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必须举办的“创始者节”。魏特琳忙碌了一天代吴贻芳院长向每一个分校和每一位学生写信致意，并以母校的名义，向各分校发出如下电文：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的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创始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1937年10月30日，你们的母校
这一天令魏特琳特别高兴的是她收到了武汉分校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此写道：“虽被分开，但不沮丧，依靠信念，不久又会欢聚一堂。母校久长！”
“我爱你们！”魏特琳拿着电报，久久地吻着不放。她仿佛在日本人的炸弹声中听到了她的学生们的琅琅的读书声。
“魏特琳小姐，今天我们也该庆祝一下创始者节了！晚上我们在母校也应该有个聚会。”吴贻芳在下午对魏特琳说，她那轻盈的身姿在魏特琳面前飘过，留下一句特别温馨的话，“叫上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聚一聚。”
“OK！”魏特琳愉快地领取了任务，并与程瑞芳等投入了紧张的准备。
当晚，学校教学楼的大客厅内，热闹异常。这是自日本人大轰炸以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少有的欢乐气氛。参加人员共有36人，男士女士各18人，分为6桌。美丽的菊花使大厅大放异彩。
节目并非是载歌载舞，因为能跳跳唱唱的人都不在学校。但魏特琳等依然感到欢欣鼓舞。在喜忧参半的聚会后半段，有院长吴贻芳博士的演讲《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魏特琳的演讲《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而最有趣的节目是传教士马吉先生的《让我们别忘了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说话风趣而幽默，虽然讲的是关于上帝的话题，折射的却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妇女的信仰问题。他的观点是：当下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进犯首都南京，对中国之命运的信念，其实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信念，而对中国妇女的信念，更重要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念，这样才有了中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南京遭遇大屠杀的每一天、每一时，当地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洋传教士们的仁爱之心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伟大的。
魏特琳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后一天，魏特琳步行来到鼓楼做完礼拜，而后她跟几十位中国教会成员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们的国家”时，魏特琳竟然热泪盈眶，她事后对程瑞芳说：“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国人一样，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受难，心里特别难受，很想为她做点事，哪怕是为正在上课的孩子挡一挡头顶上掉落下来的弹片和泥尘。”
仅仅10月31日这一天，魏特琳为了满足留在南京城内的孩子们的需要，她一个下午就去了3所学校，为那些被炸弹吓坏了的孩子们唱歌、讲课，让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愉悦。当看到孩子们仰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望着她时，魏特琳感觉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离开孩子，回到校舍，站在圣母玛丽亚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汉、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学生们连在了一起……“孩子们，我听到你们在读书，听到你们在歌唱，听到你们在夜幕下脸上露出的甘甜微笑，还有你们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这是她怦怦跳动的心声，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们，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魏特琳每天都在对着苍穹倾诉着。
她在成都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华群小姐，我们有20人参加了“创始者节”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们全体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的节目是：画一只手，中间有一个学院的校徽——这意味着我们想念您和校长她们……
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与学生、教师在圣·希尔达教堂的庆祝活动热闹而庄严。孩子们告诉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们的庆祝活动欢声笑语不停，大家十分高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有巢的鸟”。这主题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在外飞翔的鸟儿，向往早日回到我们可爱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学生们也来信了：尽管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的回击声伴随着庆祝活动，可鲁丝小姐和纽夫人依旧毫不逊色地照旧高声朗诵了她们的赞美诗。
“留在母校的我们，就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来自三个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新一天醒来的时候，魏特琳与所有南京城里的人一样关心天气。她的一个中国女教徒说：“很奇怪，我们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坚持认为：坏天气好，而好天气坏。在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肯定要去教堂。”
那么南京的普通百姓怎么办？下雨时，他们肯定要去街头忙着买些东西回家；而太阳出来的日子，他们一定早早地躲进了自己的或别人家的防空洞内……
无奈而忧愁的日子这样过着。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听到她的朋友们正在组织一个“难民安全区”，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国使馆也表示赞赏。斯迈思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秘书职务。当他把这个安全区的情况介绍给魏特琳听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日本人真的那么快就打进南京城了？南京城会被彻底摧毁吗？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内？会发生抢劫或者更严重的杀人放火？恶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
“使馆为你们准备了舰船，你们必须在这几天撤离，否则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机会了！”使馆似乎在暗示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还是原来的那句话：我不会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弹将我炸飞了！
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始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尊重魏特琳小姐的决定。”这让魏特琳感到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很有修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意愿。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这是魏特琳小时候在家乡替人放牛时唱的歌。现在，她哼着它，平添几分凄凉。
11月21日，星期天。这一天，魏特琳的日记这样写道：
我们发现伤员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车站的各个地方，也许有2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没有医生护士，有些伤员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当做被子。那里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尽自己所能安慰他们。有一个眼睛和鼻子都严重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他：我们会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另一个伤兵从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伤口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
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院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便处理日益严重的即将发生的难民问题——日本人进攻南京和早晚要占领南京的事实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紧急委员会”的成立是一种应对措施，当吴贻芳院长征求魏特琳的意见时，她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这个主张。这天下午3点，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召开，讨论和得出了4个阶段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1.战斗阶段；2.中国军队撤退后；3.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4.日本军队进城。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3位男性，2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这两个女性成员。
“金陵大学也有一个紧急委员会，共有30多人留下。”程瑞芳对魏特琳说。
“太好了！这样我们也有相互支持的机构和队友了！”魏特琳为程瑞芳带来的消息而高兴。
学校已经在为一旦日军进城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准备了。自然，首要的问题是处置学校的那些宝贵的设备和财产，转移是首选，其次是隐藏，而这些都让力气有限的魏特琳她们累得几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学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难民，而南京市整体将会有多少难民。拉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认为将有20余万难民，他们已经与尚未撤离的政府机构统筹了一个计划，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安置约200到1000难民。即使是这个数目，魏特琳和吴贻芳认为已经超出极限。
“2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灾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面这样认为，因为她们的估计并非保守。事实上到11月，留在学校且能干些活的人总数不足二三十人，按1个照顾10人计算，200多个难民进驻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最大限度了。
“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难民是否那么理智，或许是500人，或许是1000人，或许更多……”拉贝主席对魏特琳这样说。
不可控是关键问题。所以魏特琳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调查学校周围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和妇女将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区成立后的分工明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旦接待难民，其主要对象是妇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认为有必要先把周边的难民情况做一调查。
11月25日是感恩节。1937年的感恩节对魏特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动酬谢上帝对她的哺育：装扮校园。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而特殊的工作，由吴贻芳她们几个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装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领地，并以此作为保护难民的“生命孤岛”，不准日本军队在此横行霸道。
按照学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选择了学校4个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杆，以示以后难民一旦进入后的不可侵犯的范围。第一根旗杆插在西山顶上；第二根插在两栋男教师住宅的中间；第三根旗杆在门房的拐角处；第四根插在南山两栋男教师宿舍的中间。另在实验学校里也插了一根。
旗杆上将挂上美国国旗。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吴贻芳院长给予支持，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校的前身和目前的办学资金仍然是以美国基督教等传教机构为主。“这没有问题，金陵女子学院就是美国教会组织办的学校。应当让日本人了解和知道这一点。”吴贻芳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说。
“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挂的两块牌子应该找出来。”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她建议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当年用中英文写的“大美国女子学院”两块老牌子。
“它会在什么地方呢？”魏特琳有些为难了，尽管她到学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却一无所知。
“我记得阁楼上还放了些老东西。”程瑞芳说。
于是两人便到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翻箱倒柜。结果发现国民政府注册前使用的一块“金陵学院”的老牌子，却没有找到她们想要的那块。
“先用它对付！”魏特琳觉得“金陵学院”也能管点用。但就在她们往外搬的时候，老牌子被翻过去的一瞬间，奇迹出现了——那“金陵学院”老牌子的背后，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国女子学院。
“哈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平时不苟言笑的程瑞芳这回大笑了起来。
魏特琳更不用说有多高兴！她轻轻地抚摸着那几个大字，发现它们皆被一层厚厚的红油漆覆盖住了，而字形却仍然醒目可见。
“我们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国女子学院’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护了它，我们就让它保佑我们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用脸颊紧紧贴一下，十分激动地说。
吴贻芳知道后，用了5个字形容这失而复得的老校牌子：人间悲喜剧。
吴贻芳院长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员，并应蒋介石夫人之请，必须要离开南京。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都必须离开南京。魏特琳对此很难过，但又一想觉得吴贻芳院长离开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所有分校和绝大多数学生现在都不在南京，她们需要校长，校长的存在就是全体金陵女子学院的灵魂所在。她应该走。
现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区内，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领导者了。
“我们家庭手工学校现在还有5个学生，这可能是南京唯一还在开学的学校。学生们要求继续上学……”魏特琳为此感到骄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不会倒！
27. 生命孤岛
日历已经翻到193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
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经在这个皇皇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
现在悲哀的气氛在南京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认为，日本人3天后就要到了；还有一些人说要几个星期。今天一些城门关闭了，目的是防止散兵游勇进来。伤员现在不再送进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