。当参照点与个体未来的情况相似时，向上比较会增强幸福感，向下比较会降低幸福感。当参照点处在个体现在的生活阶段时，向下比较是自我增强的，因为它可以使个体感受到自己的优势；向上比较是自我威胁的，因为它可以使个体感受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当参照点处在个体未来的生活阶段时，代表了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向上比较可以给人们希望和信心，向下比较将使人们体验到威胁。比较方向与幸福感并没有固定的联系，两种比较方向同时对幸福感具有正面和负面影响。根据对幸福感不同的影响效应，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把社会比较界定为有利的社会比较（现在的向下比较和未来的向上比较）和不利的社会比较（现在的向上比较和未来的向下比较）。同样的社会比较方向对不同人格特质者的幸福感带来不同影响。高神经质者对社会比较信息似乎更为敏感，更能从不利的比较中受益，更能从有利的社会比较中受到威胁。低神经质者既能从有利的社会比较中受益，又能避免不利的社会比较的危害。对内、外倾被试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外倾者对社会比较信息的反映类似于低神经质者，内倾者情况更为特殊，向上和向下比较均使其受到伤害，降低幸福感。
外倾、低神经质者的幸福感水平高，可视为快乐者；内倾、高神经质者幸福感水平低，可视为不快乐者。对于社会比较信息，快乐者会以一种维持甚至提升其幸福感和自我观念的方式作出反应，不快乐者会以一种坚持甚至增进其不快乐的方式作出反应。这种社会比较方式的差异源于他们的自我观念的差异：外倾、低神经质者具有积极的自我观念，具有内在的稳定的标准，较少依赖社会比较信息来评价自己，因此幸福感较少受到影响；内倾、高神经质者具有不稳定的甚至是消极的自我观念，更加依赖不利的社会比较信息来评价自己。因此，社会比较尤其是不利的社会比较对其幸福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人格和社会比较方式。而人口学变量和人格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格是文化的集中代表，在人口学变量中，教育是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体现了文化影响时间的长短和水平。城乡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反映的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教养观念的影响。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潜在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因子，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既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挥影响，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和判断标准存在文化间的差异，中、美青少年幸福感领域的差异就是一个佐证。又可以通过教育教养等多种方式发挥作用，这种影响长期的积累就形成个人的人格，通过人格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从而影响着个体的幸福观和幸福感水平的差异。在人格因素中，神经质和外倾性是被多种人格理论建构共同验证的对幸福感稳定的预测因子，充当了人口学变量和其余人格维度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但人格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不同的社会比较方式来调节的，外倾、低神经质者具有稳定的自我观念，对社会比较信息不够敏感，较少依赖社会比较信息来对自己的情况作出判断，他们既能从自我增强的比较中受益，又能避免不利的社会比较的威胁，因此维持了较高的幸福感水平。内倾、高神经质者具有不稳定、不确定和不清晰的自我观念，对社会比较信息敏感，更多依赖社会比较信息作为自我评价的依据，更有可能从不利的社会比较中受到伤害，因此，具有较低的幸福感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在参考他人研究和本文基础上，提出如下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模型。
本文把个体的幸福感看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个体所生存的文化背景（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会对其幸福观和幸福感产生潜在的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既通过正负向生活事件产生动态的影响，又通过民族、宗教、城乡、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职业等人口学变量产生静态的影响。其中，人格作为文化的集中载体，同时体现并调节了动态的环境事件和静态的人口学变量的综合影响，是幸福感最稳定的预测因素，在人格特质中，外倾性和神经质不仅充当了人口学变量影响幸福感的中介，而且可能充当了其余人格特质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但人格并非直接影响幸福感，而是对同样的环境事件以不同的社会比较方式来应对，从而调节了幸福感的水平。
当然，我们只是对其中的部分人口学变量和部分人格特质以及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影响做了初步探讨，涉及的因素有限，这样一个整合的研究框架适于作为系列研究的方向，尚需要大量的研究去验证、补充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