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冯道（臣光曰117）
五代冯道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毁誉交加。
冯道字可道，号长乐老。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其一身经历五代的整个过程，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为官四十多年，“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
冯道之所以政坛不倒，自有他的过人之处。《通鉴》总结为：“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决断）”。秘决就在这里了。他是小事小糊涂，大事大糊涂，脾气不乱发，话不乱说。要说也千掂量万掂量，别人进言多取祸，他则反受其益。王夫之通过细细研究，得出结论如是：“数十年民之憔悴于虐政，流离死亡以濒尽，而（冯）道不言；其或言也，则摘小疵以示直，听则居其功，不听则终免于斥逐，视人国之存亡，若浮云之聚散，真所谓谗諂面谀之臣也。”
冯道一生有几个要点可看。
后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始贵显。后唐明宗时，任宰相，从此尽管改朝换姓，总不离将、相、三公、三师的高位。后唐愍帝时，为首相。时李从珂造反，后唐愍帝刚逃到河北，冯道就准备率百官班迎新主子，并督促卢导赶快起草劝进文书。卢导不肯：天子还在河北，人臣那可轻率劝进。冯道说，“事当务实”。
这句话完泄冯道处世的投机心理。用时话说就是要现实，至于头顶上的星空，他已无暇去考虑。以后屡屡吃里扒外，皆是这种“务实”的贯彻。范文澜说得比较平实：“所谓务实，就是看准（后）唐愍帝必死，李从珂必立。”要我说，冯道的一惯心理，其实最接近买办。
李从珂顺利当上皇帝（后唐末帝），先是免了冯道的宰相职务，而后又委以司空，职责是祭祀时扫扫地。冯道说，扫地我也干。这就是典型的好官我自为之了，至于干什么并不重要。而扫地恰好对他的脾气——不必管事。
后晋高祖入洛阳，任冯道为首相。他要冯道出使契丹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按这个辈份算，冯道当是契丹的孙子。于是自契丹国回来，大得信任，朝政都委冯道处理。有一次，后晋高祖问及军谋，冯道答：这事我不懂，皇上你自个“圣心独断”，当年后唐明宗也问我这事，臣亦以斯言答之。
契丹灭后晋，冯道没事儿一样入朝。耶律德光责问他：你是那一种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喜其能自虐，使为太傅。汉高祖使之为太师，官位达到最高点。郭威举兵入开封，汉隐帝被杀。冯道率百官谒见，仍做太师。
冯道事历十三帝，只失算二次。一是劝进李从珂，却遭到末帝的讨厌，被免去宰相一职。再就是后周世宗要打北汉，冯道力阻不成，反惹怒柴荣。外加看不起冯道的为人，就派他去做山陵使，为后周太祖督造坟墓。葬事完毕，冯道也跟着唉哉了。
然而冯道颇以自己的经历为荣，曾作《长乐老自叙》一篇，历叙自己的显赫经历，自谓孝于家，忠于国，做子做弟做人臣做师长做夫做父，都做得无愧色。这就没事讨骂了。欧阳修骂他无廉耻，这是宋以后之人对冯道的基本论调。欧阳修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事实也恰如欧阳修所言，冯道的处世性格，基本代表五代的习气。冯道死后，时人并不鄙薄其人，反是“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冯道年七十三），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冯道传·赞》说：“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与冯道同时期的范质亦称赞：“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胡三省读到这句话，很生气，批了一句：“夷考范质之为人，盖学冯道者也。”
范质，字文素，后周和北宋初大臣。受周世宗顾命，辅佐七岁的恭帝柴宗训。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任北宋宰相。
五代跟南朝一样，淡薄所谓的名节，才不管什么忠节不忠节，好官自己做就是。《宋史》云：“五季为国，不四、三传辄易姓，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五代的士人臣子们看待君主，就如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主人换了，仍可照常卖力气做工吃饭。这不仅不会受到时人的责难，且还看作正常。
但南朝有一点比五代强，起码南朝还有高水平的文人，而五代（不包括南唐，李后主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净出草包。即使是进士出身，不学富五车也就算了，却连字都认不全，此亦可怪也。
《旧五代史·崔协传》载，后唐进士崔协“多以文字错误，屡受责罚”，又因“少识文字，时人谓之‘没字碑’”——时下俗话“没字”概出于此。而崔协竟然做了后唐的宰相。当了宰相他也依然是“没字碑”，于是就请枪手，“庙堂代笔，假手于人”。后梁的封舜卿做翰林学士，而翰林学士的职责是替朝廷写公文。此子也不学无术，只好请门生代笔，“当时讥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周初的中书舍人刘涛干脆让儿子“代草制词”。
中原士人的整体构件如此，其工作能力也可见一斑。后唐末帝时，宰相马裔孙“未悉朝廷旧事”，“遽登相位”。于是奉行“三不开”主义：不开口论议，不开印行事，不开门延士大夫。等于什么也不做。后梁末年，唐庄宗兵进汴州。梁末帝束手无计，群臣只知道相对恸哭。宰相郑珏献计，他可以带传国玉玺入敌营，拖延一点时间。末帝问道：“能了事否（有用吗）？”郑珏低头沉思了半天，说：“但恐不易了（恐怕也起不了大作用）”。左右大臣破啼为哄然大笑。国家危亡在即，大臣们还有心思取笑，亦一奇也。
因此，五代被讥无学术。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对死于国事的忠臣分为两等。入“死节传”为高，“死事传”次之，而事诸朝者入“杂传”。经他甄别统计，五代能入“死节传”的仅3人，士人无一例。入死事传的有11人，士人仅1人，却是南唐的孙晟。中原死事的都是武人，文士无一个。欧阳修很感无奈：“得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也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苦恼到最后，欧阳修不得不作出让步：“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
然司马光的“臣光曰”第117篇，却是“责士以死与必去”。通过层层抽丝剥茧，力图还原冯道的基本面，籍此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为人臣的样子。
司马光辨析了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全身远害”或曰“大隐隐于朝”的命题。
林下之志与经济天下，这两者皆是古代士人宿命性的思想，他们将这两者看作日月经天一样的自然，亦是深刻地浸润于他们的骨子里。自打识字之初，或是父辈，或是先生，或是书卷，无时无刻不在告诫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然后他们的一生，便行藏于独善与兼济之间，并视此为大义。出处坐卧，一以之为准绳。中国士人的集体人格，便打造在这里，最为健康，也最为健全。
于是儒家就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明知政事不治，天下将乱，凭个人的能力独木难支，就没必要去趟浑水。于是相约隐居。而“隐”有二种形式，一是结庐林下，去看云。一是当个小官，拿点微薄的薪水度日。
中国士人眼中的“隐”，并不是脚底抹油，漠然或者漠视，却是要为天下未来遗存读书种子，保留一份薪火相传的火种。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明智的全身远害。他要入了居了，如被自杀，哪得有后来光明烛照的修《诗》、《书》与定《礼》、《乐》？于其次，王通上书隋文帝不见用，于是讲学河汾之间，亦为大唐培养了相当的学士。
“全身远害”的实质是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牺牲。但大义当前的时候，必得要豁得出去——“见危致命”，这是士人权衡死抑或不死的天平。孔子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与不入危邦、不居乱邦，看似挺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上刀山、下火海，不是为了抢劫，却是为了誓死捍卫“人道之大伦”的底限。而“人道之大伦”指什么？“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
“妇之从夫，终身不改”，时下行不通，但我们可以变通理解。家道要不和谐，床头打到床尾，卧房打到客厅，这是家？而“臣之事君，有死无贰”，必得坚守，汉奸买办太多了，家国岂有宁日？
司马光说，盗跖以寿终与子路死于卫乱，“果谁贤乎”？
依我来看，冯道似也有“大隐隐于朝”的意思。但这句话，要找本原出处相当不容易。白居易有《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其思想与司马光所说的“优游下僚”，大体接近。坊间也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
隐于朝，是说做太平官，还是无所事事？不好说。司马光就称赞与姚崇搭裆的卢怀慎，虽也是宰相，却不管事。但卢怀慎有一个长处，宽宏大量，不见功眼红，不拆台，这很难得。按理说，冯道亦是如此啊，《通鉴》不是说他“为人清俭宽弘”么？清朝的钱大昕，就应用“二证考据法”，从金石文里考证出，五代时期“政由枢密”，宰相不过是虚职，“名为宰相辅，实同庶僚”，替冯道开脱。但冯道涉嫌当“买办”，专门经纪新主子代替旧主子，这是铁定的事，与有实权没实权无关。
那么“优游下僚”为什么不受指责呢？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普通公务员替县长作决策。而身为高级官僚，“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当是他的本份。而冯道官是做得够大的了，“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却占着茅坑不拉屎，窃位素餐，一无作为。以至吃里扒外，当着老皇帝的官，却去劝进新主子，尔后再接着当大官，富贵自如。司马光于是痛批冯道“兹乃奸臣之尤”，顶级奸臣也。
司马光理想中的臣子是这样：为人臣“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当死的时候就得死，无有“朝为仇敌，暮为君臣”的道理。如果大节有亏，即使有小善，也不足称道。
附：臣光曰117：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絍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复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雠，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通鉴》卷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