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汉武帝用赵过（臣光曰28）
汉武帝晚年深悔自己的过度扩张举动，弄得民不聊生。当时国内情况糟到什么程度呢？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于是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再加上晚年失子，痛自悔伤，汉武帝久已缺失的人情味，便是在这黯然神伤中得以复舒。征和四年（前89），他在“轮台罪己诏”中深刻反省自己，不该那样对四夷大打出手，不该那样迷信长生不老，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我刘彻一人的错。于是罢轮台戍，“由是不复出军”；遣罢一切牛鬼蛇神，不再吃那劳什子丹药。刘彻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天底下哪有什么仙人神人啊，都是方士骗人的玩异，其实只要饮食有节，自然少病。”汉武帝的心思里开始考虑“思富养民”。
关于“思富养民”，在政治上分两步走。一是起用对“革命”功劳不大的田千秋为相，给天下人一个偃武休兵的态度。当时田千秋不过是高庙管理处主任（高寝郎），却斗胆上书为太子伸冤，汉武帝因言感悟。其实这悟，我认为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之前有个叫令狐茂的人，首先上书为太子辨解，当时太子还没死，汉武帝有感于令狐茂的话，认为有理，《通鉴》说：“天子感寤”。但碍于面子，并没有及时下诏赦免，导致太子自杀。武帝本有悔意了，再经田千秋一激，遂老脸也不要了。于是诛灭江充一族，将老是讲太子坏话的苏文押往渭桥，当众烧死。
武帝赞扬田千秋的话是这样说的：父子之间的家事，外人本不好插嘴，独公不避嫌疑，这是高祖显灵派你来辅佐我啊。联想到太监苏文等人的作为，武帝的这一番话就大有深意。既然武帝明知父子家事，别人不能插嘴，尽管他先杀了黄融，但为什么还留苏文在身边？苏文作为太监，而又有机会给皇帝打小报告，苏文和武帝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自武帝不信任皇后、太子，极有可能转而授意亲近太监，去监视太子党的一举一动，故而太监才敢胆大妄为如此。汉武帝晚年思子之深，应该和他早先的过分举动不无关系。
汉武帝先提拔田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连升何止三级。不几个月，又提拔他为相，封富民侯。这个侯名所传递的信息就相当强烈，由此来看，江充逆探“尧母门”也不是胡猜。田千秋能力一般，没什么过人之处，却在短时间内拜相封侯。李广出生入死，打了半辈子仗，连侯毛都没巴望上，田千秋的运气不是太好了吗？《通鉴》且还说，他比前后几任的相爷都要称职。我以为，这就是汉武帝晚年的用人心思了。正因为此子无大才，才不会胡搞，岂不是暗合“萧规曹随”的意思？汉武帝的本意也是要恢复老祖宗的与民休息，所以“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在用人上的第二步举动，是起用赵过为“搜粟都尉”。仅从字面上看，“搜粟都尉”很有周扒皮的功能。武帝最初设此职也是如此，属军方不属地方，专门负责为军队征集粮食。但时过境迁，汉武帝此时用赵过为“搜粟都尉”，用意显然不在这里。
赵过是农学家，熟悉农业生产，又小有发明才能，虽比不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却也极力推进增产增收工作。史书关于赵过其人，记载缺失，其籍贯、生卒年不详。但《汉书·食货志》记载了他在农业生产动力、技术和工具三个方面的创造和贡献。赵过推行“代田法”，也即春秋战国时盛行的“畎亩法”，他进行了改良。就是说，在一亩地里作三条沟、三条垄，沟和垄的位置每年互换，这样可使土地轮番得到休耕，在肥料不足的情况下，自然恢复起地力。赵过的推行“代田法”，也可以是科技下乡的前驱。他先在小范围进行试验，证实确比“旁田”增收，然后再对县令长、乡村中的“三老”、“力田”和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技术训练，最后全面推广。赵过还亲自发明一些农业器具，东汉崔寔和北魏贾思勰都认为下种用的耧车，就是他创制的，“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28篇评论了汉武帝晚年施政方针的转变：事实证明，人才无处不有。汉武帝先是好武功，便有许多不怕死的人出来效力，开疆拓土，无不如愿。后来休养生息，重视农业，就有赵过等人出来教民耕耘，百姓也从中获得大利益。这便是身为领导人，因其喜好不同，而对手下人产生的巨大影响。假如汉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器度，有意复兴商、周之盛业，难道就没有三代之辅臣出现吗。
司马光显然是在打趣汉武帝，要早如此，不是可以直追三代么。三代在后代读书人的眼里，那是楷模的清明世界。司马说：“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这话说得极在理。人才何代无之，关键看你怎么用。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下了一道求贤令，“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我汉武帝不管什么人品不人品，只要有才，有能，可以出将入相，可以出使“绝域”，尽管来，我都给官做。于是乎，正如司马光所说，“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此便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很简单。司马光批“尧母门”一事，要皇帝举动审慎，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认为，汉武动兵四夷，有用力太猛之过。但他的打匈奴，也是必须得打，一是雪耻，一也是为京师的安全。不把匈奴打残，遗祸后代，出个知文不知武之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上演“靖康之耻”。
附：臣光曰28：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通鉴》卷22）
