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时。我到大使馆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神学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菲奇、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顿先生谈到士兵抢劫的可能性和对外国人产生的危险。他说，外国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立刻撤离南京，现在不能立刻走的人应该做好撤离准备，当大使馆撤离到美国军舰“帕奈号”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门关闭了，大使馆选定了两个地方作为用绳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后要我们每个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单位表态。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待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楼教堂做礼拜的不到20人。
今天有90多人参加了我们邻里学校的礼拜，原因你们可以猜到，不是为了面包和鱼，而是为了了解在危急时他们能否到我们校园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只有当情况变得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们再来。只带被褥和食物，不允许带箱子。”
2时30分。我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们交谈。我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后，市政府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参加了礼拜，沿着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它看起来也很凄凉，实际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只看到四种运输工具：拖着战争物资如高射炮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过；坐着军官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北方的骡车和拉着穷人及行李的人力车……
今天，除了下关邮局外，所有的邮局都关门了。安全区还没有确定。路透社的记者向我建议，在安全区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和儿童到我们学院避难的话，我们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情况通报日本指挥官。虽然，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唯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魏特琳11月28日所写的日记。是夜，南京城内不时响起巨雷般的声音，随处可见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凄惨地嚎叫，听来令人心颤。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给魏特琳送来一包热腾腾的豆腐干，说：“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兹小姐、鲍尔小姐外，再没有第4个外国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南京城内，除了我们在为家庭手工学校的5个学生开课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一个学校在上课了。”
程瑞芳说：“那么上帝应该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魏特琳转身，站在耶稣像前，十分虔诚地问道：“上帝会吗？”
“上帝还要看我们日后的表现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们对战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们对身边的弱者则格外在意。
跨进1937年最后一个月的门槛，南京城的寒气已经十分逼人，而战争的硝烟似乎也已呛到了每个人的嗓子眼上。“在我们刚要去鼓楼教堂时，紧急警报响了起来（现在已不再发两次警报了，因为日本的战线离我们太近了），很快就传来了轰炸的声音。后来，威尔逊医生告诉我，空袭发生在清朝修建的“西华门”。我很难过地说，空袭造成的灾难都落在了穷人身上。他说，有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当威尔逊发现那个已麻木的父亲时，他仍然抱着他的孩子，小孩头的上半部被炸掉了……我的心为中国士兵痛楚，我得知有50名伤员从20英里外的地方跋涉到南京。他们说，许多受伤的同伴倒在了路边。”12月5日是星期天，一清早，城里就听得几声巨响。不用说，肯定又是日本飞机作的孽。
用三头六臂来形容现在的魏特琳似乎很贴切。为了做好接待难民的工作，在她带领下，学校已经把所有的宿舍和科学楼、艺术楼、中央楼等可能腾出的房子全部搬空了。
“一定不要让难民们睡在地上，哪怕是给铺一层稻草或木板什么的，不然会冻坏孩子们的……”魏特琳细心指导着大家。
“好好，就这样。每个人把人带进学校后，就要告诉她们应该在哪儿住下，然后告诉她们应该如何注意卫生，而且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对了，不要把进来的人随便引到楼里，要一栋楼安排满后再安排下一栋楼……”校门口的小草坪上，魏特琳举着小旗，正在指导她的“引导员”如何接待和安排即至的难民。
她的队伍很可怜，除了程瑞芳和几名工人外，其余的都是留校教职员的孩子。不过，他们都很认真，似乎都像刚入伍的新兵，练得一丝不苟。
“华小姐，我们能搬进来吗？”就在这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拖着铺盖、拎着包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在门外喊着魏特琳的名字，乞求着。显然这些人的家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远，所以她们都认识魏特琳。
“来了就请进吧！”魏特琳一边招呼着门外的人，一边指挥门内的人，“把先来的人带到实验学校去，那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快把这第一批的人安顿好，让她们先有口水喝……”
第一天接待难民，人数并不多，但却让魏特琳感到工作的艰辛。刚把一个80岁的老人安置稳当，身边的3岁娃儿一泡屎就拉在楼道里……
“今晚，我看起来有60岁，感觉像是80岁。”深夜，魏特琳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合眼时，她在镜子面前照了照，不由得吓了一跳。
12月9日，城内各种传说和谣言四起，但有一句话大家并不怀疑：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
“为什么城西北那边火光冲天？是不是日本飞机又扔炸弹了？”早上起来，魏特琳就见城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数条火龙直蹿天际。
程瑞芳告诉她，是中国守城军队点的火，军队正在采取“焦土战术”——把靠近城墙的外城建筑都烧掉，以免日军借此作为攻城的掩护屏障。
“能解决问题吗？”魏特琳觉得中国军队的战术有些愚昧。
“我们也搞不清，但这造成了大批没有房子住的难民们往城里涌……估计今天会有更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程瑞芳说。
果不其然。当天，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下接待了300多名难民，其中有一些人还是从无锡来的。这些难民告诉他们：日本人一路杀过来，他们只得往首都逃亡。“南京是蒋总统待的地方，总比我们家安全些。我们想，要死也要跟这些当大官的一起死在皇城里。”有难民对魏特琳她们这样说。
可怜的人啊，他们哪里知道，首都南京其实还不如小城和乡下更安全，这里的大官们早已跑的跑、逃的逃，哪还等着与你们这些穷苦人一起死嘛！魏特琳一下感觉中国的穷人又可怜又可悲。
每晚一会的“记者招待会”，魏特琳也是必到的代表之一。这一天晚上，记者招待会照常进行，但魏特琳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官方人士参加了，中方人员除了2名记者外，只有2名政府的低职官员，其余的全是拉贝和贝德士、斯迈思等外国人了。
“轰隆——！”招待会刚刚开始十来分钟，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所有在场的人从座位上震了起来。
“炸弹！炸弹马上要轰到我们头上啦！快散吧！”有人大喊起来。
拉贝对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说：“估计明天开始不会再有这样的会了。”
魏特琳从会场回到自己的家，发现窗台上的一盆花也被爆炸的震波震落了。在看望新进来的难民时，她听到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悲惨经历。一个妇女说，她是有事到南京来的，结果她12岁的女儿进不了城，现在她自己又出不了城。“我女儿就在光华门那边，那里打得死去活来，我女儿真出事了！可怜可怜我吧，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女儿呀！”那妇女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但似乎谁也帮不了她。
魏特琳心酸得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来自三汊河的妇女，则发疯似的说要找她母亲。魏特琳问她母亲到底到哪儿去了，那妇女自己也说不清，只说是刚刚在校门口走失的。魏特琳与程瑞芳商议了一下，估计会不会在附近的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那边。“走吧，我带你去那边找找。”魏特琳便拉着那妇女快步来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结果还真找到那人的母亲，母女俩见了面抱在一起就大哭。
魏特琳一了解，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经接待了1500多个难民。天，这还得了！魏特琳一想，估计明天她的学校也会有难民潮涌进来。这可怎么办？她和吴贻芳院长最初计划安置的最大限度是1000来名难民，现在才不到两天时间呀！想到这儿，魏特琳飞步就往回走……她想着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呢？
明天，明天是12月10日。1937年12月10日的南京城，显然已经在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这座古老的皇城此刻已经完全陷入敌我双方的重炮密弹和硝烟弥漫的激战之中。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人，偶尔见到的一定是流浪的难民，他们不是被炮弹或子弹打死，就是抱头在寻找避难的场所……
“快进来！进吧！”魏特琳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前与后院门口，都挤满了难民。很快，旧的教师宿舍住满了人，中央楼也开始进人。有些滞留在校门外的难民，则在自己想办法：他们自发行动搬砖砌房，转眼间，砖变成了一间间小房子——不需要瓦匠，只要用一两张芦席盖顶，这便成了自己的房子！
“华小姐，你看看，我的房子行吗？”有位男人非常自豪地把魏特琳拉到他的杰作前，一定让其进去参观。魏特琳看了几眼，很是佩服。但她心想：这安全吗？
不过，学校场地有限，又只能安排妇女和孩子，有人特别是男人能通过自己的办法解决避难处，这不失为一个选项。魏特琳还是对此表示赞赏。
“轰隆！”
“轰隆隆！”
就在魏特琳踏进校门的那一瞬，突然连续几声巨响，她顿时感觉地动山摇，身体站不稳，连连摇晃了几下……没有倒下，是旁边的一块墙石帮了她的忙。待她再回头四周一瞅：妈呀，几颗炸弹估计就落在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百米的神学院等地。炸弹落下后腾起的烟雾和燃烧的火光，似乎要将她的学校与外界隔绝——“我们马上要成生命的孤岛了！”那一刻，魏特琳想到了一个凶多吉少的词。
校门口，那位丢失12岁女儿的母亲站在那里，焦急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逃难人流里寻找着——也不知什么地方一下拥出了那么多人！魏特琳也觉得奇怪。
10日这一天，魏特琳的助手——作为安全区第4区卫生组组长的程瑞芳在她日记里记下这样的细节：
……今日七百号（校楼名称）也住满了，搬至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涌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新住宅区的房子都住了难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进去住。金男大（金陵大学）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他们比我们人多，因男女都住。我们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她们水洗面，给她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吃进去的是小事，出来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来没有带马桶来，虽然院子外面四处有粪桶，是为小孩子的，她们不到那里去就随便，所以到处都是尿和屎。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一百号这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洗尿布的了，图书馆这边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啥叫难民区，这就是！两个字：脏、乱。可谁还顾得了这些，保命在此刻最重要。
让魏特琳多了一份着急和担心的是：难民中有些妇女刚刚生下孩子，11日早上起来，她便听到有两个妇女在哭，原来她们的婴儿死了，一个是闷死的，一个是病死的。从程瑞芳那里获悉：已经进来的妇女中还有五六个已近临产……
苦命的孩子！“重点保护好产妇和刚出生的婴儿。”魏特琳特别吩咐程瑞芳，从没有生过孩子的魏特琳像自己失去了亲生孩子一样。母性让她格外关注小生命。
12月12日，是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南京最混乱的日子。从中国守军总司令到街头的一条小狗、小猫，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唐生智将军从早晨开始就忙着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撤离“手谕”，后来他当晚就在一帮警卫人员护卫下非常狼狈地从下关的长江边撤走了，而他一走，十多万守城的中国军队几乎全乱套了。
被日本军队的机枪子弹和重击炮轰得找不到东南西北的流浪狗、流浪猫只能傻呆呆地在大街小巷看着那些与它们同样傻呆呆的人群四处逃窜……
12日的魏特琳，用她的日记来记述，也许是最准确的“当时”——
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